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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 王春晖 摘要：20世纪以来，人的存在越来越与空间相关。西方哲学研究逐步转向空间的同时，空间理论也日益重视空间与存在的关系。文章将聚焦三方面讨论空间与存在的关系：空间与身体，人的空间经验，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身体是人经验空间的起点，人的空间经验则在身体与空间之间建立起联系；人在空间经验中与其他人产生关系，其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20世纪以来，从胡塞尔到梅洛 –庞蒂的哲学研究中，身体不断得到解放，逐渐获得理解存在与空间关系的原初性地位；与此相应的是，本雅明、海德格尔、巴什拉、詹姆逊等理论家都深入探讨了人的空间经验，揭示了现代人的空间焦虑与危机；在此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社会空间中权力关系的研究成为空间理论的重点，也成为解读现代社会中空间与存在关系的关键。由此，身体、经验、权力成为贯穿20世纪西方空间研究的关键词，也构成了理解空间与存在的三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空间，存在，身体，空间经验，权力关系 Space and Being: The Core of the 20thCentury’s Western Space Theories FANG Ying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umanexistence is increasingly related to space. With the gradual spatial turn inwestern philosophy, more attention is plac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ace andbeing in the studies of space theories. The present paper will probe into therelations of space and being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space and body, human’sspatial experience, and the power relations in space. The body is the startingpoint for human to experience space, while human’s spatial experience buildsrelations between body and space; a human in his spatial experience builds uprelations with others, among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Sincethe 20thcentury, in the philosophical studies from Husserl to Merleau-Ponty,the body has been freed, and eventually gained the primordial position in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of being and space; in accordance with it, human’sspatial experience has drawn increasing emphases in the studies of suchtheorists as Benjamin, Heidegger, Bachelard and Jameson, which have disclosedthe modern men’s spatial anxieties and crises; in this process, especially in thelater part of 20th century, as is revealed in the sociological,geographical and Marxist theories, the research in power relations in socialspace has become the major part of space theories, and the key point tointerpre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ace and being in modern society. Thus, thethree terms, body, spatial experience and power relations, have become the keywords in the western space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three major dimension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pace and being. Keywords: space, being, body, spatial experience, powerrelations 20世纪以来，面对世界的偶然性、瞬间性、碎片化和无序感，人的存在与空间之间产生了空前紧密而复杂的关系，人的各种焦虑、人的身份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空间相关，越来越为空间所决定。正如福柯指出的，当今的时代应该是空间的纪元，人们的世界经验更多地来源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 [1](P18)。20世纪的西方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等领域敏锐地感受到这些变化，从不同角度探讨着空间与存在的关系。存在与空间日益成为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空间问题讨论中的焦点。 本文将聚焦三个方面，讨论空间与存在的关系：空间与身体，人的空间经验，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而且是20世纪西方空间理论关注的重点。身体是人经验空间的起点；人的空间经验则在身体与空间之间建立起联系。人在空间经验中与其他人产生关系，其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身体、经验、权力是考察空间与存在关系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空间与身体 人的身体需要占据一定空间。人以身体为出发点和参照系来感知空间，人通过身体的知觉和活动在空间中存在。 早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中，空间就是与身体相关的。他对身体与空间关系的论述最早见于《事物与空间》（Ding und Raum）（1907）。在他对空间性的探索中，他发现人的身体具有“优先地位”：身体是“我”的承载者，是这个“我”能感知的各种知觉的所在地，无论我何时去往何地，身体都是我所经验到的“此处”（here）[2](P217)。为了解释身体的这一优先地位，胡塞尔提出了“零点之身”（null-body）这一概念。“零点之身”即“身体是知觉经验得以发出的方向原点。它是一个场所，……所有的位置，进而所有与位置有关的外形都必须通过它才能得到规定。” [3](P6)对胡塞尔而言，身体是整个知觉世界的恒定不变的中心：“我”所遇见的任何东西都属于身体的范围；无论身体走到哪里，身体都不会离开“我”；身体自我（a bodily self）使“我”成为周围事物和所有经验的中心。[2](P218)此外，胡塞尔还通过对肌肉运动知觉的探讨，揭示了身体在空间经验中的核心地位。[2](P219)此处的“肌肉运动知觉”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运动中或静止时的身体关于运动或静止的内在体验。胡塞尔认为，肌肉运动知觉促发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当身体以某种方式运动，身体所在的空间以及身体周围的事物都会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感知身体的运动，将大大影响我们如何经验身体所处的空间。感知身体，意味着感知身体如何占据某空间，也意味着感知身体对空间的体验。在胡塞尔那里，肌肉运动知觉成为理解身体与空间经验的重要概念，也是联系身体与空间经验的重要纽带。 一向重视时间的海德格尔，后期也开始关注空间问题。海德格尔早期重点研究存在的时间性，晚期则转而强调“时-空”一体性，强调存在的空间性，强调回到空间本身来思考空间。即便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通过对用具的分析向我们揭示：此在（Dasein）对空间的感知，此在具有空间性的方式，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首先，此在通过对用具的使用，赋予用具以空间性。由于此在的使用，用具便具有了“上手状态”（Zuhandenheit），具有一种“切近性”。这种切近性不仅指“在近处”，更是“由寻视‘有所计较的’操作与使用得到调节”的，“操劳活动的巡视”为用具定出方向，使其具有位置，使其本质上是“配置的、安置的、建立起来的、调整好的”。[4](P119)由于此在的使用，用具被给予位置和方向性。不仅如此，“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工具联络使各个位置互为方向”，并互相规定位置，从而构成用具联络的位置整体，形成用具所在的“场所”（Gegend）。此处，海德格尔强调，此在通过其活动（操作、使用、配置等）赋予用具以空间性。并且，这一空间性“是由日常交往的步伐和途径来揭示的，由寻视来解释的” [4](P120)，即，离不开身体的参与和日常的活动。其次，海德格尔指出，此在的空间性在于“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而“在之中”则显示为“去远”（Ent-fernung）和“定向”的性质。“去远”即通过对用具的使用，将其带到近处来照面，去除其“远”使之“近”。去除“相去之远”不仅涉及距离的测量，而且需要此在寻视首先上手事物的环境，将首先上手之物带入“由寻视先行揭示的场所”。[4](P124-125)由此，“此在以寻视着揭示空间的方式具有空间性”。[4](P126)此外，此在同时具有“定向”的性质。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此在的去远活动，都离不开寻视操劳活动。而“寻视操劳活动就是制定着方向的去远活动”，是一种定向活动。“左和右这些固定的方向都源自这种定向活动，此在始终随身携带这些方向，一如其随身带着它的去远”。[4](P126)也就是说，此在为用具去远并定向的同时，自己也具有并显现出空间性。从海德格尔的论述我们可以推断，此在与存在的空间性离不开身体和身体的活动。 尽管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身体对于空间感知和存在空间性的重要意义，但到了梅洛- 庞蒂那里，身体才真正得到解放，并被赋予建构空间性的原初性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身体对揭示空间性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附属于“在世界中存在”这个结构的；而在梅洛- 庞蒂那里，“身体 - 主体”（subject-body）在空间性的本质构建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在胡塞尔那里，身体这个概念没有得到太多讨论，而且主要是在“作为生命的肉体”（Leibkörper）这个意义上被使用；在梅洛- 庞蒂那里，身体不仅是肉体的，而是融合了身心的双重性，是“物性和灵性的统一” [5](P83)。更重要的是，身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种强调甚至可以说是本体论层面的，是与“知觉的首要性”联系在一起的。杨大春指出，“梅洛- 庞蒂最终把一切建立在身体行为、身体经验或知觉经验之上，用身体意向性取代了自笛卡儿以来一直受到强调的意识意向性，用身体主体取代了意识主体。”[5](P83-84)梅洛 - 庞蒂通过对空间性、运动机能等问题的讨论，揭示了身体与空间、与存在的关系。他赋予身体以空间中的优越性，将其视为空间的起点。他认为，“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6](P140)在梅洛- 庞蒂那里，空间的问题首先是与人的身体、人的知觉和经验相关的问题。他在对空间性的讨论中，始终立足于身体和知觉，他所探讨的空间也有别于传统的“客观空间”，而是身体的空间，知觉的空间。通过这些讨论，他最终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感知空间，经验空间，在世界中存在。 此外，艾特林在《美学与自我空间感》一文中也坚持，人以自己的身体为核心和出发点来感知周围的空间。文章指出，无论是醒着还是梦中，我们都会将身体的形式投射到周围的物体上；大脑对线条、块状等空间形状的美学反应，对建筑及其它视觉艺术中空间的体验，都与我们的自我空间感（spatial sense of self）密切相关，都是通过身体所感觉到的。[7](P6-7)艾特林还指出，我们随身体携带着一个内置的轴，以“自我”这个轴来感知周围的空间，因此，当我们置身于万神庙时，会认为自己占据着一个巨大的空间，并以自己的存在填满这个空间。[7](P8)萨克在《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观》中也探究了空间特性与情感、身体的联系，表明身体的不对称性、伴生感觉、外貌感知等因素促成了这种联系，并指出这种联系的非稳定性和非普遍性。[8](P133-145)皮亚杰研究了儿童如何通过身体的感觉运动，领会客体空间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如何逐步形成完整的“身体图示”，如何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符号最终获得完整而成熟的空间观。[8](P128-131)还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的城市研究往往将城市视为有机体，在隐喻的层面上赋予城市空间以身体的意义，研究其生长、胃口、性、增殖、健康等问题。[9](P167-169) 二、人的空间经验 胡塞尔、梅洛– 庞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深刻思考向我们揭示，经验空间是人存在的重要方式，人的空间经验是存在的重要维度。这里的空间经验代表一种广义的空间感、空间体验和空间活动，是人与空间的交互作用，体现了人与空间的关系。通过空间经验，空间与存在互相定义，互相影响。一方面，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和活动建构并改造空间，空间的意义通过人对空间的经验和人的存在来界定；另一方面，人需要在空间中存在，空间的状态和人的空间经验影响着人的存在。 晚期的海德格尔通过对建筑、空间、世界等问题的讨论，在形而上的层面讨论了“筑造”这一空间经验，将空间看作思考栖居和存在的本源性问题。他在《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一文中指出，“‘空间’一词所命名的东西由此词的古老意义道出。空间（Raum），即Rum，意味着为定居和宿营而空出场地。” [10](P1197)也就是说，空间天然地与栖居联系在一起，人与空间的关系，也必然与栖居相连。“人与位置的关联，以及通过位置而达到的人与诸空间的关联，乃基于栖居之中。人和空间的关系无非是从根本上得到思考的栖居。” [10](P1200)在对筑造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深刻地揭示了筑造与栖居的本质性联系。“安居与建筑（即筑造，下同。笔者注）相互并存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之中。……建筑不仅仅是获取安居的手段和途径，建筑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安居。” [11](P78)[①]而“安居”，即“栖居”，是“我们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或者说，“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11](P78)[②]可见，“筑造”这一空间活动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栖居”和“存在”。 在《空间的诗学》（1957）中，巴什拉在现象学的层面，讨论了各种空间原型带给人的空间经验。如，家宅具有原初的丰富性，“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是“我们最初的宇宙”。[12](P2)因此，家宅是庇护所、藏身处、休憩地，带给我们安定感、幸福感，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保存着儿时的梦想与记忆。家宅中的“柜子”，是存储记忆与历史的空间，是隐秘的心理生命的存在。[12](P84)家宅中的“箱子”是隐私的需求和藏物的理智，箱子上的锁既是召唤又是迷惑。[12](P88)又如，“角落”带给人的空间经验：这既是孤独的角落，又是辽阔的宇宙，既在自身之内，又在自身之外，既是寂静的避难所，又是对卑微的呼唤，体现了内与外、蜷缩与扩展的辩证法。[12](P146-154)再如“宽广”，如荒漠和平原，是一个无边界的、不断扩张并展开的空间，联系着人内心的孤独和漂泊感。人在“宽广”中的空间经验乃是人在宇宙中孤独存在的方式。“巨大的空间，是存在的朋友”。[12](P227)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结合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讨论了现代主义时期城市空间与人们的空间经验。他的分析以巴黎拱廊街为主，还包括世界博览会、内部世界和街垒等问题。拱廊街主要存在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是后来的百货商场的前身，上有拱形玻璃天棚，两侧商铺林立，是室内与街道的交接处，宛如一个小型城市。这里乃游荡者喜欢逗留的地方。这些游荡者包括各种游手好闲之人，也包括喜欢在街上捕捉灵感的作家与文人。他们在商品的迷宫中穿行，找到了“大城市的宗教般的陶醉”。[13](P74)他们靠在拱廊街的墙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安然自得。他们在人群中找到了避难所，也收获了各种崭新的体验：人群是他们的隐身之处，也是他们观察的对象，在人群中他们捕捉到“痛心和无数的自然震惊”。[13](P79)经本雅明描绘的游荡者形象，逐渐演化为城市空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的漫步，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时的窥视，他们与人群、与城市景观的关系，他们的各种空间经验，都成为理解城市空间必不可少的维度。发展到德·塞托那里，漫步已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空间经验，成为不断创造新路线并重新标绘城市空间的过程，而漫步者则体现了“发展中的城市的矛盾性：他是一个貌似全能的观察者，洞察一切却又一无所见”，同时他又是一个“孤独的一无所有的旁观者，被排除在所有人际关系之外”。[9](P169) 詹姆逊讨论了后现代都市中人们的空间迷失感。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转变，我们的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超空间”，而作为生活于这一空间中的主体，我们却未能演化出相应的知觉能力以配合空间经验的诸多变化。这一变化的基础表现于建筑空间。詹姆逊以具有代表性的鸿运大酒店为文本，分析了其入口设计带来的寻找服务台的困难，玻璃幕墙产生的无位置感，客房分布带给人的压抑和混乱感，大堂内的拥挤繁忙令人失去距离感，失去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升降机令人在拥挤的室内空间和可以俯瞰全市风景的室外空间之间快速切换，酒店平台上众多商店令人无法辨别方向和具体店铺。这样的空间范畴超越了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无法在空间中为自身定位，人的身体与周遭环境之间产生了惊人的断裂。“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实体空间，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 [14](P497)詹姆逊还对后现代建筑空间与战争空间的体验做了对比，指出两者既类似于“崭新的机器”（电梯、飞机、枪炮等），也都因为“崭新的机器”的动感而带给人新的空间经验，尤其是空间迷失感。 人经验空间的过程，也是建构空间的过程。海德格尔所讨论的“筑造”正是人建构空间、改造空间的活动。段义孚曾指出，人在感知空间、探索空间、组织空间的过程中，以身体的经验为基础，使空间与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相一致。[15](P34)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空间，改变空间。因此，空间是“人类所建构的空间”。[15](P35)德·塞托也强调空间是人建构的。他认为，空间“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 [16](P200)，人的活动之间的冲突或相似所形成的整体激活了空间，比如，在几何学意义上的街道（地点），被行人的活动转变成了空间。由此可见，是人的实践活动界定并建构了空间。及至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则是具有资本生产意义的对空间的改造和建构。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主要指“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17](P47)城市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是20世纪以来对人的存在具有最深刻、最重要影响的空间经验。人们的各种空间焦虑和日新月异的时空体验均与此相关。关于空间生产，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权力关系，将于后文讨论。 三、空间中的权力关系 存在的空间性不仅在于人存在于空间、建构空间并改变空间，而且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在空间中得到反映，受到空间的影响。20世纪以后，人与人的空间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权力关系。 关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首先必须论及的便是亨利·列斐伏尔。列斐伏尔指出，“权力遍布于空间”。[18](P39)[③]空间是各种斗争和权力逞能的场所，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作为一种新型匮乏资源，空间已成为被抢夺的对象，被卷入阶级与阶层的斗争之中，对空间的分配、规划和生产也都与各种权利关系相勾连。[19](P66-67)空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各部分的区隔”，而在地方行政层面，则由警察对空间划片管制。[17](P50)空间是知识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20](P29)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尤其体现在空间生产之中。比如，城市规划体现了不同政党、利益集团、乃至城市规划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微妙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均质的空间，被分解、分割和美化，也就形成了中心与边缘。“边缘地区和郊区的空间是未定型的，同时也是受到严格约束的”。[20](P34)而都市的中心则是商业、信息和决策中心，树立了自己的权威。[20](P69)与城市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平民被分散、被疏离都市中心，被分配和隔离在空间之中。[20](P129-130)在空间生产中，国家权力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阶级斗争与阶层对立不可避免，等级、压迫、隔离、控制、对抗等权力关系在空间中被结构化、被再生产。可以说，在列斐伏尔看来，权力是通过空间生产得以存在、表现和发挥作用的。 西方“空间转向”的另一位先锋人物米歇尔·福柯也对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做出了重要研究。他在历史研究中增添了一个关键的连结——“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此连结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21](P32)在他看来，“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21](P32)不仅如此，空间还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换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22](P29)福柯认为，权力的空间化是城市运行的特征，其保证了权力的运作和扩张。他指出，自18世纪起，建筑变成了政治性的，政治学、政治统治被纳入了对城市和城市秩序的规划。[23](P1-2)城市在统治理性方面可以作为国家的模型，警察则“变成了统治整个疆土的理性典型”。[23](P3)因此，在国家政治层面，空间与权力紧密勾连。在交通方面，铁路是“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貌”；而在空间技术层面，铁路、电气等新技术在政治权力与领土空间的连结方面发挥着新的作用。[23](P5)不仅如此，不同场所体现着不同的权力和秩序，如浴场、妓院，有关忏悔的宗教建筑等。由此可见，“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3](P13-14)空间不仅体现着不同权力关系，而且还是权力操控得以展开的场所：如，监狱、医院、学校、工作场所、街道规划等。那么，空间如何支持权力的运作，权力又如何空间化？福柯的答案是知识的空间化，即空间技术的运用。空间技术可以用于学校的分级与分区、工厂中的层级监视、医院中的身体控制、军营中的等级区分、监狱中的圈禁与监控。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圆形监狱的讨论[24](P219-254)是权力、空间与知识交织的经典例证，也是高效的空间监控与空间规训的极致设计。福柯的讨论可谓触及到现代社会中权力空间化技术的各个领域：对社会层级的维持、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对疾病的隔离、对不同群体的区隔、对被统治者的监控、对身体的规训等等。 深受列斐伏尔影响的大卫·哈维，将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作为理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空间化重构，其中不乏关于阶级斗争及相关权力关系的论述。他在《希望的空间》中，将空间维度引入《共产党宣言》，对其作出了地理学的重构。在这一重构中，哈维分析了“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如何在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的永久性和对工人权利及欲望的抑制方面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25](P31)，强调了地理维度对于剖析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核心意义。比如，哈维肯定了《宣言》中的这一观点：“对阶级斗争来说，空间组织的生产不是中立的”，[25](P36)并指出，当明显威胁其存在的阶级力量兴起时，资产阶级会发展出自己的空间策略，对该阶级力量分散之，瓦解之，在地理维度上尽量降低其威胁。此外，哈维还指出，在阶级斗争中，工人运动擅长指挥场所和领土，而资产阶级则擅长控制空间，通过其“空间花招的优势力量”打败“以地方为限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在“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形式“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威胁”也得到了印证。[25](P37) 爱德华·苏贾在列斐伏尔空间哲学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具有解构与重构力量的“第三空间”，其中充满了各种权力斗争与权力关系。比如，他通过对瑚克斯的介绍，讨论了边缘的激进反抗性：作为一名非裔美籍女性作家，她主动选择了地理与政治的边缘位置，因为她认为，边缘同时也是中心，能颠覆压迫者的中心地位，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可以生产反霸权话语，拒绝被摆布成他者。[18](P122-127)在瑚克斯看来，家庭空间既是私人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家园已成为反抗之所，成为颠覆性力量的来源，“成为组织和促进政治团结的关键”。[18](P130-131)苏贾还通过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借鉴，讨论了性别压迫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他指出，父权力量的空间化在都市中无处不在，具体可表现为：都市的建筑设计（如家舍、办公室、工厂、公共纪念碑等）、都市主义自身的结构和城市日常生活，如，妇女蜷缩于小家庭，成为都市的边缘，远离了工作地点和公共生活。[18](P140) 20世纪西方社会学、城市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探讨了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涉及到从政治权力到家庭内部权力、从民族国家空间到身体的各个层面。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在对社会理论的重构过程中，极为重视空间中的权力问题。他在对一系列空间术语（结点、场所、区域化，等）的讨论中，将各种权力关系包孕其中。如，他指出了“中心 – 边缘”的区分中的权力运作；“结点性”的产生是对凝聚的各种便利条件的控制；“区域化”以多种方式有利于分离、分隔等互动。[21](P222-230)比如，监狱中的“区域化”既体现在对犯人和外部世界的强制隔离，又体现在许多犯人必须在局限的单一场所内处于“强制的持续共同在场”，而这两者都是“集权机构”的特征，体现了鲜明的权力关系；又如，“工作场所环境”可分为工人工作的“前区”和茶房、洗手间等“后区”。在前区，工人处于被监控和管理的状态，而在后区，工人则可取得与监管者的联系。[26](P270-279)因而，不同分区中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关系模式。在对城市的讨论中，吉登斯指出，城市是特殊的“结点性凝聚”，是控制中心，其建设围绕“社会权力的工具性”的“在场有效性”，目的是用于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设界、分隔、监督、空间区分等空间策略来达到维持权力与控制的目的。[21](P234)正如苏贾指出的，在《社会的建构》中，吉登斯的成就在于，“将权力注入到社会的一种明显空间化了的本体论”，“注入到对地理学的创造的阐释之中”。[21](P237)此外，理查德·沃克等对空间与阶级关系的讨论，约翰·厄里对市民社会的空间结构化的讨论，曼纽尔·卡斯特尔对“集体消费”中的城市居民抗议、社会运动、阶级革命等潜在力量的分析等等，都包含了对空间中权力关系的讨论。 结语 20世纪以来，人的存在越来越具有碎片化和空间化的特点，西方哲学研究逐步转向空间的同时，空间理论也日益重视空间与存在的关系。在20世纪的哲学研究中，身体不断得到解放，逐渐获得理解存在与空间关系的原初性地位；与此相应的是，人的空间经验日益受到重视，不断得到深度的、细节性的、多角度的研究，且展现了现代人的空间焦虑与危机；与此同时，对社会空间中权力关系的研究成为空间理论的重点，也成为解读现代空间中人的存在、现代社会中空间与存在关系的关键。由此，身体、经验、权力成为贯穿20世纪西方空间研究的关键词，也构成了理解空间与存在的三个重要维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小说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15YJC751015) ；浙江省社科联课题“小说叙事空间化研究”项目编号: 2015N038） 注释： [①]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S140.参阅中译本，第153页。转引自张廷国。 [②]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S141.参阅中译本, 第154页。转引自张廷国。 [③]列斐伏尔著:《资本主义的残存》，F. 布莱恩特译，Allisonand Busby，1976年，第86-87页。转引自苏贾：《第三空间》。 本文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12期，以《空间与存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空间转向》为题发表。 作者简介： 方英，女，江西乐平人，文艺学博士，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王春晖，女，山东临沂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浙江宁波315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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