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宁夏 从《口述宁夏》出发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用问题，人们的认识是有分歧的。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假如这些青年人当时不上山下乡，留在城里可能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 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据《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一书作者火木经过精确计算：“文革”以来下乡的1700万知青中，至少有1500万人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中国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历史已经发生和必然发生的过去。 60年代中后期的城镇中学毕业生除了上山下乡，几乎别无出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历史选择了他们，而他们无权选择历史。 应该承认在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中，他们为国家做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具体到银川这座曾经的的塞外小城，偏僻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密度不大（在1965年仅为每平方公里不足70人，当时城市人口13.6万，农村人口7.6万，总人口才21.2万），土地资源丰富，农业开发的潜力巨大，因此，从壮大城市、发展经济角度看，适当引进外来移民是不错的选择，尤其像接纳安置内陆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更是如此。 当然，所有的移民应该具有社会学上所说的内在的价值取向，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合理流动，才是符合移民规律，并且是可持续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跨辖区或是辖区内的，就银川而言，都对本地不仅农村，也包括城市建设与发展有着正面的意义。 知青移民给农村和农垦事业增加了新型劳动力人口 1968—1969年间，银川有738名初高中毕业（即俗称“老三届”）奔赴宁夏固原地区插队落户。 他们被分配到固原、西吉、泾源、隆德和海原五个县，王洼、玉桥、泾河源、兴盛、泾北、联财、神林、沙塘、城关、蒿川、兴仁、李旺、李俊、西安、和贾塘十五个公社，李寨、北洼、范沟、泾光、团结、长征、立新、东风、白面、东方红（泾河源）、永红、曙光、红星（兴盛）、卫国、红旗、红光、雷锋、兴盛、立新、大庄、沙南、东方红（泾北）、恒光、联财、赵楼、神林、庞庄、辛平、街道、张树、清泉、许沟、新民、董庄、光联、中林、锦华、和平、马家河、清景、武塬、蒿川、王团、西里、东滩、二道、红星（李俊）、薛套、付套、小河、西安、白吉、范台、曹洼和脱烈五十五个生产大队。 至于进入20世纪70年代，银川知青下乡大多安置在郊县农村。 从统计来看，郊区自1973年至1978年，红花、大新、掌政、通贵、银新、良田和芦花7个公社6年时间共安置了7281名下乡知青，几乎每个生产大队和各个小队多少不一都有知青插队落户。 至于跨辖区从浙江、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安置在银川地域或农垦或农村，其劳动力支援的意义更加彰显。 他们中年龄大多在18岁左右，正是年青有为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大姑娘。 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劳动力，而是农村整个社会力量中一部分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最有生气的力量。 在遍及插队的地方，绝大多数社队都为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那些有条件建队办场、集中安置下乡知青的地方，创业效应更突出一些。 杭州知青王晓如在《忙碌的知青点》一文中，就曾生动地记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集体创业的故事。 他们一到场就下地干活，平整土地、开沟挖渠，养猪积肥，出外拾粪。 他们在场领导的引导下，开源节流，开展多种经营，开油坊、豆腐坊、裁缝铺。东山扫沙子，西山拉石头，鹤泉湖割芦苇，冬季搞劳务输出。 到邻近收割完的粮田搞“小秋收”，还到黄河滩上挖老鼠仓，竟挖了数千斤黄豆，卖了近万元钱。 他们也曾在寒冷中穿着棉衣赤脚下水，按着浪木平整稻田，起秧插秧，也曾在烈日当空挥镰割麦，面对西北特有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吞下咯牙的“沙拌饭”，辛勤的劳作也换来精神的愉悦，当他们的插秧稻弯下沉甸甸的稻穗，引起过路老乡的啧啧称赞的时候，当田野里拖拉机、拉拉车和老牛车驮着他们丰收果实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所得自豪。 郊区掌政公社永南菜牛场的银川知青点，1975年建点以来，两年时间，建立了稳产高产田100余亩，开荒30多亩。 1976年在遭受阴雨、低温等自然灾害情况下，粮食油料和蔬菜获得了较好收成，还打破了当地历史上不种菜的习惯。 此外，还饲养了30只羊，19口猪，粮、油、菜、肉基本自给。还积累了生产费用1万余元，新添了一头牛，二辆架子车，三头驴，小型农具俱全。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 宁夏的农垦起源于军垦，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后整编为西北独立第一师（即）。 他们以三个团挺进西大滩后，揭开了自治区国营农场建设的序幕。 继之又有从北京、南京、兰州等军队复转的官兵加入开发建设的行列。 1950年—1960年，28600多浙江青年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对口支援宁夏农垦建设，近半数人具有中学、小学毕业水平。三年的自然灾害，很多人在挨饿受冻时倒下，更多的人踏上返乡的路途，5000多浙江青年人留在了这里，他们成为宁夏农垦建设的重要力量。 1965年至1978年间，7160名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投入宁夏的军垦后改为农垦的建设。其中5334人来自北京和天津，其余的则是银川本地人。 这批知青约占宁夏地区知青总数的12.5%，约是农垦总人数的四成。 在下乡劳动期间，这群知识青年有别于分散编队的知青团体，他们受到军事化的训练，凝聚的更为紧密，并具有鲜明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战斗力，被赋予“军垦战士”的光荣称号。 农垦建设的漫漫岁月里，知识青年洒下了晶莹的汗水，奉献了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些经历返乡回城风潮而选择留下的各地知青，更是为今日农垦事业“既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与其他职工的坚守，才迎来了宁夏农垦的真正辉煌。 奶牛产业是宁夏农垦八个主导产业之一，而宁夏奶牛产业发展的摇篮，当属宁夏农垦贺兰山奶牛公司。 平吉堡奶牛场创建于60年代初。当年，北京知青吴恩玲在平吉堡奶牛场，从1969年6月至1979年回京，真正工作了十个年头。 她以《难忘的奶牛队生活》，回忆了她在平吉堡奶牛场如何从做畜牧统计、管理牛的档案开始，逐步克服因“文革”动乱造成管理牛群资料空白的尴尬，如何在技术员和奶牛场职工的努力下，解决好奶牛饲料、防控炭疽病、引进新技术提高奶产量、培养高品质奶牛的经过，并把成年母牛平均产奶量由1966年的3508公斤，提高到1980年的5053公斤。 浙江支宁青年吴梅菊在平吉堡奶牛场干一样爱一样，自从当上挤奶员后，就一心扑在奶牛上。 她不仅奶挤得好，使每头奶牛产鲜奶1万斤以上，而且还亲自拉上小车去割青草，一天到晚始终围着她的10头奶牛。 人工配种受精率她的10头奶牛达到了80%以上，在当时是全区最好的成绩。由于她工作突出，成绩显著，1983年被自治区政府授予“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还被选为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宁夏，汉族群众一说吃肉，竖起大拇指直夸“灵农”牌猪肉是放心肉。 它以安全、放心、品质好深受消费者青睐。 灵武农场是宁夏农垦创建的第一个国营农场，有着60多年建场史。 它不仅见证了宁夏的发展，也见证了宁夏农垦由小到大，由一穷二白到如今繁荣昌盛的历程。 它坐落在黄河东岸，以优质水稻、甘甜的水果和现代化的养猪场闻名区内外。 灵武农场的灵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是自治区肉、奶产业龙头企业和优质瘦肉型猪生产骨干企业，拥有资产3397余万元，员工290人，年盈利321万元。 公司所属企业有种猪场、万头商品猪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养猪一区、养猪研究所、分析化验中心、兽医站、奶牛场、饲料厂、肉联厂和40多个灵农鲜猪肉连锁店。 当年的浙江支宁青年家属周球光是灵武农场有名的养猪状元。 50年代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的女知识青年王柏玲更是培育“灵农”新猪种，推广现代化养猪新工艺的大功臣。 60年前，宁夏农垦所处的这片土地，不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盐碱荒滩，就是风吹沙石跑、不见树木不见草的戈壁荒滩。 盐碱地土壤含盐量0.5%--3%，最高6.7%，地势低洼，排水不利；荒漠戈壁土壤瘠薄，有机质含量只有0.2%--0.7%，自然条件很差，然而就是这样的戈壁荒滩上，驻扎在宁夏的农建师集体转业投入农业生产，上山下乡以来，一大批北京、天津、浙江、银川的知识青年来此落户，一起肩负起了开垦荒地的重任。 农场初建，那种艰辛难以想象。 一位农垦老前辈回忆：“滩上长满了芨芨草、白刺、芦草，黄羊、野兔招来狼群常常出没。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仪器精确度不够，每完成一次建设工程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测量队常年和湖泊、荆棘、风沙打交道，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往往收工时天黑到看不见回家的路，半夜还在荒滩上打转转。” 前进农场是宁夏成立较早的机械化农场。 这里曾被苏联农业专家断定为“种植禁区”，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但是农垦人凭着一股战天斗地的精神，改写了专家的断言，通过种稻洗盐，改良土壤，实现了生产。 开垦艰辛，保障垦地顺利生产也不易。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重中之重。 田块开垦出来，需要开沟渠，修道路，植树木。 经过一代代农垦人的艰辛劳动，30万亩的中低产田已改造成稳产高产的农田。 目前农垦已有耕地面积达60万亩。 昔日杂草丛生的“七十二连湖”、荒凉的黄羊滩、盐碱覆盖的西大滩、凹凸不平乱石成堆的军马场等，已变为绿树成荫、良田遍野、道路畅通、沟渠纵横的高产稳产基本良田。 农业的出路在机械化，可宁夏的农垦“一把镰刀一把锹，一根木棍肩上挑；一副背篼压弯腰，旱地中耕锄头刨。”就是创业阶段的真实写照。 灵武农场最早有5台25马力的汽油拖拉机和2台煤油拖拉机，后又购置2台苏制C-4自走收割机。 为适应生产需要，农垦人在耕地、收获、运输、植保机械上不断添置更新。还结合实际，自己研制了IYT-3.7型条形镇压器，大大提高了水稻整地的碎土和平整质量，自主研制了“碳酸氢氨深施追肥机”等。 天津知青路金树回忆他在前进农场成为天津知青在宁夏农垦机械化战线上第一代技术人员的经历时自豪地说：这是个既让人羡慕而又艰苦的工作。夏耕时坐在拖拉机后面打犁是个苦差事，牵引车前面一走，后面便是暴土扬场，满身满脸的尘土。一遇机器出故障，那操作困难，在泥土与机油中摸爬滚打，还要被蚊叮虫咬，或者麦芒刺扎，都是难以想像的。 路金树吃苦耐劳，8年后成了一名联合机手，两年后又当了机组长。 1979年在联系好工作单位回城前，还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在农机培训班认真当教员，负责把技术传授给农垦职工子弟，实现了农场农机队伍的平稳过渡。 宁夏农垦自1950年创建以来，经过一代代农垦人屯垦戍边、艰苦奋斗，把一个荒漠戈壁滩，建成为一块块肥沃美丽的绿洲良田。年粮食总产达31690万公斤，占全区粮食的10%，粮食商品率高达85%以上，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区域粮食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12880多名京津浙和银川知青（浙江支宁知青以1963年存留数计）在宁夏军垦、农垦事业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六七十年代可以说，他们撑起了宁夏农垦的脊梁，即便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调整，京、津、浙和银川的知青大多离土返城，但是他们为垦荒屯田事业流淌的汗水乃至鲜血，作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贡献，已载入宁夏农垦史册。他们的业绩也被今天演绎得精彩之至。 知青移民提高了本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科技文化水平 许多下乡知青凭着他们的勤奋、知识、智慧和敬业精神，赢得乡亲们的信任，走上了各专业岗位。 他们在普及文化、传播科学知识、活跃文化生活、开展农业科研以及当家理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3年，杭州知青在永宁下乡第8个年头曾有一份统计数据，总共939名知青在8年中被招到自治区和永宁县财贸、工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工作的381人，还在上大中专的45人，其它特殊情况迁出224人之外，所剩的289人中，就有民办教师20人，代课教师16人，赤脚医生4人，拖拉机手2人，生产队会计6人，约占16.6%。 银川市1977年也有一个全市的统计数据，在11000多名下乡知青中，有986人成为辅导员、农技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会计等专业人才。接近9%的比率。 知识青年对于知识的渴求，与生俱来，尤其在经受农村生产劳动的锻炼中，不仅感受到生产知识的欠缺，同时也有把在学校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强烈愿望。 比如在永宁下乡的杭州知识青年，在社队领导的支持下，自发地组织成立农民夜校，利用晚上时间帮助农民识字，学习文化知识，特别是县农场的知青队，他们的农民夜校采取“一对一帮教”的办法，帮助邻近的生产队农民学文化。 知识青年文化水平高，教得非常认真，农民群众都非常爱学，在当地掀起了农民学文化的高潮，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在帮助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知青们始终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或个人兴趣爱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有的针对劳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主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有的学习畜牧兽医知识，有的学习医药卫生知识，有的学习农村财务知识。 在这中间，结合农业生产开展科学实验，推广农业新技术，钻研技术创新是知识青年有所作为，赢得当地社员普遍赞誉的最为突出的事例。 永宁县农场杭州知青王晓如，了解当地种水稻开始是撒播，亩产才二三百斤。后来推广播秧技术，亩产可达600斤以上。 1971年他当了育秧技术员后，四处拜师求艺，虚心学习下河二队一老农的育秧经验。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自己成功做过稻种木架上无土栽培实验。 凭着掌握的育秧技术，1976年因上高校被自治区党委抽调到吴忠县金积公社一个回族聚居的大队搞社教。 他所蹲点的生产队已连续几年育秧未成功，自己就伸手把这个活包揽下来了。 他亲自指挥亲手操作，在众人闷声不响的疑问担忧中，搞了盐水漂种，热水（50℃）汤种，堆种催芽等流程，正正归归地操作了一次。四天之后，掀掉薄膜，所有的稻种白花花地绽开了胚芽。一个星期后，一个个塑料地棚秧田里，全是一片片崭齐的碧绿。 他帮生产队育秧成功惊动了整个大队，干部群众都称赞他“真是艺高人胆大”！ 知青陈登原，醉心培育小麦新品种，获得梁队长支持划二块四四方方的两亩地作试验田，又从王太堡农业试验场毫不费力讨得十几个优良小麦品种后，就开始科学实验了。 他用正交实验法，确定了其中的十来个组合。 大部分的土地，用来做密植实验，行距有3寸至5寸不等。六七月麦子抽穗了。他整天在实验田里去雄、授粉、套袋，做记录，忙得常常顾不得吃饭。功夫不负有心人。8月间，杂交F1代的小麦成熟了，结子率高的有30%，低的也有10%。关键是有的麦粒颗粒大，十分饱满，“千粒重”毛估比对照组要重50%以上，这意味着实验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遗憾的是，那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分了心，以至于育成的第一代良种，不可思议地落入了鸡肚皮！ 密植实验的麦子，也被不知情的社员混在一起脱粒了，一个数据也没留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后来他学习做5406堆肥，回到大队因陋就简办起了堆肥厂。一级菌种是在试管里培养的，在无菌的条件下，将从农校带回的菌种接种在一种叫做琼脂的培养基表面。 两三天后将长满菌落的琼脂捣烂，同样在无菌的条件下，将其装入培养瓶。 瓶内装的是麸子和碾成粉末状的料饼，充分拌匀，两三天后，瓶内长满橘红色的菌落，就是二级菌种。二级菌种与麸子和料饼充分拌匀，装在已消毒的木盘里。不几天就长成了三级菌种。三级菌种与碎土拌匀后，堆积四五天，就成了5406堆肥。上好的5406堆肥呈颗粒状，外表裹着一层白里泛红的菌落，还有一股浓郁的香气。 洒在地里不几日，高粱玉米小麦黄豆像中了邪似的，一个劲的往上蹿，结果是产量大增。 陈登原曾用二级菌种，直接撒在自留地里。 他种的梅豆，像江南的四季豆，郁郁葱葱，枝叶繁茂，结满了一串串的梅豆，吃都来不及吃。 公社书记钱金锁特地在他的自留地召开了一次5406堆肥的现场交流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97年陈登原回访当年下乡地，梁队长一见面就不住地说：“陈登原，科学种田，科学种田！”报社记者写的专访里，也引用曾经为知青做过饭的张大娘的话，说陈登原做的药（除黄藤子的生物制剂），灵的很，说得神乎其神。 此话也许有点儿过头，但当年知青在科学种田上的种种探索，老百姓可是印象深刻啊。 知青裘志新在永宁下乡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劳动实践，悟出农业生产离不开科技的道理。 他从1966年起便积极投入到生产队水稻插秧、药剂除草、小麦新品种引进，“5406”生物肥制作等新技术的推广上，成为农村科技带头人并被聘为乡农技员。 1973年，他被吸收到县良种场，正式进入科技人员行列。在工作中他深切认识到自身专业知识的缺乏，在老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刻苦自学了良种繁育、作物栽培、植物生理、土壤肥料、昆虫病理、生物统计等十多门专业课程、理论知识，使得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大有长进。 早在当农民技术员时，他便有志于小麦新品种选育，并在自留地里种上了百余份亲木材料。 到良种场后，他与其他科技人员在领导的支持下，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资源，求教于全国各育种单位的专家，克服缺少基础材料、育种经验、经费等困难，通过不断实践总结，终于建立起一套适合单位实际的摊子小、花钱少、效率高的育种机制，顺利完成一年三代的北育南繁任务，将育种工作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 1977年他与同伴首先育成中熟高产的春小麦新品种永良1、2号，获自治区第一次科学大会“育成小麦新品种奖”。 正当同来宁夏的知青忙着离土返城时，1981年他培育出了著名的春小麦新品种“宁春4号”。 该品种丰产性突出，适应性广泛，品质优良，深受农民与加工企业的欢迎。 自1981年正式推广以来，现在已是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占到90%面积的重要品种，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也成为当家品种。 据不完全统计，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广西等省区累计播种宁春4号1.2-1.3亿亩，至今仍是黄河前套后套引黄灌区春小麦的主要品种。创造效益大致在70亿元以上。 知青移民带来的生活习惯，也使当地人生出许多好奇。 毕竟是大城市来的，有许多生活理念给封闭的西北农村一股清新之感。 当年杭州知青的到来，就曾打破永宁当地农民几辈子以来平静如水的生活。 青年队成了他们尤其是小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 一些从杭州带来的日用品，常常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过去银川人对上海来的移民有首歌谣唱道：“阿拉上海人，来到宁夏城，锅锅碗碗都不带，带了个尿水盆。” 而这时的永宁人，他们把热水瓶叫做暖水壶，认为能使开水一晚上不凉的瓶子，里面肯定有电在作崇。知青们一早起来忙着刷牙洗脸的时候，就有一大帮孩子围在门口看稀罕。 看到知青三天两头换洗衣服，老乡就奇怪：“你们的衣裳没穿烂，怕都洗烂了。”但很快，他们跟着就学，而且发觉，经常洗的衣服不光穿着舒服，因为减少了汗渍和油污的腐蚀，反而更加耐穿。 知青还分片到各生产队去访贫问苦，开办扫盲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吸收贫下中农的孩子参加文艺演出，一些和知青年龄相仿却已经拖儿带女的年轻媳妇，看到知青朝气蓬勃的生活状态，不禁流露出万分羡慕的神色。 知青们由于在城里受过正规教育，往往多才多艺，他们到乡村，不仅改变了农村青年生活的单调乏味，促进了当地的文体活动，象杭州知青凭着对文学的爱好，还曾在1970年创刊办过《新青年文艺》，虽然传播不多，后不再继，但这种年青人的闯劲和强烈的爱好，还是值得珍视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无论当地人还是知青移民都是大事。 在那个年代，由于杭州知青下乡时间较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年龄都近二十五六了，所以不时有知青恋爱结婚。 由于没有家底，也由于革命的意识灌输成功。 知青结婚一不用彩礼，二简单朴素，在当地的确也成一种移风易俗的样板，给当地人很多惊讶。 知青移民带着城市文化的基因和先进的生活理念给封闭的农村带去了清新风气。 总之，银川地区有近千名下乡知青在社队及农林牧渔场担任会计、保管员、记工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技员、拖拉机手等各种农村基层专业工作，他们以自身的文化科学知识，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创造社会财富作出了积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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