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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的增加 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较为稀少，《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卫懿公九年，狄灭卫，卫遗民渡河者730人，加上共、滕两邑之民才5000人。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国家，春秋时期也是个中等国家，在狄灭卫后，人口竟如此之少，可见当时各国的人口都不多。 春秋中期之前，各国人口稀少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少国家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发，国与国之间也有许多没有开发的荒地，地居中原的宋、郑两国之间就有"隙地"。 由于人口少，所以春秋时一些国家极力增殖人口，如越王勾践为复兴越国，曾规定："壮年人不能娶老妇，老年人不能娶年轻妻子。女子17岁不出嫁，父母有罪；男子20岁不娶妻，父母有罪。女子临产报告官府，官府让医生守护助产。生男孩，公家供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公家给两壶酒，一头小猪。一胎生三个孩子，公家给乳母；一胎生两个孩子，公家供给粮食。"《汉书·食货志》载，战国初期魏文侯时，魏相李悝曾创平籴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也就是说李悝创平籴法的目的之一是想增殖人口，至少也不要因民"离散"而使人口减少。《孟子·梁惠王上》载，梁（魏）惠王对孟子说，为治理好国家，他费尽了心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就是说魏惠王费尽心力地治国，目的之一就是想使人口增加。 战国人口比春秋大为增加。《庄子·胠箧篇》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当时齐国土地广大，而且"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也就是齐国不仅土地广大，而且人口众多。 2。城市的扩大 春秋时期一般都城不大，人口不多，一般国家的都城周围不过900丈，卿大夫的都邑一般为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载郑庄公之弟叔段居京，称为京城太叔，因京城太大，郑大夫祭足恐叔段为患郑国，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上文所说的"都城"指的是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封邑之城，不是指诸侯国的国都。按照周代的规定，卿大夫封邑的都城为诸侯国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卿大夫封邑之城最大不能超过"百雉"，则可知诸侯国之国都为三百雉。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这就是说"百雉"为300丈，300雉为900丈。诸侯国的国城为900丈，卿大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过百雉"，即不能超过300丈长。一直到春秋末年，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载孔子堕三都之事，就是为了维护上述规定：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叔孙氏食邑）、帅师堕费（季孙氏食邑）。 上述记载说明，由于叔孙氏的封邑-、季孙氏的封邑费，和孟孙氏的封邑，都超过了"百雉"，所以孔子要"堕三都"，即平毁三家的邑城。 在这一斗争中，孔子遭到了失败。 战国时期，城市的规模普遍扩大。《国策·赵策》载，战国时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时，"三丈之城，七里之郭"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墨子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必有得天时者也。"《战国策·齐策六》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上述记载中的所谓"城"，指的是内城，所谓"郭"，指的是外城。内城3里，外城（郭）5里或7里，则外城大于内城1.6倍多至2.3倍多。这说明城是大为扩大了。战国时期的城，出现了一些万家之邑。如：知伯，"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知伯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超级城市，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是战略重地，又是上党、南阳两郡间的贸易要道，商业也比较繁荣，所以宜阳发展成为一个"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比一般县城都要大的都市。所以，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城"名为县，其实郡也"。在各国国都中，齐国国都临淄最有名，苏秦说秦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像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在经济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城市的布局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春秋时期，诸侯国首都称国，卿大夫所居的邑称都，国、都都有城。 战国时代各国逐渐普遍设置郡县，国有国都，郡县也各设城，小郡有十多个县，大郡有三十余县。这样，全国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 各国国都中，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宫庭，国君的宗庙、国家各部门的官署和各级官吏的住宅。高级官僚住宅一般是高门大屋，如齐宣王招文学之士，命淳于髡、慎到、环渊等76人为上大夫，在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高门大屋尊宠之"。此外，国都中还设有招待宾客的馆舍、传舍等等。 "百工居肆"，城市设手工业作坊集中区。如在东周的洛阳王城遗址的西北部发现有烧制日用陶器和随葬明器的窑场，制作骨质和石质饰品的场所，考古发现的曲阜鲁国故城，宫殿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齐临淄故城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附近并发现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那里绝无大型建筑遗迹，曾发现冶铁和其他手工业遗址。考古发现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的秦都咸阳，地处渭河之滨，宫庭的附近，也发现直接为宫庭服务的铜器、铁器和陶器作坊的遗址。从文献材料看来，当时各国国都中存在着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进行的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卖。如春秋时宋国国都司城（司空）子罕住所南隔壁，住着"恃为鞔（皮鞋）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家的"宫"内，子罕让他搬家，这个工人说：现在我搬走，宋国的求鞔者不知我的住所，我的饭碗就被打碎了。为这个原因，他不搬家。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区，有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如铸钱、冶铁、制陶、木工、皮革工、漆工等等，此外还有杀狗的等等。 各类城市中有进行商业交换的市区。《周礼·考工记》说匠人建国都时"面朝后市"，即建设国都时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这说明市在城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市设专官管理。《周礼·地官》有"司市"一职，"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陈（陈列）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侈靡）而均市"等等。《周礼·地官》又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曰："质剂者为之券，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就是说大市用的长券叫"质"，小市用的短券叫"剂"。当时城市中的借贷活动，也普遍用券。市上无论买卖用的券（质、剂）和借贷活动用的债券，一般均用竹木制成，先把买卖合同和借据写在券上，而后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双方均需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如果双方发生纠纷，官府就根据券来判断是非。为判断是非，官府就要合券，这叫做"傅（符）别"。"傅"指合券，"别"指右券或左券。《周礼·大宰》说"听称责（债）以傅别"，就是这个意思。券的普遍使用，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为战国以前所未见。 这一时期城市中已是店铺林立。《吕氏春秋·去宥》载："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而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这说明当对城市中有"鬻金者之所"和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吏。苏代至齐见淳于髡说："人有卖骏马者，比（连）三旦立市，人莫之知"，说明卖马在城市中是习见的事物。战国时有"积兔满市"的说法，说明有卖兔的。有卖踊（假足）和卖履的，《左传》昭公三年"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有卖履的。有卖珠卖椟（櫃）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櫃，郑人买其椟（櫃），而还其珠。"有卖酒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县（悬）帜甚高。"《晏子春秋·问上》也记载"宋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云云。有卖卜的，齐人公孙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当时的市上还有卖茅草的，《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有烧仓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仓库等类的建筑是茅草等作原料盖成的，"贩茅者"烧了仓之类的建筑物，盖新仓就需茅草，茅草就有了市场，"贩茅者"才能赚钱。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市上卖的东西品种繁多，市的四周有"市门"，设专门官吏管理各方面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古代已有市场经济的发育。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说明大大小小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扩大和繁荣，说明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生产品交换的扩大。所以一个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满足城市统治阶级和居民的需要，也满足了那一地区居民的需要，促进该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扩大和兴起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4。全国的大城市与对工商业城市的争夺 经春秋时期的发展，到战国各国都出现了大的商业性城市。据《盐铁论·通有篇》载，这些大的城市主要有："燕之涿（今河北省涿县）、蓟（北京市），赵之邯郸（河北省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省温县）、轵（今河南省济源县）、韩之荥阳（河南省荥阳县），楚之宛（今河南省南阳市）、陈（今河南省淮阳县），郑之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三川之二周（东周、西周，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边。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就是说这些"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不是靠"耕其野而田其地"即从事农业生产富起来的，而是靠居于交通要冲，"跨街衢（四通八达）之路"，所以，住宅近市的人"家富"。因此，能否致富在于运筹的术数，而不在于是否参加体力劳动。能否获利在于居住地势的位置，不在于是否努力耕作。这都说明这些"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是靠工商业致富的。 当时的封建官府向工商业除征收关税、市税之外，还征收"廛"（房基）税。工商业税成了封建官府重要的财政收入，因此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在战国中期以后就成了争夺的对象。如宋国的陶邑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个地方就成了各国封建主争夺的对象。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国都想占领陶。秦穰侯魏冉和赵奉阳君李兑都想夺取陶作为自己的封邑。为争夺宋国的陶邑等地，公元前287年李兑曾发动五国合纵伐秦。在齐国灭宋后，公元前284年又有六国联合攻齐和燕将乐毅攻破齐都临淄的战争。在六国攻齐时，秦国首先攻占了陶，把陶作为魏冉的封地，魏冉被秦驱逐而死去后，秦又把陶改建为陶郡。公元前258年在秦攻赵都邯郸不克，魏信陵君无忌和楚春申君黄歇救赵获胜，魏安-王就乘机攻取了陶。从各国国君和贵戚大臣对陶的争夺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重视对工商业城市陶的财富的占有了。 对一些冶铁工业中心，各国都加以争夺，公元前301年齐、韩、魏三国攻楚，杀楚将唐昧，韩、魏夺得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叶以北地。其原因之一，是因宛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商业城市。公元前291年秦白起攻韩取宛，司马错攻韩取邓（今河南郾城东南），邓也是韩国的一个重要的冶铁业的产地。就在这一年，秦把泾原君公子市改封于宛，高陵君公子悝改封于邓。这两人与魏冉封于陶、-戎封于新城相似，都以当时工商业中为封邑。所以这四家形成"私家富重于王室"。后来秦昭王听了范睢的话，驱逐了他们，也是因国家要掌这些工商业中心的财富。 《韩非子·爱臣篇》说"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城市（不得在城市抽税作俸禄）"。这说明当时封建国家对这些工商业中心财富的控制已经十分重视。 5。军市的出现 战国时期，在军队驻地附近，出现了军市。军市上征收的市租可供军官与军队享用，士兵可以在军市上买到生活日用品，同时对军市也有管理的种种规定。 西汉人冯唐说："巨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冯唐为汉初文帝时人，祖父曾在赵国做官，与李牧交好。从冯唐的话中可知，李牧为赵将居边，说明当时军市的设置地点应在赵国的边境，李牧把军市收的租税，用于犒赏战士，赏赐都由他在外决定，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李牧深得士卒的喜爱。 李牧这种作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到汉初魏尚做云中太守还效法李牧的作法，把军市收来的租税全部犒赏战士。 当时不仅赵国有军市，其他国家也有军市。苏秦对齐闵（-）王说："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这就是说士卒知战事要起，就把自己的私人财物输送到军市上而富了军市，又输送饮食以款待死士。这种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苏秦在和齐湣王谈话中才提到它。 《商君书·垦令》则主张加强对军市的管理，以便于农民安其本业，所以说：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藏）。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商君书》是从重农的立场出发谈对军市的管理的，可能军市离战争的地方并不远，时常得准备作战，所以令军市"无有女子"，让"商人自给甲兵"；又使军市不得私运粮米，这样奸巧的计谋就无法隐藏在军市中了。又指出：要使偷军粮的人无法卖出粮食，送军粮的人不得私自谋利，懒惰的人不能游逛军市，这样农民不浮荡，国家的粮食不枉费，国家的荒地就必然会耕垦了。 战国以前没有关于军市的记载，所以军市是战国时出现的新事物。 军市是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驻扎军队的地方，由军队出面设置军市，军市上的租税收入也就供军用了。这种办法，对解决军队的经济收入和当地居民的商品流通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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