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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宪 我兄他弟。 那天，母亲说起弟小名，叫“潔”。潔是“洁”的繁体。20世纪50年代中，对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上给了他清晰的正面结论。寰宇一下廓清的喜悦。正逢弟将呱呱坠地，父亲感慨系之，说质本潔来，做新社会干净清白的人，是幸福的。弟若出来，就取名“潔”。落地后是男生，再思忖，“潔”有女生的阴柔，故弟正式名为“坚”，是在“潔”基础上喻正义、刚强、坚定的意味。“潔”则成小名。我们的广东阿婆用广东话习惯叫小囡，有个前缀“阿”，连一起成“阿潔”。 这段家事典故，从母亲嘴里回忆而出，我说这可牵涉一起几十年的冤假错案了：我从没在叫弟时有“阿潔”概念，我叫的是“阿坚”啊。我请母亲用上海话读“阿坚”和“阿潔”，母亲笑了：“读起来是听勿出。”然后去问弟，说几十年我都叫你 “阿坚”，你怎么成了“阿潔”？他轻描淡写，“我早知道。老爸没跟你说过吗？” 从小，我瘦他胖，我高他略矮，我强势他温驯，我高声他低音。我们都爱打乒乓球，我重输赢他无所谓胜负。我文科脑子，他理科料。他象棋水平，从一入小学我就无法与其抗衡。他气我的一句话：“你每个棋子后面要走的三步棋，我全晓得。” 而父亲自身的“潔”，在特殊年代则被深扎一刀，一度定性为“敌特”。那时我和弟都在读小学。便想起一条路：东安路。这条路现在宽阔，50多年前则僻静，是条沥青小路。靠近肇嘉浜路一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那时的医学院，半乡下状态，恬淡安静。学院里有茂盛的树，不平坦的水泥地和绿色草坪，往来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小时养蚕，我带着弟，到学院角角落落寻桑叶，采了桑叶被看护绿化的人逐骂，产生一种紧张、勇敢加逃脱后的欢乐。 我们家在肇嘉浜路上，向南直面东安路。一眼望去，能看到医学院进出人流，时稀时稠。望医学院位置，是路的一个弯头，弯头后面延伸出去的路，看不到了。有段时间，母亲给我和弟一个任务：每天傍晚在肇嘉浜路口，盯住东安路医学院方向，用眼光为父亲到家前“最后一里路”保驾护航。正常情况下，傍晚五点半下班，父亲结束一天监督劳动，换衣，骑辆26吋旧自行车，半个小时后出现在医学院路弯头。父亲高大稳重，端正骑在车架子上，戴四方眼镜，上身蓝色中山装，下面黑色长裤，裤脚管用两只晾晒衣服的木夹子夹住，两脚交替往前蹬，风吹裤脚管，会胖胖地鼓起来。待人入安全地域，比我小两岁的弟对我说：“阿宪，他来了。”弟叫父亲为“他”，叫我“阿宪”。我们撤退，保驾护航任务结束，在父亲抵达前，回家报平安与母亲。 有时，等不到父亲。天黑了，东安路医学院的路弯头那里，也不出现父亲的身影。肇嘉浜路家门外，有个半人高已废弃的消防栓座，暗铜色，两边伸出圆管子，瘦的我，胖的弟，一人坐一边圆管上，肩并肩，屁股坐得生疼，望天色暗下来的东安路，昏黄的几盏路灯照路面。逢此我想：父亲会不会真的不回来？我将这可怕念头对弟讲，在暗色里，他听了有时担心得低声啜泣。 我们后来的记忆不在一个频道。对东安路，对一起坐在消防栓座上等待当年落难的父亲，他一概“忘记忒了”。至于对“啜泣”的深刻记忆，他说了另一件事：小时候，在一次和父亲的乒乓比赛中，我输得很惨，哭得凶，这激起他对父亲的气愤，想，做父亲的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儿子一个球？人家孔融还让梨呢。但这话，从小寡言的他没说出口。 在我们兄弟间历史上，有两件事，我曾对他意见大。一件是他谈恋爱。那年我刚结婚，他失恋。我看住筒子楼对面人家的小妹人好，面善，文静，还是上海工人桥牌队选手。年龄相当，兴趣应该也搭，一个象棋打遍天下少敌手，一个是高级桥牌手。弟先很不愿，感觉未从前段故事里走出来，后勉强说试试。一试有戏。那小妹以后过来，见我就叫“阿哥”，笑得灿烂。问“事体哪能了”，回答是很快乐的“行的”。问弟时，他很闷一句，“可以吧。”可是到后来，闷头一棍：他好马去吃回头草。失恋的前一位泪眼来寻他，他一溜烟屁颠颠回去了。小妹在我面前一遍遍抹着红红眼眶，说他为什么一夜间和她关系崩塌，却又一遍遍对我说：“不要讲他。他人太好，一定有难处。”她越这样讲，一段时间我越是恨弟到咬牙。 再一件是考大学。恢复高考后，我入大学，转身撺掇他也去考。小学、中学和后来他读工厂技校，数理化取第一，对他是稀松平常事，考大学应手到擒来。但他在一个好工厂，有份好工作，安于现状。小时候他什么都听我的，指东不打西。为考大学，我枪顶到他腰眼上，逼他一起唱“翻身道情”。他竟不从，最后跟我急：“我们技校毕业的几个结拜兄弟，说好在电视机厂生死与共。”当年电视机厂可是黄金企业。后几年他才告诉我，他那几个技校考试时都仰仗他“标准答案”的结拜兄弟，大多弃他而去，读大学是一路，升官是一路，出国下海有几路。我吼他：“活该啊。”气死，为他人生路上的不争和退却。 年轻，倏忽过了。激情燃烧的日子，烧过一阵也没了。亲情，因时间的长久，则隐入不言不语的淡漠中。各自有自己的故事，各家有自己的关注。尤其我弟，很内向的性格，口拙的表达，我们之间互相的守望，便显得遥远，不只是两地居住空间距离上的远，也包括心的留意牵挂。直到一个炽烈的夏日，我正整装，为几日后出国准备，弟媳来电话：“阿坚（潔）病了，很不舒服。我真害怕。”带哭腔的表达，让我心惊。速往。 他竟在家烧煮晚餐，忙进忙出。对我的到来，有点吃惊，并给我端上切好的冰镇西瓜。他操心家里的人和事，女儿工作半夜回家，他日日去车站等。胖硕的身子，肥大的肚腩，粗胖的手指。晚上还去遛一条狗。我看到他对生活和家庭的眷顾热爱——很多年了，我第一次这样强烈感受。但他的病症骇人。在我面前气喘喘地坐下，我去搭他脉，忽停忽奔，忽快忽慢，一堆“乱码”。弟媳说前些天他出去遛狗，差点回不来，突然胸痛，全身盗汗，身上单衣可以拧出水。几次夜里，出一样状况，有“要憋死”的感觉。我又揪心又戳火：“你现在煮什么饭菜？”弟媳说：“煮饭事小，明天他一定要去上班。退休了，还要走路乘车去郊区工厂。好像厂里离开他不能活。所以搬你阿哥的救兵。” 接下来的事，在我们逼迫下，他去医院。医生当场将其“扣押”：不即刻治疗，随时大面积心肌梗死。他做手术前检查，对我像做错事的孩子。60岁往上的人，还露出小时候有些顽皮的憨笑，并有当年嘲弄我象棋水平和他有差距的意味。叫我放心去国外。有医生，一切会安好。 弟手术时我在国外，在国外一个很晚的夜。上海是白天。我祈祷，焦急等待，因为有风险存在。我相信医生。但我内疚，兄弟手足，兄弟有难，应在他身边守护，但我在几番犹豫后，也在弟一次次“太平无事”的保证后，踏上半年前就预定的旅程。再遥想：在我近40岁那年，因累积的疲惫，生了病，住医院。最难熬的日子，他来，守我两个通宵。尽管那两晚，我没说话——他不让我说话，他自己也没说几句。 很晚的夜，我在遥远的国外，终于等到弟手术毕的心安消息，那边的弟媳还说：“阿坚（潔）一定要和你句话。”他说了，听来很轻很淡很缥缈的一句：“阿宪，没事了。” 我的泪，瞬间流下来。 我兄他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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