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之战,而对川北之战事知之甚少。四川是主站场,川北,广元,巴中更是蒙古南下首犯之地。
据明代文献学家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 ·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中记载:“宋淳祐都统张实创筑,取扫平梁州之义也”。 又据清代黎学锦等修撰的《保宁府志·卷十五·古迹》中记载:“张实筑平梁城题名记:大宋淳祐十一年都统制忠州刺史环卫张实,大使余龙学率诸军创平梁城,山名取抚平梁州之义……正月九日兴工,三月既望毕。纪地名、纪岁月,庶知此城为兴复之基云” 在清道光《巴州志·山川》中记载:平梁山“山形高大而上平阔,周数十里,俱悬岩峭壁,莫可攀援。惟四隅有小径可通,上下亦崎岖逼仄,不可驰骋……” 这样的地势条件是符合当时余玠“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防御方针的。其具体说,平梁山筑城有三个优势。 1.山势险峻,占有良好的战略位置和地形条件。“地则坐据要地,壁立万仞,天人助顺,汉中在掌握矣”(清·道光《保宁府志》),这就很形象的说明了,平梁山作为依山筑城的防御城池,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清道光年间,巴州代理知州福建人朱锡谷,在其编纂的《巴州志》中,更为详细地对平梁山的地形地势作了记载:“出州城西行十余里,山渐高,迤逦以至平梁山下,雉堞参差,望之如天半赤城,缥缈在空际。四围皆悬崖峭壁,仅微径可上,既入城,则平野豁然矣”。 三.平梁城与元蒙寇蜀 1.元蒙寇蜀与余玠治蜀 蒙古贵族攻宋,始于宋绍定元年(1228),结束于宋祥兴二年(1279)。其对四川地区的大举进攻,是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七月窝阔台汗“遣达海绀卜征蜀”(《元史·本纪第二·太宗》)开始的。宋端平三年(1236)十月,蒙古攻下成都,占领了蜀中大部州县,不久又全军撤出。宋嘉熙四年(1240)和宋淳祐元年 (1241)又两破成都。 在这种情况下,朝庭于宋淳祐二年(1242)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以“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宋史·余玠传》)的抱负,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赴任的。余玠到任之后就贴出招贤榜,“集众思,广忠益……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宋史·余玠传》)。在认真调查研究之后,他总结了四川各地结寨自保的经验,决定了依山筑城、恃险拒守,以步制骑,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方针。于是,四川各地迅速响应,纷纷筑城修寨,出现了许多山间壁垒。也就是说在四川境内布下了许多战斗据点,以屯兵、积粮、保民、战守,各据点之间相互声援,又以各通航河流或官道为联络线,点线结合,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这对遏制蒙古军队(尤其是骑兵)的攻扰,坚持长期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余玠自宋淳祐二年(1242)出任四川制置使,八年之间先沿长江,后逆长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20个成体系的山城。“这个体系的后卫线以四川制置司所在地重庆城为中心,以嘉定凌云城、合江神臂城、万县天生城、奉节白帝城为两翼。前方线则以合川钓鱼城为中心由会注于钓鱼城下的嘉陵江以及嘉陵江支流沿线的多功城、青居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小宁城、平梁城、大良城、铁峰城、沿沱江流域的云顶城所组成”(袁庭栋著《宋末四川的抗蒙战争》),“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宋史·余玠传》)。 巴州的平梁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于宋淳祐十一年(1251)由都统张实奉命率巴州军民创筑的。
平梁城修建在高山险崖之上,开山采石,垒石为城,伐木为材,架材为屋,虽是就地取材,但工程浩大而艰苦。然而,巴州人民和抗元将士们,在不长的时间,创造出十分惊人的奇迹。“平梁城的修筑更短,‘正月九日兴工,三月既望毕’,只用了两个多月。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这是办不到的”(胡昭曦著《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
创筑平梁城时,余玠即在小宁、平梁、得汉诸城之间活动,并亲率“诸将巡边”(《宋史·余玠传》)。平梁城既筑,且“坐据要地,汉中在掌握,将以为兴复之基……”,并形成了“西有平梁,东南有小宁,两城屹然,实为州境保障”(清·道光《巴州志》)的格局。有了后方根据地,余玠任主修小宁城的谭渊“权知巴州”、“知东路军总管”(清·嘉庆《四川通志》),自已亲率中军“北伐”抗元。在宋元钓鱼城之战中,合州城、渠县的礼仪城、通江的得汉城、巴州的平梁城等十数城互为犄角,牵制了蒙哥汗对钓鱼城的进攻,这些都说明了平梁城在抗元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