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在一千多年前的晋唐之际，有一位名为华阳真逸的隐士得到一只仙鹤，云游四方，惜鹤逝于镇江，主人作哀辞刻于焦山西麓崖壁之上以此铭记，这便是中国书法史上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摩崖刻石《瘗鹤铭》。
《中国书法报》265期、266期推出《瘗鹤铭》专辑，特邀陆宗润、王家葵、丁超、陈郁、潘美云、梁少膺诸位先生，使我们对《瘗鹤铭》刻石的形制和年代、坠江状况，打捞过程、故宫藏潘宁本等历代藏本的真伪及清代人对《瘗鹤铭》的研究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瘗鹤铭》之谜首先是从书写者和书写年代展开的。由于铭文只书撰写者的字号未书姓名，只书干支未书朝代，而且没有完整的文章内容留下，宋代以来众多文人学者对其撰书者、镌刻年代、书法风格等方面的论说颇多却无定论。关于书写者有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等说法，其中以陶宏景撰书于梁天监年间者为主流，随着梁天监年刻制的石井栏铭文的发现，也佐证了《瘗鹤铭》书于南朝梁朝期间的说法。 历史上留传的《瘗鹤铭》文章内容的增补本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北宋刁约发现的“唐人本”“邵亢本”“张壆本”（下文简称邵张本）和“壮观亭址别刻本”，元代的“镇江府治本”，明代的“玉烟堂本”，清代的“程康庄本”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唐人本”“邵张本”和“张弨考订本”。 《瘗鹤铭》原本刻于镇江焦山的西崖上，相传其原址位于今“壮观亭别刻”遗址北约百余米的山崖上。早在宋代，当地人因《瘗鹤铭》下半部已经碎裂坠入江中，便在附近崖壁上把未坠江的上半部文字做了翻刻，世称“壮观亭址别刻”。其字体与文字内容都与原刻本非常相似，是研究《瘗鹤铭》的重要史料。 大约在唐天宝年前，《瘗鹤铭》下半部的铭石被雷击后坠入江中，唯冬季枯水期才水落石出露真容。严冬的长江寒冷刺骨，要湿纸贴石，扑墨椎拓并非易事。后经陈鹏年打捞，频繁的椎拓致使铭文迅速损坏，加之不断地剜凿修整使文字变形，《瘗鹤铭》的书法艺术价值也大为降低。 从清康熙年间始，2号石被张弨误为宋人补刻，翁方纲在《〈瘗鹤铭〉考补》中作了非重刻之辩，晚清著名金石家端方、李葆恂则认为2号石是原刻，其它3石是宋人补刻；而今人有除3 号石以外另4块石头都是重刻的说法。这5块铭石孰是孰非存疑了300余年。 故宫藏“潘宁本”《瘗鹤铭》再鉴——兼论“水前本”问题 今存《瘗鹤铭》拓本，通常以故宫博物院藏“潘宁本”（潘宁旧藏本见故宫博物院编《宋拓瘗鹤铭两种》）为最早。因为拓本上钤盖有“游似”朱文印（图1），潘宁将其定为“宋拓神品”。马子云对此深以为然，王壮弘也同意此说。《瘗鹤铭》拓本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陈鹏年鸠工打捞为分界，此前为“水前本”，此后则是“出水本”。打捞出水的《瘗鹤铭》残石共5块，“潘宁本”的内容相当于第三块残石，第三块石何时坠江不详，但至少马子严探访时（1189），此石尚在“崖间”。如果“潘宁本”是宋拓，自然是落水以前拓制；此后石刻坠落。在江水中浸泡500年，然后打捞上岸；潘本的存字竟然与出水以后的拓本相差无几，实在不可思议。更有意思的是，前引文献都谓这块残石“三十字”，而潘本与出水本都是29字，缺失者为第三行末“浮丘”的“丘”字。康熙六年（1667）张弨（力臣）亲自到焦山探访，撰成《〈瘗鹤铭〉辨》一卷，书前有《瘗鹤铭》图，标记所见字迹，第三石为30字，“丘”字完好。康熙五十一年，《瘗鹤铭》出水后之次年，汪士鋐撰成《〈瘗鹤铭〉考》，书前刻有张弨原图和出水以后的《瘗鹤铭》图，两图对比，“微”“翔”两字残损加剧，“丘”字缺失。这几个字的位置都在残石之边沿，很可能是陈鹏年打捞上岸时，磕碰造成的残损。由此可以断言，第三石“水前本”当存有“丘”字，凡无此字者，应该都是用“出水本”冒充。由此看来，“潘宁本”不仅够不上“宋拓”，甚至不是张彦生断定的“明拓”，而是用“出水本”涂填之伪品。包含“厥土”和“爽垲势掩”6字的拓本，绝无可能是明拓。不仅如此，结合前引杨宾考察记录，他拓到了由张弨发现的“厥土”和“掩”字，但属于第四石的“爽垲势”3字，因“在石隙不可拓”。由此看出，张弨新发现的6字，因为在江水中位置特殊，非特别之机缘，难于拓全。今天所见包含以上字样的所谓“水前本”，恐怕都是用“出水本”冒充的。包含有第五石的翁方纲旧藏《瘗鹤铭》“水前本”，传拓时间应该在张弨勘访之后，很可能也是用“出水本”冒充。……换言之，这件“徐用锡题跋本”很可能是真正出水以后“最初拓本”，当然也是现存《瘗鹤铭》拓本中年代最早者，完全可以成为“初出水本”的标准件，但绝不会是“水前本”。（详见《附记之一》）翁闿运先生曾在《书谱》杂志撰“谈《瘗鹤铭》”长文，其中有一段介绍“清初颜光敏旧藏《瘗鹤铭》仰石明拓未剪本”。……由此判断，拓本上白文“颜光敏印”，一定是不良碑帖商人弄得狡狯，诱人上当而已。（详见《附记之二》）……综上所述，这本有杨宾题跋的所谓“水前本”《瘗鹤铭》，应该也是后人用“出水本”伪造，其上的杨宾题跋并手绘碑图皆属伪造。（详见《附记之二》）《瘗鹤铭》残石在江中被发现后，打捞成为萦绕在文人和书法爱好者心中的一种情结，几百年来不断有零星打捞工作。北宋庆历八年（1048），润州太守钱彦远在焦山脚下发现两块《瘗鹤铭》残石，建宝墨亭陈列保护，邀请苏舜卿、苏颂等名流赋诗纪盛；南宋淳熙年间，有人曾在江中打捞出有刻字的残石；清康熙年间，苏州知府陈鹏年募请二人，沿焦山江畔逐寸寻探打捞，终得残石5方，共93字（其中11字不全），旋即拼复还原，并在定慧寺侧建亭置之。这是《瘗鹤铭》打捞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从此千年古碑摆脱了被江水淹没泥沙冲击的厄运。2008年，镇江市政府开始对城市北部滨水区进行全面规划、清淤。为配合此次清淤工作，2008年10月8日至11月20日，由镇江市政府牵头，镇江市文化局和市水利局具体实施，镇江博物馆、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和镇江市水利局联合组队再次对焦山西麓《瘗鹤 铭》碑刻遗落残石进行水下发掘打捞。由于设备和经费等原因，2008年发掘打捞时发现《瘗鹤铭》崩裂的山脚下江水里仍有4 块（编号 10JY001-004）疑有文化痕迹的巨石无法翻动。焦山《瘗鹤铭》残石2008年打捞成果发布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上海救助打捞局相关领导亲自带队来现场勘察，并提出了帮助打捞《瘗鹤铭》残石的初步设想。2009年6月15日，上海救助打捞局领导又亲自带队来现场考察了航道，镇江市水利局266修建了巨石搁置平台。2010年5月，《瘗鹤铭》发掘打捞工作再次启动，至当年6月全面顺利结束，历时1个月。172cm×164.5cm（北京匡时国际拍卖供图）
除却上述3种赝拓伪本（“杨宾旧藏本”“汪士鋐毛怀杨澥递藏本”“何元锡梁章巨递藏本”），笔者发现另有两种亦流传稍广：一民国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印《旧拓〈瘗鹤铭〉》，92字本，改琦题签，赵魏题耑，陈宝琛等题跋，王壮弘认为其“以出水后拓本涂描而成，'鹤寿’等字亦重刻本配补”。一民国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瘗鹤铭〉水拓本》，102字本，存“鹤寿”“纪也”“华阳真逸”等字。王壮弘认为其“以近拓及影印本拼凑涂描而成。张叔未跋从别处移来，碑图是石印。吴东发题签及六舟题记皆伪。此底本，1963年余于狄平子后人处得见”。《瘗鹤铭》2 石原石旧拓（较今拓多出“天其”二字） 故宫博物院藏“恐非右军不能”——析清人论《鹤铭》书风的“倾王”现象 清代是继宋代以后研究《瘗鹤铭》的又一个高潮期。其中，杨宾、翁方纲等论鹤铭书风所表现的“倾王”现象，以及李瑞清、曾熙为“主王”观点所作的辩，显现出清代《瘗鹤铭》研究的新气象。清代杨宾、吴东发、翁方纲几位书法大家，皆属“主陶”学者。但是，当他们在研判《瘗鹤铭》书者归属时往往表现出矛盾和纠结，即若是单纯论书风则倾向于王羲之，只是综合其他因素后方又变成“主陶”一员。这种现象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清末李瑞清、曾熙研究《瘗鹤铭》，不但在书风上“倾王”，而且比之前辈杨宾、翁方纲他们更是迈过了一大坎，即直面宋时一些学者所谓对王羲之书铭的种种责疑，提出铿锵有力的驳论……北宋 米芾观《瘗鹤铭》题刻 清六舟僧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瘗鹤铭》书法之四说（王羲之书、陶弘景书、隋人书、唐人书），出于宋人，其余也为宋说之延蔓。此固与当时金石学之兴盛关联。鄙见以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记《跋瘗鹤铭后》最具详尽且见说服力。长睿从五个方面论证了铭文为陶弘景书：（一）审定《瘗鹤铭》的“文格、字法”，殊类陶书；（二）陶自称“华阳隐居”，“今之'真逸’者疑其别号”；（三）陶书《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瘗鹤铭》与之亦同；（四）壬辰岁为梁天监十一年，甲午岁为十三年，考陶行迹，“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五）铭后有“丹阳尉山阴宰”字样及唐王瓒诗，字画颇似《瘗鹤铭》，然“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为明辨是非曲直，于下略考《瘗鹤铭》与陶弘景书法之关系。《瘗鹤铭》（杨宾跋水前本）（局部） 1918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
《瘗鹤铭》（水前本）王文治、铁保题跋 故宫博物院藏《瘗鹤铭》（杨澥双钩本）并跋之一 清乾嘉时期，金石家们对《瘗鹤铭》出水前后的拓本开始了深入研究。一般认为，以康熙五十二年铭石出水为界，前者称为“水前本”，后者称“水后本”。已知世存真水前本仅数本而已。据《善本碑帖录》载：“曾见明潘宁旧藏本（故宫本）、何子贞旧藏本（国家图书馆本）、苏州顾氏藏本及倪寿川旧藏50多字本（汉和堂本），有雍正丙午徐用锡跋曰：'陈沧州赠本较此差甚远’长跋。”以及汪士鋐53 字本、杨宾78 字本之印本，后者原拓本曾归罗振玉跋藏后下落不明。此五个水前版本相较结果可知，水前本除了拓工技术及墨色浓淡不同以外，文字损泐并无多大变化。其中徐用锡旧藏曹日瑚（字仲经）之手拓本，系淡墨精拓本，文字生动，是临摹的极佳范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