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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新文化运动时喊民主自由的口号，喊了多年，中国人仍然开不出民主自由的政治。结果民主自由的口号，只成为新文化运动时破坏和打倒原有社会文化的力量。新文化运动时只有科学的口号，但不重视科学研究，只说科学方法、逻辑分析，用来批判传统文化，威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已。所以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能帮助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而，民主和科学为中国文化变得物质化而开路，扫除传统的障碍。这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变得普遍重视物质的原因。 一念是天堂,一念是地狱 司徒华先生《竦听荒鸡》书中有一个关于人上天堂与下地狱的故事。有一个人死了，灵魂在路上飘荡，他心里想：这条路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 他自己无法估计自己功过，不知应上天堂或下地狱。走了一会儿，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中门大开，守门人请他进内，带他去见宫殿主人。 主人很殷勤招待，对这人说：“这里有最华丽的房间，最舒适的床铺，最美味的食物，只要你说得出，就有用人煮给你吃。这里有很多用人侍候你，听你吩咐。你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打扰你，你什么也不用做。相信你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生活，你来这里住一下，试一试吧！” 《红楼梦》青埂峰上的石头耐不住寂寞，化身贾宝玉体验人世间繁华 这个人听了，很高兴，就住了下来。果然，宫殿里面的生活确是如此。想吃什么，有什么，要睡多久，就多久。但他渐渐不习惯，最不习惯的，是这里没有朋友。用人只是为他做事，从来不说话。另一个不习惯是这里没有一本书，没有报刊。宫殿外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整个人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不久，这个人寂寞得想死，好像在监狱中生活。 他忍无可忍，问了仆人：“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事呢？” 仆人答：“不可以，这里是不准做事的。” 他又问：“我可不可以负责担水、烧饭、洗衣服呢？” 仆人答：“不可以，我不是说过，这里不准做事，只准吃喝玩乐吗？” 又过了一段时日，这个灵魂实在无法再忍受，走去见那宫殿主人，说：“我在这里无所事事，虽然生活无忧，但我不能够再留下了。我现在觉得，原来寂寞是最痛苦的。当初，我在这里确是觉得很快乐，无忧无虑，不用工作，好像在天堂一样。但现在，却觉得像在地狱一样。你可以给我一些工作来做，令我不至于那么寂寞难受吗？” 贾宝玉决心出家，向父母拜别 宫殿主人说：“你想错了，这里不是天堂，而是地狱。地狱就是这样，就是寂寞，就是无事可做。在天堂才有事可以做，生活才有意思。” 这个灵魂说：“那么，我要离开这里，我情愿去那个有很多事做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灵魂不愿意留在这个天堂一样的地方？因为这里无事可做，没有朋友，没有沟通，生活没有意义。 生活怎样才有意义？就是在人世间，做人间的事，有朋友，有沟通，生活才有意义。在人世间有很多事可以做，可以从事科学、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体育、经济、烹饪等各式各样的活动，这就是人文世界的活动。有这些活动，就是有人文世界，生活才有意义。所以，人文世界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 什么是人文精神呢？用唐君毅先生的解释，人文，就是一切人的思想、人的学术、人的文化，一切文化都是人的文化，都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一切文化精神都是人文精神。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孔子以前的时期。这时期的中国人文精神是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这时期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文学术思想，但中国人文精神的根源就在这时期确定下来。中国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主义不同，并不是和神本、物本相对。所以人文精神不是没有宗教信仰，不是不重视自然。中国人文精神重视的，是要看人对宗教性的天、帝和对自然物的态度。这种形态和西方的形态是不同的。 唐先生认为人对自然物的态度，简单说，可以有三种： 第一种是利用厚生的态度，第二种是欣赏或表现人情感、德性、审美的艺术态度，第三种是视自然物为客观对象，人对客观对象有好奇、惊讶，要求对对象加以了解的态度。第三种态度可以产生出纯粹客观的自然思想，这就是西方古希腊的科学、自然哲学的开始。这种态度的思想是直接倾向自然，趋向忘记人自己的。 楼宇烈：中华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以史为鉴和以天为则 根据唐君毅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人文精神的自觉是春秋以后由孔子开始的。春秋以前人文精神自觉到什么程度，是不确定的。但西周时期这种礼乐文化是一种生命力极其健康、充盛，又文雅有度的文化。西周时期，人的精神和内心德性都是直接表现在文化生活之中的，而自觉反省的思想是不需要的。真正对中国人文中心思想有自觉反省，能够阐明人文精神的价值和意义的人，就是孔子。 孔子的重点是说明礼乐的本意，孟子的重点是说明礼乐的源头，荀子说礼制，重点是说明礼乐制度的实效。所谓实效，就是要树立起整幅的人文世界，令自然世界的天地、自然的人性，都可得到条理化。荀子在《王制》篇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就是说自然世界的天地被人文世界的君子所主宰。 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到现代，变成被重视现实物质的思想所主宰。现代人都以为政治经济就是作为人类文化形态的决定原因。现代重视政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正是如此。这样就抹杀了政治经济以外，其他人类文化的独立性，否定了一切政治经济以外的文化思想本身的真理价值，包括人格尊严、个性价值等等，甚至不把人当作人看待，人也只是一个物、一个人力资源、一个工具，只有工具价值。人类整幅的人文世界大部分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颜元《停琴听阮》 颜元对宋元以后读书人德行的概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现在的问题是，何以中国人的人文思想发展到现代，竟然会被反人文的思想征服呢？原因有政治性的，有军事性的，有经济性的，但更深层的，其实是文化学术思想的缘由。从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就是因为清代的学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没有力量。因为清代学术思想太注重文字文物考据的枝节末项，清代学人太局限于书斋，这就是一种偏蔽。原本清代哲学重点是要人注重实际的民生日用，这个方向本来不错。但清代哲学要反对宋明理学就错了。宋明理学要人学做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清代哲学则注重要人做事务。 现代人的学术文化，都是要人学做事，可以求职赚钱，也是如此，只是比清代更重视个人利益。宋明理学的末流，变成“无事袖手谈心性”，这是毛病，是应该反对的。但真正第一流的宋明理学家，虽然不重视“做事”，实际上却很能做事。清代哲学家反对宋明理学家提倡的心性之学，希望人能够去空谈，多做事。但实际上，清代哲学家中，除了颜元（习斋）外，其他都只是在书斋中著书。其实清代学者的做事精神反而不及宋明儒者。因为真正能够做事的人，一定要先做人。 清代中叶以后，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比较能够做事，正是因为他们的讲学是以宋明理学精神为本。所以反对宋明理学的清代哲学和考证训诂之学，表现出来就成为一股没有力量的精神。因为清代学者只用心在人文的枝节末项和人生实际事务的枝节末项，没有用心做工夫建立深厚的本原，结果就没有力气。回看现代都市人不正是只顾人生的事务枝节，而不是先学做人，不言心性之学吗？这就是清代人文精神的流波，一直贯注到新文化运动，再到现在。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很多仍然推崇清代学者，反对宋明理学。新文化运动推动的是“整理国故”的风气，其实一直未脱离清代的琐屑考证风气。这个风气一直沿至现在的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学者，大学学院中的中文系仍然是延续清代的考证风气，但加上西方式的论文格式而已。这种人文精神当然抵挡不住崇尚物质的强大思想文化。所以清代这种有所偏的人文精神也是应该反对的。 至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自由，都是由西方文化输入的，不是继承清代精神而来。民主自由本来都是好的，但只说民主，而没有人文人格的根基，也不能够形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好像选民和候选人都是人文人格基础不好的人，选出来的领袖也不会是理想的人。没有人文世界的开展，民主制度也没有坚实的基础。 所以新文化运动时，只是喊民主自由的口号，喊了多年，中国人仍然开不出民主自由的政治。结果民主自由的口号，只成为新文化运动时破坏和打倒原有社会文化的力量。新文化运动时只有科学的口号，但不重视科学研究，只说科学方法、逻辑分析，用来批判传统文化，威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已。所以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能帮助中国文化的发展，反而，民主和科学为中国文化变得物质化而开路，扫除传统的障碍。这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变得普遍重视物质的原因。 中国民族有数千年历史，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也有多次的曲折，最后被重视物质的文化征服，这就好像秦代被反人文的法家征服一样。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来是在艰难中奋斗出来的，在迷惑中找出路的。光明和黑暗是互相对照而发展的。人性总是要向光明、向道而发展，这是人性的必然。所以中国人文精神发展在现代的不幸，并不是未来的不幸。 正因为这发展的不幸，令中国人更加能够反省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价值。这样中国人才明白传统人文精神的价值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于是，中国人就会发挥、保存传统人文精神、人文世界的价值，并且会补足传统人文精神缺乏的地方。由此而发展民主自由和科学，反而更能见到民主自由和科学的价值。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如周朝的礼乐精神，孔子重视的仁道，孟子重视的心性，荀子重视的人文世界主宰自然世界等，都可以互相融合，应该保存下来，重新为中国文化发出光辉。 （文章摘自《经典之门·荀子》导读 ，作者方世豪系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博士、香港人文哲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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