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碑情帖韵铸文心 试论叶恭绰在碑帖融合上的独特贡献 郑荣明 叶恭绰应该是属于在“碑帖融合”中最能保持“文人书法”本体精神的卓越书家， 是在近现代对中国书法“清刚之气”“朴茂之韵”表现得最为透彻的杰出人物…… 在近现代书家群中，叶恭绰似乎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人物，查近十数年出版的近现代书法研究的文献，无论是广东本土的如陈永正的《岭南书法史》、黎向群的《岭南历代书法名家》，还是陈振濂的《现代中国书法史》、孙洵的《民国书法史》等，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对叶的叙述或者不能展开，或者没有到位，对叶的定位或在“文人书家”、或在“帖系书家”，其实都是对叶的误读，最近的2012年出版的《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叶恭绰》（叶梅著，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展开得略见充分，但细读之后，也觉见解并无超人之处，甚为遗憾。 对叶恭绰的“盲读”“浅读”，甚至“误读”，最主要的原因，应在于二：一是叶的个人风格并不十分强烈，似乎并不能“开宗立派”，在世的身份也多在政坛、文化界、鉴藏界显赫，“书法”很容易被人视为其“余事”，也就往往被低估；二是人们一直对“碑帖结合”“碑帖相融”的认识比较片面，认为“碑帖结合”成功实践的体现主要在于“以帖入碑”或碑体的“雅化”，如《民国书法史》提出的“民国时期五大书法派别”，明显地就倾向于此，将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瑞清、于右任置于民国书法的“峰巅”，而只将叶恭绰作为“以帖为主的创作风格”中的“重要的书法家”。对于前者，史上多有同等事呈现，在此不再多言，而对于后者，则必须多说几句。 其实，清代金石学兴起之后，碑和帖的取法和融合问题，一直有“以帖入碑”“雅化北碑”之外的一条线索，即帖学书家“化用”碑意，通过碑的融入强健帖的筋骨和精神，将文人书法的“柔弱”之质一振而具“清刚”之气，邓石如、何绍基、阮元、吴荣光、吴昌硕、黄宾虹、谢无量、刘孟伉，乃至叶恭绰等人，正是这个序列的杰出书家。这些书家，在书写的主层面上，基本上恪守文人书法的主脉，并没有直接效法南北朝碑版，即有涉足碑版、金石者，也在汉碑以上，他们笔下的行草书（最能体现文人书写意态的书体），都已不是纯粹的帖学书写模范，但是添加了许多的诸如劲涩、生辣、雄厚等碑法元素、意韵，显得清健阳刚，扭转明清帖学靡弱之势，还原帖学的本质，成就了清末民国书法“碑情帖韵相辉映”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系书家的表现，之后的研究者并没有完全厘清，在界别划分上比较混乱，书家们或被指为“碑体”、或被归为“帖系”，或干脆被称为“文人书家”“学者书家”（如陈振濂在《现代中国书法史》中就将叶恭绰视为“学者书家”）。实际上，这些书家，都是在清末民国这个书法史上“碑帖兼容”时期的代表书家，是“碑帖融合”创新实践的杰出代表，不过他们走的是与康有为、李瑞清、郑孝胥、于右任等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而已。而在其中，叶恭绰应该是属于在“碑帖融合”中最能保持“文人书法”本体精神的卓越书家， 是在近现代对中国书法“清刚之气”“朴茂之韵”表现得最为透彻的杰出人物。 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局部 对于叶恭绰书法的渊源，叶梅在《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叶恭绰》中，从家学、行历、交游等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解说，诸如祖、父辈们对他的奠基，广东地域书法风尚的熏陶，陈澧、文廷式、梁鼎芬对他的影响，与陈衡恪、罗惇曧、王秋斋等人交往的得益，等等——从这些信息中，我们确实可以基本知道叶恭绰书法的来历，但对于叶恭绰书法风格的演变脉络和面貌依托之处，我们好像还是云里雾里，难辨就里。为此，我们还得做一定的梳理。 我们已经知道，叶恭绰的书法出自赵孟頫： “他的书法创作初涉赵孟頫，以后上溯宋人，兼取颜体，对于苏轼的横向取势及以夷制险技法形式，具有十分杰出的把握。正是由于这一点，叶恭绰虽然不能像于右任、沈尹默那样开宗立派，拥有自己的集群，但他的书风也足以在于、沈之外独树一帜，具有不可取代性”（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169页）； “叶氏初以赵孟頫《帝师胆巴碑》为根柢，用笔绰饶风致而神健。后取颜真卿、褚遂良、《曹娥碑》与魏碑之长。善以大笔作小字，结构茂密，笔力充足。有赵之秀致、褚之婀娜、颜之骨骼”（孙洵《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94—195页）。 叶恭绰出之于赵孟頫、出之于《胆巴碑》，自然是铁板钉钉，但他之后的路数，后人的指认好像除了颜真卿之外，其他并不能“统一”确证，这里面还是需要做一点“考证”功夫的。 在《矩园余墨》的《纪书画绝句》中的题《胆巴碑》诗“福神玄妙并沉沦，片羽空留径寸珍。不见鸥波碑版字，哪知北海有传人”后，叶恭绰有如下一段“题注”： “此卷旧与福神观、玄妙观、妙严寺称赵书寸楷四大名迹，今三者具流落海外，皆费西蠡念慈所藏，今费氏遗物早尽。余少时，文道希先生曾拟介余为费婿，即配沈北山鹏者，余不为《轰天雷》者偶耳。松雪碑版全用李北海法，蹲偃提拨，犹有篆隶遗意，世徒赏其学右军一种飘逸而流于甜熟，非其至也。观此碑方知松雪真本领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矩园余墨》第199页） 在《题陆俨山先生家书后》中，叶恭绰又说： “松雪书有学逸少与北海二种，此乃师其效北海之体，故遒逸不凡，明人学赵尚见及此，清代则全逞姿媚，风斯下矣。”（《矩园余墨》第128页） 这两段文字应该是我们解读叶恭绰书法的相当重要的线索。此中，我们首先能领受到叶恭绰作为一个鉴赏家的独特的眼光，他发现的“松雪碑版全用李北海法”，就直接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赵孟頫的笔下会出现“宽博清健”这样的审美意态、并以此拓宽了二王帖学的美学意境；更重要的是，我们据此完全可以推断，叶恭绰即已明了赵孟頫法李北海，自己又何尝不在李北海之中驻足？只要揭开这一层“薄纸”，我们立即就能从叶恭绰的行书中发现太多李北海的踪迹，李北海行书中的那种刚健、雄峙、飞扬的精神风貌，在叶恭绰笔下表现得相当显著，而这也正是叶恭绰书法让人激赏的核心所在。 他的多字、长篇书写，又因自由表现的情致，精神意趣超脱、放逸了许多，在自然书写中竟尔出现“民间书法”的风味，而且这种形貌在民国书家中也似乎只有叶恭绰一人而已 再回到赵孟頫那里。确实，赵孟頫对“二王”的传承，其中已经吸纳了许多唐宋人的成功之处，其中对颜真卿的师法，就直接塑造了赵书宽博大度的体态，而宋人余续之承接，又必然地对“尚意”书风谙然于心，所以，唐宋而来的雄健、飞动、大度、爽朗的精神气度，在赵孟頫的“回归二王”的书写中实际上已经创新了“二王体系”或“文人书法”的范则，与赵孟頫同时代的其他书家，如康里子山、鲜于枢等，都共同具有清刚雅健、大方劲爽的正大气象，也自属于“文人书法”的典范。至于在此之后的帖学衰微，那是后人的事，实不能过多地指责赵孟頫。叶恭绰可谓是赵孟頫的千古知音，真正能够发现并继承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书法这种正大气象的“明者”“智者”，后世确确当推叶恭绰为杰出代表！以下一段文字又可补证： 伯几劲淡胜沤波，评比应知语不讹。色目一般堪竞爽，不知世论谓如何。 元鲜于伯几半卷《老子》，松下清斋旧藏，乃世传据迹，伯几此类字固可令沤波失色也。又草书诗卷，纵横恣肆，似均非子昂所及。又余别藏康里子山《归去来辞》，均优入晋唐境域，信元代色目人之多才也。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矩园余墨》第201页） 当然，仅有这些是不能成就叶恭绰的大格局的。 在叶恭绰的行书中，我们似乎还能发现不少敦煌遗书、唐代经生书法的形貌，即在赵孟頫、李北海的基础形相和意态之中，增加了相当多的生辣、放逸、质朴的元素，在他的那些书札、题跋、序文中更见显著，如《四家藏墨图录序》《致曼青先生札》《致吴湖帆札》等；或者可以更肯定地说，叶恭绰的对联、少字作品，因“工”的需要，多出现赵孟頫、李北海此类风貌，而他的多字、长篇书写，又因自由表现的情致，精神意趣超脱、放逸了许多，在自然书写中竟尔出现“民间书法”的风味，而且这种形貌在民国书家中也似乎只有叶恭绰一人而已！ 仔细体察，对于叶恭绰这样的书写，我们还是可以解读清楚的。香港学者饶宗颐曾经说，“叶老是一个最早提倡敦煌学的人”，“很有眼光”。据其回忆，叶恭绰迁居香江时，带来的文物典籍仍琳琅满目，藏品中就有不少敦煌卷子，饶宗颐得以饱览藏珍。“我和叶恭绰先生根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饶宗颐学述》）叶恭绰曾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因为他在熟识的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那里，见识了伯希和从敦煌考察后廉价购回的大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物，深受触动并发志于收藏保护，由此，他也“所见逾千”并“欲将存世之敦煌经籍编一总目，苦藏于私家者不易得查录，今李、刘、许、张诸家所藏，已陆续出售，且多归公有，或者此愿可遂也”（《矩园余墨·晋索侺写太上玄元道德经卷跋》，103页）。由此可知，叶恭绰对敦煌艺术的关注、私淑（可查叶恭绰敦煌出土经卷的题跋文字，《矩园余墨》、《遐庵小品》均可见，叶恭绰还有《汉晋木简序》《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序》《张谷雏所藏敦煌石室图籍录序》等颇具研究色彩的长文）以及对“敦煌学”建立的启引，已是他对近现代文化的一大贡献，那么，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精研书法之人，他对于“所见逾千”的敦煌文书、写经的“书法风神”岂有不从中规模、取法之理？况且，以叶恭绰的学识、眼光，他又何尝不能理清敦煌遗书与自己倾慕的晋唐文人书法相通的“神理”？再又以他的学识、眼光加深厚的书法功力，他对敦煌书法的借鉴、吸收，肯定是轻车熟路并能直达精神内奥的。 在《矩园余墨·晋索侺写太上玄元道德经卷跋》中，叶恭绰有评：“至此卷书法纯从章草蜕化，与西北出土木简之属晋初者正合，足证书法自有其时代性，东晋诸名家如何演变为今所流传之晋人书体，亦殊堪研讨耳。”显然，叶恭绰对章草、晋人书法与简牍书法、敦煌书法的渊源是很清楚的，对章草书的特征也皆明瞭，并清晰认知章草对明清书法的影响，“章草由篆隶八分孳生，故用笔取势相同。陈兰甫先生谓习草书必由章草入，诚名论也。明代犹多知此义，故工行草者相望。特明人于篆隶少研讨，故得晋、唐之逸丽而失其朴茂。清代习篆隶过于明，而行草转逊，则不能融贯之失也。又每缚于卷折”（《矩园余墨·明徐子元草书诗卷跋》）。因此，我们看到叶恭绰书法中的章草笔意以及由此而生的“朴茂”意境，乃是叶恭绰刻意为之，这种章草笔意和“朴茂”意境，也正是叶恭绰从简牍书法、敦煌书法中效法而来，或者也是叶恭绰与简牍书法、敦煌书法的神会。 我们很少见到叶恭绰的篆隶作品，但叶恭绰却又在相关文献中多次表达过“书法应根于篆隶”的观点。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叶恭绰“章草由篆隶八分孳生，故用笔取势相同”的观点，因为我们很少见到叶恭绰的篆隶作品，但叶恭绰却又在相关文献中多次表达过“书法应根于篆隶”的观点。在此，我们也似乎明白了，叶恭绰乃是在章草书法以至简牍书法、敦煌书法中悟取“篆隶八分”的意趣风韵，并在行草书法中渗化。这首先当然是叶恭绰自己的“学法”取向，也不能排斥叶恭绰因涉学太广、事务太多而无暇、无力再在篆隶中深造，转而简捷求之——这可能有些遗憾，但并没有在太大程度上影响叶恭绰的书法成就，因为他的理解已经到位，而且取法之源本也在朴厚、雄茂之格。 我们还须集中检索一下叶恭绰的以下文字： “惟宋、元两代，工篆、隶者不多，故字帖一时盛行，实皆为山阴系统所笼罩。明中叶以后，渐有研习及金石者。虽不轨于正，然殊途已开（如赵凡夫之类）。至末祚，如王觉斯、张二水、阮圆海、傅青主之属，大抉藩篱。然其工者，颇足与华亭争席” （《论书法》，《遐庵小品》第41页） “至康熙帝崇尚董体，天下从风。沿及雍、乾，终至每下愈况。至嘉、道，乃穷而思变，崇碑黜帖之风遂起。逮包世臣、邓完白出，益扬其波。而邓之造诣，更足证成其说，华亭统绪，因失其光焰，而书法乃渐渐开一新境界矣。” （《明祝枝山字卷跋》，《矩园余墨》第122页） 细察之，这里面实有奥妙。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叶恭绰心目中，王铎、张瑞图、傅山、包世臣、邓石如等书家，呈现出来的，就是金石、碑学的风韵，而这些书家，鲜有师法“北碑”“南北朝碑”的经历，他们更多地倒是对汉碑乃至钟鼎文字颇有关注或师法，而且他们共同地演绎了朴茂雄阔、劲涩飞扬的另一种“文人书法”的气度——显然，这种气度，叶恭绰是十分心仪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叶恭绰的认识思路会清晰许多。我们顿然能够理解，叶恭绰对祝枝山草书“天真烂漫、兴趣盎然”的激赏（《明祝枝山字卷跋》），对张瑞图“实为觉斯、石巢先导”“纵横排阖之气”的肯定（《明张果亭草书真迹跋》），对黄道周“至书法之端劲，与倪鸿宝可称双璧”的赞扬（《明黄石斋手书召对注卷跋》），对陈白阳“纵横洞达，意力俱到”的提点（《明陈白阳千文册跋》），对解缙“劲逸纵横，全法旭、素，但乏朴厚之味”的中评（《纪书画绝句·论解缙》），这如许多的鉴评，都与叶恭绰的“心仪”相统一；而且我们又进一步理解，在对所见到的元代书家如康里子山、鲜于枢、柯九思、揭曼硕、杨维桢的评价中，叶恭绰往往都以自己的“心仪”作为“基点”，甚至因为此将赵孟頫作为“参照系”，不惜“贬抑”赵孟頫。如此等等，在叶恭绰《矩园余墨》的其他题跋和诗文中，我们还能发现许多的蛛丝马迹。 至此，我们应该十分明白，叶恭绰于书法一途，在赵孟頫上立基，继而上溯颜真卿，并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赵孟頫中的李北海“元素”，进而属意李北海的雄峙飞扬，且对唐宋书风有了深刻的理解；又在关注汉简书法、敦煌书法及启引“敦煌学”的机缘中，接触大量此中的民间书法信息，也从此中研习到章草之法，悟出章草与篆隶的血脉姻缘，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了自身熟练地笔墨语言。而在这个过程中，叶恭绰借助自己深厚的学养、开阔的眼界、超人的鉴赏能力，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文人书法”的核心精神，始终立定在朴茂雄阔、劲涩飞扬的审美格局中，将篆隶意趣、章草意趣、金石意趣在文人书法“风雅”的大格调上融合起来，实现了在民国书坛对“文人书法”成功的重铸，树立了清代以来“碑帖融合”的另一种典范。 这里，还必须交代一下，叶恭绰笔下的雄健之气，与他强调并力行的“悬肘”用笔，自然有着技术、技法上的关联；另外，叶恭绰在这“碑学”上的用功，其实还主要地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碑体”书家的借鉴上，比如，我们很容易地能找出叶恭绰笔致中郑孝胥、沈曾植的痕迹，当然，化用当时流行的那些写碑之法，活用“碑”之“情性”，对于叶恭绰来说，那也必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如前文所述，叶恭绰心中之“碑”，主在篆隶古朴之气、金石雄刚之质，已然大大脱出当时“南北朝”“北碑”的范围，从中，我们又可发现一个大学者、大鉴赏家非同常人的学术视野和辨识能力，这又让我们更加肃然起敬！ 叶恭绰的书法，在“风格”层面上似乎确实显得“弱势”，在“碑”的平台上，他不如康有为、于右任、李瑞清、郑孝胥、沈曾植，有明显的“碑质”，在“帖”的平台上，他也没有沈尹默、白蕉、潘伯鹰那样的“雅韵”。但是，叶恭绰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最为“丰富”的人物，而且，自本文的立场延引，叶恭绰的贡献，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大大地圈点出来：一是对颜真卿行书而来的唐宋元行书书写体系做出了开拓，将“碑情”和“帖韵”在雄阔的意境中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二是将“文人书法”的雄健阳刚的精神风貌传承得相当到位，甚至可视为民国书坛最具有“文人风骨”的书法家；三是“碑学”眼光相当独到，迥异于时人，在当代书坛已将汉碑、钟鼎纳入“碑学”范畴的情势下，回望一下叶恭绰，我们无法不心生敬服之情！至于叶恭绰作为一个文人、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的综合素养，则恐怕整个民国以至建国后如许岁月，没有几人能望其项背了！ “碑情帖韵铸文心”，叶恭绰的独特贡献和意义，当今书坛浮躁和浅薄中的众多“书法家”，其实是最需要去好好认知和品味的，这当然是后话了。 作者简介 郑荣明，1966年生，江西宁都人。中文本科学历，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等级考试考官、岭南书法院院长、岭南书法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佛山市书法考级中心主任、康有为书法艺术院常务副院长、《书法界》、《中国书法评鉴》主编、《书镜》执行主编兼为暨南大学校外书法硕士生导师、广东书法院客座研究员、佛山科技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 在《中国书法》《中国书画》《书法》《收藏》等国家级书法刊物上，发表近百万字学术评论文章。主持过《书法导报》“书法批评”专栏。获得过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广东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出版《思逐风云—思渊居书法档案》四卷、《龙鸣书汉简千字文》、《书可载道—郑荣明（龙鸣）书法作品集》。 主要策划或组织过“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康有为奖”全国书法评展暨“中国书法·岭南论坛”、“全国新文人书法大展”、“全国新文人书法研讨会”、“广东省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岭南霞光——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提名书法家作品展览”、“岭南书法大讲坛”、“岭南书法教育论坛”等国家级、省级重大书法展览、学术活动。 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名家邀请展，曾赴韩国进行书法学术交流。 （探墨艺术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