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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墨、杨三家鼎立的状况 首先，是孟子对儒、墨、杨三家鼎立的论述。 关于儒、墨、杨三家鼎立的状况，在《孟子》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明君圣主不出现，各诸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在朝的"士"又随意评议朝政，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甚至形成这样的局面：在各种主张中，要不是杨朱学派的，就是墨翟学派的。孟子的这段话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杨、墨的学说在战国初、中期势力之大，影响之广是可以想见的。墨子善于辩论，杨朱也是能言善辩之徒。《庄子·骈拇》说：杨朱"骈于辩者"。而且杨、墨两家言论很多，搅得天下不得安宁，其影响巨大，非同一般。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略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色，不相上下。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脚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是指向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因此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学说要是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 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人站不住脚。 孟子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或者说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而没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分。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并且对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杨朱的"无君"与墨子"无父"的由来。 杨朱主张"为我"而不损人。按照杨朱这种逻辑，必然会导致"无君"论。《吕氏春秋·贵生》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这种"贵生"说，也就是杨朱的"贵己"和"为我"的主张。从"贵生"说，也可以导致"无君"论。杨朱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自不复得。"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比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还重要；如果一旦失去生命，就不会再有了。因此，在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杨朱认为："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他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首先把个人的事办好之后，有余力才来办国家的事。这里所提的国家当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后期法家韩非也指出，要是相信杨朱的学说，则"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即要民众为统治者卖命干事是不可能的。因此，孟子批评杨朱学派"无君"，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墨子主张"兼爱"，如何会导致无父呢？此说实在有些牵强。 只能说"兼爱"，对一切人都爱，一视同仁，这样就没有儒家所说的爱有亲疏厚薄，爱自己的父母亲，要甚过爱其他的人。但是墨家的"兼爱"并不包含不爱自己的父母亲的意思。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孟子对墨家的"兼爱"主张，进行了歪曲。这种歪曲，是因为墨家这一主张反对了儒家的"亲亲"为"仁"、爱有差等的主张。因此，孟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记其余的手段，把墨家的"兼爱"推上极端，这才得出了"兼爱"即是"无父"的结论。这种辩论的风气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绝非孟子才是如此，可以说是一种通病。因此，墨家的"兼爱"学说，确乎反对了儒家的爱有等差、有亲疏厚薄论。孟子是深知墨家学说的严重"危害"性的，所以他极而言之，以便提醒统治者对这种学说"危害性"的重视。 第三，杨、墨学说的"危害"性与孟子大力提倡反对杨、墨。 在孟子看来，墨家的"兼爱"学说会导致"无父"，杨朱的"为我"学说会导致"无君"，都会直接危害或动摇着新兴的封建政权所赖以巩固的基石--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封建君主制度。后来，封建社会的理论家董仲舒总结了战国中后期孟子、荀子、韩非的思想，正式提出"三纲"的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墨子的学说违背了父为子纲。如果任其发展，其危害性当然是不可估量的。 既然杨、墨的学说危害如此之大，因此孟子要以封建的卫道士的身份出来对杨、墨之徒大加挞伐。他把杨、墨的学说比着洪水猛兽和乱臣贼子。他说："昔日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认为，像杨朱和墨翟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使人心端正、邪说消灭，反对偏激的行动，批驳荒唐的言论，以此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传统。孟子认为这一事业无比重要，是不得已而为之，哪里是单纯喜好辩论呢？！因此，孟子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杨墨："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即能够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的，就是圣人的门徒！ 2。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实质 战国中期的学说，除了儒、墨、杨三家之外，并非就没有其他学说了。我们知道，在春秋后期就有老聃，而庄子与孟子也大体上同时。但是老子学说，特别是庄子的学说，多偏重于研究自然观，而且他们不主张入世，而是主张出世。其学说在当时流传不甚广，影响也不很大，对当时统治者的威胁远不如杨、墨两家。因此，孟子并没有把老庄作为统治阶级的劲敌看待。战国初期魏文侯礼贤，在西河聚集了一大批学者，其主导方面还是儒家。其中已经萌发了儒家向法家转变的苗头，但儒法之间只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方法不同而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儒法斗争，在此时并不明显。真正说得上法家对儒家从理论上比较系统的批判，那是到了战国后期的韩非才开始的，在当时法家并不构成对儒家的威胁。真正有大大发展趋势并对儒家造成巨大威胁的是杨、墨两家。因此，在战国初中期出现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造成了儒家势力的削弱，因而使孟子产生了危机感。 那么，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论述这个问题。 3。儒、墨、杨三家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及其短暂性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经济方面才能找到根本的原因。 第一，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残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原来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因而比较快地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那时还不剧烈，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学术已经从官府下到民间。最先形成私学并开始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鲁国。"学在官府"的格局既已打破，学术得到了解放，士阶层的不断壮大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种种条件造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各学派的兼容并包的政策。在这些优越的条件下，小土地私有者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相当于贫雇农）都有可能产生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杨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便应运而生了。 这就出现了儒、墨显学之争正方兴未艾，而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此时农家虽也开始积极活动，不过未能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因而有人认为许行属墨家），形成三家鼎立的局面。这一发展趋向说明了小生产者（包括小手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势力的发展壮大，形成了短暂的对儒家似乎有压倒优势的局面。因此，孟子把矛头指向杨、墨两家，同时也对农家许行有所批判。 第三，儒、墨、杨三家鼎立局面的短暂性。 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对危害其本阶级利益的各种思想、学说便采取了限制甚至压抑或消灭的政策。在这方面，法家比儒家更为彻底。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买卖的现象就产生了。小土地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他们或者上升为富裕农民和地主，或者丧失土地而下降为贫苦农民。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到战国后期就比较明显。而杨朱学派的"为我"、"贵生"而又不"侵物"的学说在实际生活中也很难实现，小土地私有制经过土地兼并而向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杨朱学派在战国后期便失去其阶级基础，因而销声匿迹了。因此，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在历史上的时间是短暂的。 4。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启示 由儒、墨显学的对立而发展为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儒家学说大有不支之势。而杨、墨对儒家学说的冲击和批判，使新兴地主阶级在选择本阶级的统治思想时受到一定的启示。在已经取得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看来，仅用孔子、孟子的正统儒家的思想来进行统治，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较快地完成封建化过程和巩固其政权并完成统一天下，其收效是缓慢的。他们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能适应战国中后期的形势。法家的兴起当与此很有关系。由儒家裂变出法家，可以说是顺乎历史发展潮流，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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