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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冷兵论之防具:盔甲盾牌,从头到脚的护具防御历史

 袁承志dtau70na 2020-06-04

《韩非子·难一》之中,有一个贩卖矛与盾的楚国人,他首先吹嘘自己的矛很锋利,什么物体都能够刺穿;又夸耀自己的盾牌很坚固,什么物品都刺不穿,这就产生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矛盾,而代表中华冷兵器的两方面——进攻性武器的“矛”与防御性武器的“盾”正是在辩证统一的对立之下有了长足发展。

中华冷兵论之防具:盔甲盾牌,从头到脚的护具防御历史

前面的两篇文章之中,我们谈到了“矛”的两个代表方面:“长兵”和“远兵,”而下面我们就谈谈“盾”,也就是负责保护身体的护具。作为冷兵器的一部分,尽管长期以来护具的发展容易被研究冷兵器的人们所忽视,但是它们却依然在中华冷兵器的历史之上闪烁着独属于自己的仁慈之光。

挂盔者为将——普通士兵难以普及的金属头盔

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头部可以说是人体最为脆弱的部位,也因为位置原因更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在追捕动物的时候为了防止意外摔倒或者坠落而造成的头部损伤,就使用乌龟壳、椰子壳等较为坚硬的动植物材料制作成简单的头盔,不过初期这些动植物材料的来源范围并不广泛。后来人类发现使用坚韧的兽皮做成头盔也能够保护头部,因此皮革头盔也一度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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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建立之后,防护头部的头盔又被称之为“胄”,在殷墟之中出土的青铜头盔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头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头盔的普及依然不高,一般来说只有带兵作战的王公贵族或者重要将领才能佩戴头盔。这一时期的青铜头盔往往是和护身铜甲连在一起,因此成语“丢盔弃甲”的意思也就很好理解了:战场上打了败仗之后,为了减轻自己身上的重量便于逃跑,才会脱掉自己身上的铠甲和头盔逃跑,而只脱一件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常识的。

中华冷兵论之防具:盔甲盾牌,从头到脚的护具防御历史

正因为头盔在战场上非常贵重,因此将领们都以缴获敌方国君或者将军的头盔为荣,据《左传·鲁僖公二十二年》记载: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

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

这则故事讲述的是鲁僖公看不起邾(zhu一声)国最终导致兵败的故事。鲁国大败之后,鲁僖公不得不丢盔弃甲只求保住自己的小命,而邾国人缴获了鲁僖公的头盔之后挂在了自己的城门口上炫耀自己的战绩,这对于当时算得上是春秋强国的鲁国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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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头盔来看,此时青铜盔的造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它们主要呈现出一种较为修长的半圆形。之所以加长后侧的深度,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将领们喜欢在头顶捆扎发髻,和中国汉族的传统发饰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能够防护后侧头部之外,当时的头盔还附带有护颈、面具等附加品,也可以有效防御从面前发动的攻击,如《左传》之中沈诸梁(叶公)平定楚国“白公之乱”之后所发生的一件尴尬事情: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又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从这件事情来看,当时的头盔很显然是有着遮盖面部的功能的。不过其实沈诸梁大可不必这样纠结,因为无论他是否戴头盔进入楚国都城,楚国人都不会在意这件小事,而这件小事也恰恰说明在当时头盔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拥有青铜头盔的。

尽管到了战国时期,铁的出现导致兵器的技术突飞猛进,可是头盔却依然没能得到普及,即使在秦始皇兵马俑之中,我们也未能发现普通士兵有代戴头盔的景象出现,此后高贵的金属头盔就成为了将领们所专用的头部防具,正所谓“挂盔者为将”,这种情况几乎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军队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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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普通士兵的头部一般使用怎样的保护防具呢?以两宋时期为例,尽管当时宋朝的炼铁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让铁锅都走入了寻常老百姓的家中,但是在打仗的时候,北宋的士兵们却并不戴铁质或者钢制的头盔,反而带着一种看起来类似于“斗笠”一样的毡帽,这种帽子看起来似乎是用皮革和布料制成的,这样的帽子在战斗之中真的能起到对士兵的防护作用吗?

事实上,这和两宋士兵与少数民族的作战区域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在燕云十六州(北宋)还是在淮河流域(南宋),他们都要面对温带或者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一个致命特点: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这时钢制的头盔往往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在夏天的时候它吸收的热量甚至能烤熟鸡蛋,但是到了冬天它却冰冷得像一枚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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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毡帽不仅仅在重量上比钢铁头盔要轻便许多,并且还有着冬暖夏凉的作用,它宽大的帽檐能够有效防止直射阳光和瓢泼大雨对视线的阻碍,虽然牺牲了钢盔的部分防御力,但是却换来了优秀的环境适应能力。再者,毡帽的防御力也并非和我们想象之中的一样低下,它的核心部位也是使用坚硬的皮革制作而成的,虽然面对弓箭的直接射击可能会力不从心,但是在面对钝击、刀伤等近距离冷兵器伤害时依然能有效的保护士兵的头部,并且它的造价也比钢盔低廉许多。因此综合各方面来考虑,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军队士兵们都没有使用金属头盔的习惯和必要。

披甲者为兵——五花八门的护身铠甲

大禹建立夏朝之后,其核心统治区域位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以东)一带,东夷蛮族经常对夏发动侵略战争,造成很多士兵死伤。为了保护士兵的身体,夏朝的第六代国王“予”发明了原始的皮甲,使得士兵的生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原始的“甲”一般使用容易获得的牛皮或者其他坚韧的兽皮制作而成,然后使用皮条串联起来,最终形成能够保护全身的铠甲。由于牛皮晒干之后会变得十分坚硬,因此可以抵挡一般的刀剑刺击与箭矢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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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金属武器的普及和发展,所有的士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基本上都选择披甲出战,而且不仅仅是人,就连战马也应该披挂铠甲冲锋,否则有可能会遭到惨痛的失败。比如在《左传·成公二年》之中,齐顷公在“鞌(an一声)之战”的失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齐顷公正是因为大意轻敌,因此带着“消灭敌人再吃早饭”的骄傲情绪,率领没有披甲的马冲向地区,结果导致齐国军队大败而归,齐顷公自己架着马车狼狈逃窜,被晋国军队追着绕山三圈之后才得以侥幸逃脱,可见当时的战马对护甲的防护要求也是很高的,裸马冲锋无异于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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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护身体的贴身铠甲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使用皮革制成的护臂、护腿等等,它们作为铠甲的补充进一步完善了对士兵四肢的防护工作。到了战国时期,铁的出现使得铁皮取代了原来铠甲上的兽皮片,这就是“铠”的最初模型,由于原始的“铁铠”呈现黑色,在两汉时期又被称之为“玄甲”

由于铁铠的防护能力较强,从此之后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对于铁甲对于铁甲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改造,使得它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发明了一种名为“筒袖铠”的铁铠,它着重强化了对上臂和腋下的防护能力,即使张力达到二十五石(约合现制670kg)的弩箭也无法贯穿。除此之外,还有着在铁甲正反面加装圆形大铁片增加防御能力的铠甲,这种构造的铁甲如同镜子一样在太阳下折射出熠熠生辉的光芒,因此又得名“明光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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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初,来自黑海的斯基泰人发明了使用铁锁连成的“锁子甲”,后来传入中国,在唐代中国的锁子甲制造技术就已经遥遥领先。相比于鳞甲来说,锁子甲在重量方面有着轻便的优势。举例来说,宋代的铁片鳞甲,最轻重量也要在50斤左右,在加上兵器以及其他装备,宋代单兵负重至少在88斤左右,这对于士兵的体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而锁子甲的单兵负重最多只有30斤,并且相对于鳞甲来说有着更好的透气性和柔韧度,不过缺点在于制作麻烦,并且锁子甲对钝击类武器的防护能力比较差。因此在宋代至明代,锁子甲被大量的运用在步兵护具之中,并且成为了军队之中的标配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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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初期开始,随着火器的发展与兴盛,由于锁子甲和皮甲都无法防御火器的攻击,故而护甲的发展逐步陷于停滞。为了防御弹丸对身体的伤害,这一时期的明朝防具偏向于柔软化和轻便化,并且颇有向现代防弹衣发展的趋势。比如说,明代出现了类似于“胖袄”的防弹护甲,它使用棉花等软性材料进行制作,在关键部位加装铁片和金属铆钉,但是它的防弹功能却有待商榷。明朝灭亡之后,清朝对于护甲的态度更加轻慢,以至于到了清朝中后期的士兵作战之中几乎已经不使用铠甲作为主要防具。

持盾者为卒——停滞不前的盾牌发展

《诗经·公刘》有云: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

而所谓“干”,就是古代士兵手持的防护用具,后来也被称之为“盾”或者“牌”,初期的盾可能只是一块硬木制成的圆牌,用来阻挡远方的弓箭射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盾牌被披上了铁皮或者兽皮,足以抵挡冷兵器的刺击和箭矢的穿透。在当时的战争之中,步兵所使用的“步盾”可以将整个身体全部遮盖,通常用于阵地防御;而骑兵所使用的“旁牌”则是一种圆形的小型盾牌,通常绑缚在手臂之上,尽管只能遮挡住要害部位,但是却胜在简便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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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牌自诞生起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般来说为了轻便起见,盾牌的主体都是使用硬木制成的,在盾牌的表面上裹上铁皮,最后再使用漆进行装饰。为了彰显自己部队的英勇气质,起到吓唬敌方部队的作用,盾牌上的图案一般来说都是各种凶猛动物的图案,比如说龙纹、虎纹、豹纹、饕餮纹等等,这些图案有的时候往往能起到比盾牌本身大得多的作用,比如下面的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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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72年,北部少数民族柔然大举入侵北魏,献文帝御驾迎敌,战斗之前都督拓拔云进谏道:“我们国家生产的‘武头盾’表面拥有凶猛的花纹,而之前柔然骑兵们完全没有见识过这种盾牌,如果让我们的先锋使用这种盾牌,柔然骑兵就会不战自溃。”献文帝一开始表示不信,结果到了次日,拓拔云亲自领着持有“武头盾”的步兵平行向前推进,并且高唱雄亮的战歌,柔然的马匹见到这种阵势自然被吓得不清,纷纷掉头逃窜,结果拓拔云此战大获全胜,柔然头领也被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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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至明,盾牌更加注重在使用类别上进行区分,比如专门用于守城和阵地站所使用的“立牌”,它们的遮掩部位更加宽大,并且还设置有固定支架,无需士兵手持即可防御箭雨和小型投石车的攻击;而一般士兵步战时所使用的“手牌”,长约五寸七尺,通常使用松木或者杨木制成,上面裹以铁皮,虽然无法覆盖全身,但是后面却设有把手,方便了士兵的携带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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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由于火器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装填,明朝的火枪军队又发明了一种名为“火牌”的防护盾牌,专门掩护火枪兵的弹药发射。所谓“火盾”顾名思义,就是在盾牌上设置数个发射孔,可以发射火枪或者火箭,或者直接喷射易燃液体,据传言最大的“无敌神牌”可以掩护25位火枪兵齐射火铳,而“火牌”也是大型盾牌最后的辉煌。到了清代,由于火枪的杀伤能力都可以轻易贯穿盾牌,因此盾牌的发展也趋于没落,到清代中叶,军队的士兵之中已经不再列装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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