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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抗战时期，女人并不都是手执武器，参与抗战救国，而多是通过军事之外的行动来支援抗战，比如以爱国募捐的形式参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事业。在女子的爱国募捐中有一类饶有趣味的募捐方式，给抗战时期的爱国募捐运动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1933年年初，上海《玲珑》杂志披露了上年一则时事趣闻《广州交际花募捐妙法》：“广州著名交际花陈瑞华，受各地求婚者之包围，业已一年余。每日所接乞婚信，平均在四十封以外，女士特雇书记代为答复。自东北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女士以弱女子不克效力沙场，特以美姿容贡献国家。故对各人来信，悉予以若干希望，但嘱其第二次致函时，须附洋十元，以充捐款。一时求婚者，莫不争先交款。故女士近时以巨款助东北义军云。”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杂志业竞争异常激烈。《玲珑》作为一本完全商办、以现代都市新女性为读者群的时尚杂志，迅速在沪上的杂志业中异军突起，风靡一时。1944年，张爱玲曾写过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提及30年代上海的中学“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所以，这篇陈瑞华募捐的小文刊发后迅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人不将其看作是奇闻趣事，而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这年3月11日，在中学师生中较有影响的杂志《学校生活》刊发了一篇署名老农的文章《和高中以上的女生商榷一件事》。该文提议：“凡在高中以上的女生，照年龄说，都已经有结婚的资格。同时，便有给人家恋爱和求婚的资格。中国高中以上的女生数实在不少，大概有一万至三万之谱。如果每一位女生都仿陈女士的办法，准男子公开求婚，每一求婚信附洋十元，假定有两万女生现在有人向她们求婚，而每一女生又有三个追求的人，则共有六万封求婚的信。每信附洋十元，即可收到六十万元。如果特别漂亮的女生，其求婚信，也许有三十封以至三千封亦有之。这样一来，结果可以得到的款子，敢说当在二三百万元以上。便把这笔款子寄到东北去接济义军，或者捐给国家购买飞机，也可谓'不无小补’。” 对老农君这种以“色”救国的方法，有读者提出异议：“是否高中以上的女生常常以和人家讨论求婚的事为生活的？即使老农是，那末试问两万个女生中，每人是否以一封附了十元的信，就轻易的给人家一点希望？原来求婚是彩票式的？是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编注）气味的？老农君看了人家求婚，简直当是儿戏。”进而批评老农君的方法“像这种以色救国，显明有点不知耻，简直是投机的卖笑”。不过，也有读者认为老农君的所谓以“色”救国策略并没有什么不好，“为救国起见，似乎也可以给附了十元来求婚的人一点希望，而且这不过是一个权宜的筹款办法，于女子本身神圣的人格毫无贬损”。 事情到这里似乎就此完结，此后的报刊再不见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而且杂志社对此事也未置可否，不作任何道义上的评价，但此事实与当时社会募捐中的一类现象有一定的联动效应。 1932年，上海“花国”的部分名妓宣布不再招待日本人，并在门外取下彩旗，换上黑色布告牌，并将连续三晚出局和陪侍所得悉数捐出，以助东北义军。这一行动用她们的话说：“妾孱弱之躯，难效木兰，鸢肩羔膝之人，不过稍尽绵力。”是时的《申报》对此事赞扬道：“商女也知亡国恨。” 1933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举办了赈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为期3个星期，其重头戏就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请各界激励名花爱国，予名花以报国的机会”。舞女“爱国不敢后人”，以伴舞所得救济东北难民，为舞客“通宵开舞”，筹募资金救助东北难民。舞星朱氏“是晚不惜牺牲色相， 表演草裙舞，以娱众宾”，“得舞票一千金”，全数捐出用来救济东北难民。另有不知名舞星，决定有偿献吻，规定凡为东北难民捐献者，不论钱数多少，“愿与接吻一次，以示鼓励”。 同年，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给东北抗日义军筹集捐款，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 无论老少，垂髫或耄耋”可领之回家，“为奴为婢无算”。美洲一妙龄华裔女子在慈善筹款会上自卖身100万，所得款项用来捐输国内，以作东北难民救助之金。 同样是1933年，上海60余明星伴舞助赈，每跳一支舞收费10元，这价钱以大明星的地位说，并不算什么，但想到“多媚多姣的女明星给人家搂在怀里，上之下之，左之右之，前之进之，后之退之，也有二三分钟的光阴”，一时舞客趋之若鹜。在时人看来女明星为抗日而热心助赈，“为难民而牺牲色相”，可叹，可敬。 此类事情多发生在1932年、1933年，为什么在这两年中发生多起以“色”救国的事情？这要从文中的“东北义军”说起。 这里的东北义军，指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并没有听从“不抵抗”的荒唐命令，而是凭着朴素的爱国心，凭着军人的职业本能，向日军开火了。这批最早拿起枪杆抗日的东北军与东北民间武装力量和东北爱国民众自发组成了一支支抗日武装力量，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包围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东北义勇军将士不顾性命，以血肉之躯和敌人殊死搏斗，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广大爱国民众纷纷以自己的方式给义军筹款筹物。在襄助义军的同时，爱国人士也不忘对流离失所，身怀黍离之悲的东北难民以人道主义救济与帮扶。 国难当头，作为一向处于弱者地位的女子，特别是处于受侮辱受损害的社会下层的女性，对她们而言，拿起武器血战疆场似乎不现实，她们以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在一些人看来有色欲、轻贱，乃至作秀的成分，但这确实是她们真实的爱国体验与实践，这远比那些正言厉色、空谈爱国的伪君子要强。她们这种以“色”募捐救国的行为令人敬佩，让人感怀悲悯。 （文/徐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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