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忽必烈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不仅少了传统的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而且把云南视为国家版图的重要部分加以经营，使云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与内陆的合一，也为明清的継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的这一历史进步是与南诏、大理国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该地区的局部统一分不开的。 洱海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为南诏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白子国首领张乐进求与南诏诏主细奴逻战败逊位，为南诏打通了通向洱海地区的门户。此外，这一时期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南诏对洱海地区的统一，吐蕃崛起后，不断向南扩展，势力延伸至洱海北部的维西和剑川等地，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双方由于共同的目的而走到一起。从开元年间起，南诏在唐朝的帮助与策划下讨平洱海诸诏，统一了洱海及其周围地区，但南诏并不满足于滇西一隅，其觊觎的是爨氏白蛮控制的滇东地区，便于天宝年间借唐朝与东爨白蛮之间的矛盾，乘机兼并了富饶的滇池及其以东地区。面对南诏势力的膨胀，唐朝采取了抑制打击的政策，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加上“安史之乱”后唐朝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由主动变为被动，于是南诏摆脱了唐朝的羁绊，积极发展势力，成为唐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建立的大理政权，其版图与南诏大致相当，制度上与南诏也是“国号相沿，王号亦相承”。在与内陆关系的认识上，力图与宋朝保持臣属关系，但宋朝鉴于“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教训，把大理国划为徼外之地，因而在处理与大理国政权关系时始终摇摆不定，加上两宋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勇气至高宗时已消失殆尽，对大理国的冷淡态度有增无减，百般刁难，但大理国始终维持对宋朝的臣属关系并坚持与宋保持密切联系，在边疆与内陆的一体化问题上又比南诏有了进步，文化上的认同感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积极发展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了其统治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使统治者能腾出手来致力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改善。南诏统治者大多注重发展社会生产，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其国人“专于农，无贵贱皆耕”，并设置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吏。同时也积极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并设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如厥爽主工匠营造，万爽主犀藏出给，禾爽主商业贸易，皆为南诏重臣清平官、大军将、酋望来兼任。此外还设乞诧主马群，禄诧主牛群，巨诧主仓廩，从而在发达地区出现“国人无贵贱，皆农耕”，“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及“自是文工织，与中国埒”的局面；山区和边远地区的经济水平虽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但也有了很大进步，不少落后地区甚至开始种植水稻或其他经济作物。经过南诏的经营，洱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其水平超过了滇东而成为新的经济文化中心，可见南诏对发展经济的高度重视。大理国政权也较重视经济建设，开国国主段思平曾对自耕农减稅粮一半，免三年徭役，并免征滇东三十七部徭彼，从而使南诏末年遭到破坏的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洱海、滇池地区的经济已经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北宋商人杨佐于澳中地区“见大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与东蜀之资、戎”，可见这一时期云南的农业可与内陆四川地区媲美；手工业上以其技艺精湛的甲胄、毛毡、制造品等深受中原人民的青睐；商业贸易上，南诏时期以“缗帛及贝市易”，到了大理政权时期已普遍使用白银。 自汉代以来，云南联系内陆和周边国家的清溪关道、石门关道和安南至天竺道仍是南诏时期的主要交通要道，南诏还开辟自滇南达今广西南宁的邕州道，从今曲靖经贵州遵义达四川彭水的黔州道以及从今大理经丽江过四川康定达成都或经丽江至拉萨的“北至大雪山道”。大理国时期，云南境内的交通线也很发达，北宋熙宁间成都人杨佐至大理国买马，见云南驿里雄碑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讯其里堪，多有完葺者”。东至戎州和东北至成都分别指唐代的石门关和清溪关道仍是大理国时期云南通往内陆的重要通道，其余的则是大理国通往中南半岛等国的交通线，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交通的便利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对“增强云南地方民族的向心力，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诏统治时期，统治者非常重视疆域的拓展和巩固，在处理辖区内少数民族事务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效地控制了当地少数民族，便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白蛮因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南诏政权对其拉拢利用，使之承担重要职务和赋税；对洱海周围和滇东地区的白蛮、乌蛮望族，则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缓慢的世居民族，则通过设节度并派遣官吏进行松散的羁縻统治。到大理国时期，云南腹内陆区已由奴隶制发展为封建领主制经济，无需再征服大量的少数民族做奴隶，与南诏相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战较少。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通过盟誓或予封的方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力，通过这些方式，巩固了大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了继汉晋以来又一次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的民族融合，南诏统治者通过迁移、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汉族人口和当地少数民族，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其主观目的是使其离开本土不易反抗，带有强迫的性质，但在客观上通过迁移，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区共同生存，相互融合，民族界线逐渐淡泊；通过掠夺，大量内陆人口进入云南，融入到当地少数民族当中，为当地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落后民族进入发达地区，学习和借鉴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重视和笼络汉族及其他民族上层官吏进入统治集团，不仅促进了南诏统治者自身的进步，也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大理国时期，由于北方战乱较多，大理国的统一吸引了周围地区的汉族进入云南，如杨佐到大理国买马，于滇中见群蛮锄耕，于是用夷语询问，却有老翁垂泪曰：“我乃汉嘉之耕民也，皇祐中以岁饥,来活于兹，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也。”至大理国后有“头囊儿”相伴，这些“头囊儿”能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情况下，能把汉语保存下来，说明经南诏至大理国时期，汉族人口已为数不少，为元代云南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异牟寻常“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因而严格要求南诏子弟学习儒家文化，“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学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者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于千数”，丰祐甚至“慕中国，不与父连名”，抛弃父子连名制的惯例。大理国时期，尽管两宋以大渡河为界，对大理国较为冷漠，但大理政权始终持积极.态度通过官方和民间与两宋进行文化交流，这与汉晋时期南中大姓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大姓活动的郡县周围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人们对中原文化的渴求进一步加深，文化认同感进一步加强，正如郭松年所说的'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由于与外界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形成了南诏、大理国的主流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是“以白蛮、乌蛮文化为基础，广泛吸收了汉族、吐蕃乃至印度和中南半岛等文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也为元代云南很快实现与内陆的合流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此外，南诏、大理国时期，不仅与唐、宋中央王朝保持了密切联系，而且与东南亚诸国也较为友善，南诏先后与骠国、弥臣国、大秦婆罗门国、小婆罗门国、夜半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昆仑国、勃泥国等保持了经常的经济文化联系。大理政权在南诏的基础上与东南亚诸国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朝贡和贸易关系往来。起到了中原封建政权与上述诸国交往的门户和桥梁作用，为元代经营东南亚诸国和对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即“元人之视滇南，较西北诸藩为重，盖中亚西亚领域，以之交通欧洲，屏藩王室；若国力强盛，则拓土开疆，无有巳时。势有不逮，弃而等诸瓯脱，于国家之才艮本，故无舆也。而大理之讨伐，殆于经营缅甸外，更有席卷南宋，奠定中国之需要”。 总之，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较长的时期里完成并维护了今云南和川西南地区的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上两个政权统治者对其辖区进行了积极经营，为13世纪蒙古军占领云南后，建立云南行省，成为一个单独的地方行政区域，并很快得以巩固，使今云南省和四川西南部重新回到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与内陆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的联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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