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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三和行者 2020-06-05

◎陈华文/文

只要有人的角落,必然就有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无数史家在书写历史时,时常将医学、医生和医书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有意抹去。其实这也情有可原,医学与社会的话题太庞杂、太细碎,医学往往牵涉到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价值取向。《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这本书试图从传统的历史研究中突围,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重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本书年轻的作者凃丰恩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书中所探讨的并不是医技问题,而是明清医者和患者治病的若干关系,是活生生的实践,更是医者和病人共同谱写的社会史。

这本书由两位平凡医生的行医故事展开,折射出300多年前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医疗情境,从一个又一个吉光片羽中,尝试捕捉当时医者与医生的互动,从而为改善当代的医患关系提供参照。

2007年夏天,凃丰恩曾到徽州进行田野考察,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并不知名的医书,并在乡间深入访问老中医。《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一书,也正是这次调研的成果体现。

他为何要从这个维度研究历史?其实很简单,那便是为历史上没有声音的人们“发声”,而民间无数默默无闻的医者和病人,无疑属于这类群体。

宋代以前,中国医学与巫术、道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医生就有道教背景。但是从宋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儒医”的传统,自此之后,医学与儒学越来越近。

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里,从庙堂之高到民间之远,均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即便是那些医技高超的医者,也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古代的知识体系,不像现在分得如此细密,不仅文史哲融为一体,很多读书人通天文地理、也粗懂医术,这大概是受到文学家范仲淹所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深刻影响。

书中,以明人吴楚开启了全书的论述。中医史里,他并没有太高的声望,也就是一个依靠治病救人的“儒医”。如果说他还小有成就,那就是留下了《医验录》《医验录二集》,可这两册书也是知者寥寥。《救命:明清中国的医生与病人》中的写作素材和灵感,有部分就来自他所著的医书。

吴楚出生医学世家,年轻时无心从医,然而,他的祖母在74岁时染上重疾,众人束手无策,吴楚翻出先祖们留下的医书,彻夜苦读后大胆开方,竟然治好了祖母的病。这件事情对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吴楚连年科举落榜,他不得不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尽管古代文人深知从医能济世救人,然而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行医花费大量时间,但是准备科举考试也需要时间。无法调和行医和考试之间的关系,是多数儒医最大的痛苦。即便如此,儒医在行医过程中格外认真,对于开药方很是慎重,绝不会动不动就开名贵之药。

中医的世界里,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体也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头部出现了某种病症,脚底就有“心电感应”。古代的中国医者,几乎都是全科医生,凭借“望、闻、问、切”的方法,敢于接手治疗男女老幼的各种疾病,有时,甚至还一并给动物治病。

在医者眼里,无论是显赫的达官贵人,还是底层贫苦的农人,都是平等的。本书提到,作为主要在徽州地区行医的吴楚,除了接诊一般的疾病,类似女性妇科病,他也不会推诿。根据他在《医验录》里的记载,病患者之中,半数为女性。有人认为,男医生给未出阁的富家女治病,中间隔一层布,这其实都是影视剧中的艺术想象。若不清楚患者面相,不知晓病人的精神状态,就无法准确判断病情,也就无法开出药方。

明清时期的儒医,在“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下,行医是立德立功,对于立言也是津津乐道。如吴楚在多年的行医中,留下了上千份的“医案”,类似今天的病历。当时的医案,不仅写下所开药方、治病流程,乃至对病人的情绪变化也记录在案。他把医案进行筛选、整理汇编成《医验录》。然而,当时印书费用高昂,他不得不找朋友化缘。

放眼当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治病救人,同样彰显出医者仁心的崇高职业道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医生、医学、医德的话题,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通过这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全景。

作者简介:陈华文,博士、副编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目前任职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近年发表文学评论、随笔、论文若干,著有《大地文心》《最是书香》《家国书事》《书山问道》《山河气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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