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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华简文献群的陆续发布，不仅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也令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呈现出了新的意义。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等与歌诗有关的史官文献，能够联合相关传世记载，共同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呈现出周代史官近似“诗家”的独特功能亦即“类诗家”特点，以及《诗经》在史官渠道中的特殊传述状态。“瞽史（工史）”的史、乐复合特点，使之成为周代与《诗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史官，由其主掌的《诗》、《世》之学，对《诗》家之学以及春秋引诗风气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关键字： 史官；“类诗家”；瞽史；史、乐复合 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史、乐两官文化都与《诗经》有着重要关联。不过，对于《诗经》作品的采选与保存，史官在能力上或许更具优势。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强势作用以及实用文献能力，周代乐官则不仅只是主要起到诗乐技术方面的辅助作用，而且整体呈现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势[1]。因而基本的看法是，《诗经》的传述与编定，主要由乐人来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近来发布的清华简中，可见以书史形式记载的周代歌诗作品，也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研究方向，亦即史官对于歌诗等作品的辑录乃至《诗经》的集成，曾经发挥着值得重视的直接作用。 一、周代史官“类诗家”功能的含义 与独特表现 本文把周代史官在《诗经》集成与传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称之为“类诗家”功能。这是参考汉代经学时期中，诗家传诗模式而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实际起到“诗家”作用的史官功能。 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对《诗经》汉代经学家传承模式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类似特点，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诗经》；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瞽史（工史）”，其与《诗经》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来看第一方面。
（一）清华简对周代史官“类诗家”素质的呈现 近一个时期，研究较为关注《诗经》的诗乐、乐官文化背景。而王国维立足汉代《诗经》诗乐传习分离的事实，已提出过“诗家”有与“乐家”殊途的独立源流： “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2] 其中将汉代诗家的源流上溯至“古师儒”，这还有待讨论，但王国维注意到诗家自有区别于乐家的传诗传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见解。目前，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周代史官对于形成《诗经》的专门之学，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且史官的“类诗家”功能还可以穿越“春秋之季”这样的时限，而追溯向更久远的时期。
汉代诸家传诗的基本方式即是结合历史解说诗义，《汉书·艺文志》总结汉初三家诗学的基本特征为：“或取《春秋》、采杂说”。《毛诗序》更是极为系统的采用“以诗系时、以史证诗”方式，表现为诸如以时代顺序解说诗篇排列次序，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介绍诗篇时代背景等等方面[3]。 汉初诗家传诗模式中具有的这种史学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家源流与史官存在着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周代史官把握、记录歌诗类作品的方式，也显示出史官具备近似后世诗家的素质。清华简系列即属于史官文献[4]，其中的《耆夜》、《芮良夫毖》两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耆夜》[5]记有五篇歌诗，歌诗内容为全文主体。开篇所记为四篇歌诗出现的历史情景，即武王八年，周伐耆得胜后，在文王大室行饮至礼，与会的有毕公、召公、周公、辛公等。篇文在极简记叙历史事件、仪典要素之后，以下依次详记武王作歌《乐乐旨酒》与《輶乘》，周公先是作歌《赑赑》、作祝诵《明明上帝》，又即事作《蟋蟀》。 《芮良夫毖》[6]的主体内容即所谓“毖”，为韵文，文体特点与《诗经》中的“大雅”类似[7]。开篇有一小段序文，相当规范的介绍了创作的时代背景：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 总体来看，《耆夜》、《芮良夫毖》中的开篇文字，或者介绍涉及的礼典场合、历史事件与人物，或者描述作品产生的历史状况，这些正是《毛诗》诗序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这些现象透露出，周代史官掌握歌诗的方式，已经具备后世诗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事实上，从周代史官的职能范围来看，《诗经》作品的收集、保存与传述都有可能经历过史官渠道。
（二）传世文献对史官“类诗家”功能的记述 仅就《左传》等历史文献大量记载歌谣类作品的事实来看，史官对歌诗、谣诵等作品不仅保持关注，而且十分熟知。与受到较多关注的乐师采诗说不同，《孔丛子·巡守》记有史官采诗之事：“岁二月，东巡守……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不过史官采诗与乐师采诗并不矛盾，史官既可以广泛的独立采诗，也能为乐师的诗乐活动提供支持。《毛诗正义》孔疏引郑玄答张逸：“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所无主，皆国史主之，令其可歌。”即认为采诗是经有一个先史官（国史）、后乐官（瞽矇）的完整过程。应该说，郑玄的描述较符合采诗的实际，采诗本属于史官掌握资料的一种活动（“国史主之”、“明其好恶”），而瞽矇乐人则似较难独立从事。《毛诗大序》更称述“变风、变雅”之作，是出于“国史”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所谓“国史”，是对不同类型史官的一个宽泛概称。《毛诗正义》孔疏：“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周礼》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先秦可以称之为“志”的文献资料，内容形式十分广泛[8]，则小史、外史所掌，颇有可能包括与《耆夜》、《芮良夫毖》类型相似的篇目，其中记有各类歌诗资料乃至《诗经》中的作品。许慎《说文解字》：“诗，志也。”竹书中每每可见引诗时将“诗”字直书为“志”，不排除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即是将《诗经》作为一种“志”的资料而加以引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赵衰称：“《诗》、《书》，义之府也。”《国语·晋语四》记赵衰此语为：“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即视《诗经》为一种先王之“志”。总而言之，“志”往往为史官所掌，是一个可包括《诗》、《书》的宽广范畴。 如果说史官采诗乃至作诗，是《诗经》作品的来源之一，史官所掌“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中，可以包括《诗经》中的作品，那么，卿士献诗箴谏也须有史官的全程支持。 《左传·襄公四年》：“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此即太史主持卿士“官箴王阙”，所引《虞人之箴》与《芮良夫毖》语式接近，类似“雅”诗。另有《国语·楚语上》记卫武公“箴儆于国”，称：“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昭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 整体来看，献诗箴谏这一类活动，是可以由史官主持，其“箴”“毖”“规”“典”等多类型的文本形态与名称，都可以被囊括到由史官实施的文献记录与传播形式当中，即所谓“史不失书”、“国史主之”。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最终进入《诗经》辑本。
（三）清华简文献群《诗》、《书》关联现象与史官传诗模式 《诗经》作品在史官文化渠道中传播，可以令之摆脱诗乐、礼典，以在文献层面得到独立的关注、保存与传习，这有利于《诗经》的文献结集以及专学形成。 目前可以看到，在史官渠道中出现的早期《诗经》传述状态，可能采取的是《诗》、《书》共体、结合或者相接邻的方式。史官的史录模式以及文献保存方法，会将“诗”与“书”关联在一起，已发布的清华简文献群对此有所反映。 一般来说，随葬书籍能够直接反映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清华简的墓主是一位历史学家，已知其随葬竹书中，有多篇《尚书》类型文献、编年体史书，以及《耆夜》、《周公之琴舞》这种以歌诗作品为主体的专篇，文献群整体表现为歌诗、书史篇类相杂处[9]。 此外，《耆夜》记载的五首歌诗，被穿织在简练的书史叙述模式中。这种以书史形态载录歌诗的模式，可与《墨子》中《诗》、《书》混称的现象比对而观。《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诗句，称“《周书·大雅》有之”。《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诗句，称“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大夏》即《大雅》，此以《大雅》为“先王之书”。 综合这些资料现象，我们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得出新的见解： 一是《诗经》诗篇的历史文献记录形态：《墨子》中的《诗》、《书》混称现象，很可能是根源于早期《诗经》作品具有类似《耆夜》篇中的歌诗记录形态，亦即诗篇是被穿织记载在书史文本叙事形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诗篇确实可以以“书”的名义被提及。 二是《诗经》作品传习的史官界域特点：称引《诗经》的方式也可以透露出习得、掌握“诗”的接受形式。“书”与“诗”被混同称引，正表明二者能够以所谓“先王之‘法志’”（《国语·晋语四》）的整体形态来加以传授，那么，这完全可以在史官的文献系统中来完成。传习过程可能是由一类有诗乐素质的史官来实施，即“工史”或称“瞽史”，对此将在下文予以说明。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周代《诗经》等歌诗作品传承后期的主要形式。《诗》脱离诗乐，而与《书》保持文献媒介形式一致，这也造成后来诗家习诗、传诗的知识内容，往往是倾向于与书史领域相结合。 三是《诗经》传本的史官文化脱胎迹象：清华简中的《周公之琴舞》篇[10]与《耆夜》不同，只是单纯记录了周公及成王所作歌诗共十篇，全文没有记叙歌诗创作历史情景的文字。其中成王所作歌诗占九篇，首篇即传世《周颂·敬之》篇。由《耆夜》到《周公之琴舞》，清晰显明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是歌诗作品脱离历史叙事的上下文，也能够被史官摘录出来，专门加以记录，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存在。而这个形式，正是通往形成《诗经》专门辑本的方向。至于《芮良夫毖》的记叙形式，已经接近《毛诗》题序加诗文的形态了。可见，清华简的三篇涉诗简文，恰好足以提示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即诗篇由书史记录的综合形态，向《诗经》专篇形式过渡，以致具备后世专门诗家的传诗形式，而这些，都可以由周代史官以文字文本的形式来加以实现。
由此看来，清华简文献群以及《墨子》等传世文献中的“书”、“诗”关联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其中体现的是《诗经》传习的部分史官文化特征，也能够反映出周代史官传诗的“类诗家”特点；而史官所掌同时涉及《诗》、《书》，不倾向于将《诗》独立加以传述，这也是还不能称史官为“诗家”的原因。 前引王国维先生称：“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11]认为春秋后期即有所谓的独立“诗家”，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猜想。不过，在周代史官系统中，身份颇为扑朔迷离的“瞽史”、“工史”，其实是最为接近“诗家”的一类史官，而且他们与乐官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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