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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玻璃起源新论

 cy518 2020-06-03

玻璃与瓷器同属于硅酸盐研究领域的人造产品。中华民族祖先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的商代晚期发明了原始瓷器,玻璃则是埃及和西亚人在公元前4000—3000年创造的。玻璃比起瓷器的发明提早了2000多年[㈠]。根据现有考古发掘资料获悉,中国境内出土最早的玻璃在与西亚接壤的新疆地区,早于中原地区出土的玻璃近500年[㈡]。河南固始春秋末期侯古堆1号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

(图1河南固始春秋末期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国内学者普遍承认,它们都是从西亚进口的古代奢饰品[㈢]。那么,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学会制作玻璃的呢?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是战国晚期。近年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玻璃“蜻蜓眼”、玻璃珠和玻璃管等随葬品,其化学成分与前者有明显差异。前者为西亚常见的“钠钙玻璃”,后者属“铅酸玻璃”又称“铅钡玻璃”。20世纪70年代,干福熹先生等根据查阅的资料和初步技术检验,对出现在我国的古代铅酸玻璃的起源,提出“自创说”,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随后杨伯达先生从出土文物资料的分析,支持中国古玻璃“自创说”的观点。以后,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和报导[㈣]。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在中国出土的,类似西亚产品的铅酸玻璃“蜻蜓眼”,应是中国人的仿制品。尽管铅酸玻璃“自创说”,目前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共识,但笔者持不同意见。根据笔者初步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尼姆罗特(Nidmrund)地方出土的铅酸玻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这比我国发现的此类玻璃早了300多年。此外,在古印度也有铅酸玻璃的发现。

主张“自创说”的学者提出的论据之一,造型和纹饰独特论。两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物,有许多都是中国当时特有的造型和纹饰,如仿制玉璧的玻璃璧,仿制漆器的玻璃耳杯等等
(图2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玻璃璧)。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瓷器与玻璃在工艺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从制坯到施釉再到烧成,必须在窑场内依次完成,原材料一经烧制,多不可再回收使用。后者则不然,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煅料,就是把配好的原料放入火中加热,当配料熔化后,随即将其倒入水中迅速冷却,使之碎成小块,称作“玻璃料”,以备后用。第二阶段是成型,即把玻璃料二次回熔后,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中,进行加工成型。玻璃料可以回收,反复使用。玻璃加工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可以在窑厂依次完成,也可以异地进行。特别是回熔温度只有700—800℃铅酸玻璃,根本不需要在窑厂内完成第二阶段作业。手工商贩只要带着数十斤玻璃料,再准备一些简单工具(火炉、风箱、木炭、坩埚和模具等),就可以流动作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在北京城内还经常看到此类商贩,沿街叫卖,为儿童吹制各种玻璃玩具,北京人俗称:“扑扑噔儿”。

汉武帝击败匈奴,开启汉通西域之路。中国把丝绸、茶叶和瓷器运往西域各国,西域各国也把他们的物品和工艺输往中国内陆。正是西亚工匠把琉璃陶器的烧制技术输入我国,才使这一时期的“汉绿釉”产品,在我国南、北丝绸之路沿途及周边地区蓬勃发展。中国古代玻璃制品和技术由西方传入,是毋庸置疑的史实,这在中国古代史籍,如《魏书》、《西域传》、《太平御览》、《史记·大月氏传》,《旧唐书》中,皆有记载。在国内也出土了不少具有西方古罗马、古波斯和古代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玻璃器皿。玻璃这种易碎品,长途运输极其不易。携带玻璃料就不同了,可以走到哪里加工到哪里。西亚工匠带着玻璃料来汉地,根据中国人需要为其制作玻璃器,成本更低、市场更好。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首都洛阳就居住着众多西亚人。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来判断它是否国人制造,还必须在我国境内找到同时期开展锻料工艺的玻璃作坊遗址。古陶瓷窑遗址在我国大江南北,遍地开花,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很少看到玻璃作坊遗址的考古报告。据笔者查证,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玻璃作坊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新疆若羌瓦石硖元代玻璃作坊遗址,另一处是山东博山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我国内陆发现的古玻璃窑址则只有山东博山一处。元代疆域辽阔,包含了西亚部分地区,西亚制作玻璃的技术传入中国内陆成为可能。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笔者只能把中国制作玻璃的年代定在元代。

主张“自创说”的学者提出的论据之二,铅同位素示踪理论。布里尔(BrillR.ll.)博士是国际上将铅同位素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第一人。198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上,布里尔博士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玻璃铅同位素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他取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馆藏样品中的古玻璃铅同位素比值208Pb/206Pb对207Pb/206Pb进行比较(图3)。
图中1中国、2埃及、3美索不达米亚、4希腊、5英格兰、6西班牙7意大利,共分三个区域,中国区处于分布图的低值和高值两端。他认为其中左下角低值铅应当产自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高值铅虽然没有确定产地,但与上述国家古玻璃样品亦有差异。他据此提出中国古玻璃为中国自产。布里尔的发言如晴天霹雳,给中国学者带来巨大鼓舞,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并经常加以引用。

全世界存世和出土的古玻璃成千上万,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小铅矿也多如繁星,仅根据少数几个检测样品很难得出普遍规律。布里尔博士通过非常有限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使主张“自创说”的中国学者欢欣鼓舞,但其逻辑上的严密性却难以让人信服。十四年后的1998年,国内学者姜中宏和张勤远发表论文指出,他们收集和整理的中国大部分地区铅矿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包括云南及其他西南地区在内,并没有发现与布里尔博士所标出的左下角中国区相对应的中国铅矿铅同位素比值。中国铅矿铅同位素比值范围一般在208Pb/206Pb=2.0539-2.3002之间,207Pb/206Pb=0.8267-0.9605之间,也大大超出了布里尔博士所圈定的范围。更有意思的是,该数据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出土的古玻璃统统纳入了中国玻璃的范围之内(见图3虚线区内)。按照布里尔博士的逻辑,这些数据似乎证明古代不是西方向中国出口玻璃,而是中国向西方出口玻璃。在此姜、张二位学者,只是统计了中国国内铅矿铅同位素比值范围,还没有西方各国所有铅矿铅同位素的比值。笔者相信,如果统计出来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可见,用铅同位素比值来确定玻璃产地,还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离现实还相距甚远。

主张“自创说”的学者提出的论据之三,就是中国铅酸玻璃中的特有元素“钡”的存在。笔者没有系统研究过西亚出土的古玻璃,是否有铅钡玻璃存在。如果有也没有意义,人们会说“都是从中国流入的”。要了解中国汉代玻璃为什么会有钡氧化物存在,就必须了解钡在玻璃中的作用。现代科技告诉我们,钡的引入可以降低玻璃的熔融粘度,增加析晶倾向。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能降低制作难度,提高质量,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玻璃乳浊度,使其看上去更象天然玉。中国人对玉这种天然材料,有一种极其浓厚的偏爱。古人相信玉可以使尸体不朽,因此有些玉是专门为保存尸体而制造的,称为“葬玉”。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有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含和握玉等。作为玉的替代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含和玻璃“握玉”,制作起来要比琢玉容易的多。

任何一项技术都是由初级向高级逐步发展而来的,玻璃制作工艺也不例外。此前从来没有做过玻璃的国人,又如何突然懂得使用莫氏硬度只有3-3.5的重晶石(BaSO4)来制作仿玉玻璃呢?显然不可思议。然而,具有历代长期实践的西亚工匠,在积累了丰富玻璃制作经验的基础上,为了迎合国人的需求,添加重晶石改变玻璃的光滑度和透明度,应当顺理成章。否则,又如何解释,历史步入魏晋时期,铅钡玻璃就突然消失的历史现实呢?魏晋以来的玻璃制品,绝大多数是从罗马、波斯进口的钠钙玻璃和钾钙玻璃,偶有铅酸玻璃出土也不再含有钡氧化物了。有专家解释说,那是由于中国瓷器的发展替代了玻璃,国人对瓷器喜欢胜过玻璃,因此国产玻璃受到抑制,才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上述原因成立,铅钡玻璃也不会消亡的如此突然。有史记载,魏晋以来,产自异域的玻璃已成为上层社会争相追逐的奢饰品,并用以斗富。北魏文献《洛阳伽蓝记》记载:“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设宝器……。自余酒器,有水精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当今考古所见,西域来的玻璃均出自贵族墓和佛塔塔基之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但喜欢玻璃,还视若珍宝,非常人所能享用。笔者认为铅钡玻璃迅速消亡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国人并没有掌握它的制作技术。当东汉末年匈奴势力再度崛起,丝绸之路重新阻断,中土战争频仍,西亚工匠自然逃离此地,铅钡玻璃也就随之绝迹了。其后,流入中国的罗马玻璃,均为商贩冒生命危险走私而来,由于其价昂贵,仅供贵族享用。直至元代,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之后,东西方技术交流日趋频繁,玻璃制造技术才被国人逐步掌握。

玻璃是埃及人的发明,早在埃及先王朝巴达里文化期(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已经出现挂釉的冻石,这是古代埃及人制造色彩美丽的人工石制品的一种手段,尤其在缺乏珍贵石料资源的埃及,为了满足社会对青金石的大量需求,只好试产这种人工制品。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普遍使用这种材料制造玻璃和琉璃,被人们称之为“埃及·法依恩斯”[㈤]。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出现了玻璃器皿。公元前4世纪埃及又发明了玻璃铸模工艺、车花、镌刻和镀金工艺。公元前1世纪叙利亚人创造了吹制工艺,可以将玻璃液随心所欲地吹成各种形态的器皿。以后相继出现了模具吹制法,这是批量生产玻璃器皿的开始。公元1世纪,罗马成为玻璃制造业的中心。罗马帝国的玻璃工艺有吹制、吹模、切割、雕刻、镌刻、缠丝、镀金等
(图4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缠丝玻璃瓶)。

石英(SiO2)是玻璃的基础成分。天然石英的熔化温度为1700℃,显然古代的炉温是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温度的。古代埃及人首先发现,向石英粉末中添加一定量的苏打、木灰或胡粉等就可以大大降低石英的熔化温度,烧出晶莹剔透的玻璃来。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苏打、木灰和胡粉中含有钙、钠、钾、铅等金属氧化物,起到了助熔剂的作用。根据玻璃中所含助熔剂的不同,我们把古代玻璃分成三类。用苏打作助熔剂的叫“钠钙玻璃”,用木灰作助熔剂的叫“钾钙玻璃”,用胡粉作助熔剂的叫“铅酸玻璃”。这种用苏打制作的钠钙玻璃,性长而软,即成型过程中冷却速度慢,更易加工。使用山毛榉树和其他落叶乔木灰烧制的钾钙玻璃具有与之相反的特性,冷却时间短而硬,虽不易加工,但品质更好。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的剑格上就镶有此类进口玻璃。用胡粉作助熔剂的铅酸玻璃主要特点之一是熔点低,用简单设备即可熔化加工。用它不但可以直接加工玻璃,还可以把原料涂在陶器上,制成琉璃陶器。“胡粉”化学名称叫“碱式碳酸铅”,俗称“铅白”。“胡粉”顾名思义,是从西亚进口的碳酸铅制品,呈白色粉状,有较强遮盖力,最初用于贵族妇女的面部化妆。

春秋战国时期传入我国的西亚“蜻蜓眼”工艺品有两类,一类是陶胎挂釉“蜻蜓眼”
(图5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出土的陶胎琉璃釉蜻蜓眼),一类是彩色料质“蜻蜓眼”。北京地区传统上管玻璃工艺品叫“料器”,笔者故以此命名。按照古代名称,前者叫“琉璃”珠,后者叫“水精”球。许多当代人习惯称玻璃为“琉璃”,其实在古代它们二者是有区别的。琉璃专指施有铅釉的陶制品,“汉绿釉”、“唐三彩”均属此例(笔者在“瓷器的革命”一文中有详细阐释,不再累述)。古人管玻璃叫“水精”,这也因为国人在没有掌握玻璃制造技术前,把这些外来尤物看的很神秘,误以为是聚水之精华而成。也有当代学者将古代“水精”一词解释成天然水晶,这也未尝不可,二者基础成分都是二氧化硅(SiO2),无非一个是天然晶体,一个是人造均质体,外观十分相近,古人难分彼此,不足为奇。

元末明初的山东地区,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玻璃作坊。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也做了相关记载:“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齐火,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烧瓴商瓦,转釉成黄绿色者,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泻珠铜线穿合者,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袋,硝用煎炼上结马牙者。各色颜料汁,任从点染。凡为灯、珠,皆淮北、齐地人,以其地产硝之故。”宋应星所说“齐地人”,与我们前面说的考古发现正好吻合。清康熙一朝,为创建御用玻璃厂,令在宫廷任职的法国传教士写信回国,请法王派遣玻璃技师来朝主持建厂。一千多年前的欧洲教堂已经普遍采用彩色玻璃装饰门窗及屋顶了,而明清两朝皇宫的窗户,一直都在使用窗户纸,光绪年间才开始换上从比利时进口的玻璃。由此看来,中国是瓷器之国而非玻璃古国。


[㈠]《欧洲玻璃器发展简史》杨·申特耐尔

[㈡]《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玻璃》干福熹

[㈢]《中国考古发现的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安家瑶

[㈣]《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8卷4期 干福熹

[㈤]《用铅同位素特征研究中国古代铅(钡)玻璃》1998年2月《硅酸盐学报》姜中宏张勤远

图1河南固始春秋末期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

图2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玻璃璧

图3古代玻璃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图

图4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缠丝玻璃瓶

图5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出土的陶胎琉璃釉蜻蜓眼

[1]《欧洲玻璃器发展简史》杨·申特耐尔

[1]《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玻璃》干福熹

[1]《中国考古发现的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安家瑶

[1]《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8卷4期 干福熹

[1]《用铅同位素特征研究中国古代铅(钡)玻璃》1998年2月《硅酸盐学报》姜中宏张勤远

图1河南固始春秋末期侯古堆1号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

图2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玻璃璧

图3古代玻璃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图

图4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缠丝玻璃瓶

图5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出土的陶胎琉璃釉蜻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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