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尊宝  紫霞仙子  唐三藏  菩提老祖  与熊昕律师有过一面之缘，2018年4月，我与同事林智武律师在南昌县看守所会见传销犯罪当事人，大家一起排队等候，当时看守所只有我们三个律师，在办好手续坐在会见大厅等候提人时，大家闲聊了起来，因为我是江西人，曾在南昌读过几年书，现在广东做律师，但对曾经故乡南昌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熊昕律师高大帅气，谈吐却非常低调，给人以谦谦君子之风。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也没有任何联系，虽然加了微信几乎很少聊天，只是会偶尔对我的朋友圈点点赞。 上个月读到伍雷的文章《关注律师权益，关注熊昕律师事件》，才知道熊昕律师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已被羁押了快一年。我立即在微信中跟他发消息，熊昕的爱人回了我微信，说属实，希望大家关注此案。 近日，熊昕律师的起诉书在网上流传开了，大概事由是熊昕律师在办理一起强奸案在会见过程中，涉嫌教唆犯罪嫌疑人把强奸罪说成嫖娼，恰好同一办案机关的警察张某某在隔壁会见室监听（又有说在走廊偷听）二十多分钟，结果双方引发了争议，最终检察机关以上述证人证言，及熊昕律师的辩解，起诉熊昕律师辩护人伪造证据罪。 熊昕律师到底有没有教唆行为，案情没有披露，我们暂且不做评论，此案还在审理当中，但是我们可以从程序上谈谈这个案子存在的重大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有律师说该条是宣示性法律，没有任何处罚后果，我觉得得不赞同。《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颁布制订的法律，地位之重可想而知，通过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的行为，其收集的证据理应排除，无须什么具体的论述，如果说会见监听的证据不排除，那么不被监听的条款有何存在的意义？ 但是你一旦翻阅法条，你会发现全懵了，关于证人证言排除事项中没有一条能适用得上。《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上面三个法律规范性文件，均表明对证人证言的排除标准限定在下列几种：1.采用暴力方法；2.采用威胁方法3.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方式；4.类似于前三种类型的方式收集的证人证言。 被监听的证据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条！律师在辩护过程中的观点，没有法条依据，难度可想而知。 即便被监听的证据被排除了，还有一招就是证据替换。所谓证据替换就是指某非法证据可能要被排除，通过其他的方式重新收集，形成形式上有别于非法证据，但证明力、证明能力都类似于非法证据的证据。 根据万毅教授的归纳，证据转化有两种形式：一是重新提取证据，这主要是针对实物证据；二是证据形式的转化。就是同一主体之体的言词证据的收集，或犯罪嫌疑人在刑事立案后或前期证据涉嫌非法方式取得，重新进行讯问。证据转化是同一主体的言词证据。 但是证据替换是不同主体的言词证据，熊昕律师案中如果把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当做此案的证人证言，此种方式就是证据替换，我们注意到了起诉书中有“证人证言”等之内容，可以断定，证人证言不止一个人，证据替换的预案应该有。 其实证据转化也好，证据替换也好，产生的矛盾就是立法否定了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之证明能力，禁止其直接使用。但又在另一方面，又允许通过其他方式“漂白”而间接使用。这无疑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与宗旨相违背，“漂白”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架空。 只有否定非法证据衍用的间接证据，才能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意义。英美法系上“毒树之果”理论，与大陆法系“证明使用禁止之放射效力”，它们均指非法取得之证据所衍生的证据，即便系合法取得，仍不得使用，这如同有毒的树上（毒树）所结的果实（毒果）仍然有毒一样。依据“毒树之果”原则，不仅应当禁止非法证据的直接使用，还应当禁止使用非法证据衍用出来转化的证据或替换的证据。 我们法律人习惯性的思维，法律规定不准监听，监听的证据如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没有想到具体条文中却找不到任何依据。我们认为办理辩护人伪证罪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都应当是与前强奸案不同的单位，是因为行政隶属本是如此，所以法律只规定侦查机关即可，没必要规定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却没想到现实中存在侦查机关不同，而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同一之情形，导致了前案与后案，同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 这些做法，符合你们心中的法治吗？我想借《大话西游》紫霞仙子的那句话来表达我们律师同仁们的心情：“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我们希望法治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意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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