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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不害重"术"的思想 申不害（？-公元前337年），郑之京（今河南荣阳）人。早先是郑国的贱臣，因长于"术"，韩昭侯用为相。在他执政的15年中，改革内政外交，使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在"术"的方面，对法家的理论有所贡献。他的著作《申子》已失传，《群书治要》仅保留了《大体》一篇。《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在《韩非子》里保存了好些申不害与韩昭侯关于"术"的故事。"术"是什么呢？《韩非子·定法》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国君驾御臣下的统治权术。它是用来加强国君的权力、巩固国君的地位和防止臣下篡权犯上的。 申子认为，对国君造成威协的是其左右近臣。他认为，国君往往高筑城郭，紧闭宫门，以防寇戎盗贼，然而这对防范真正弑君取国者并不一定有用。《申子·大体》指出："乱臣不难破国也"。因此，国君必须用"术"来驾御群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首先国君要"无为"，不轻易表明态度，这样臣下摸不透国君的心思，国君才便于窥察群臣。申不害所谓国君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申子强调国君独断的重要。《太平御览》卷六二四引《申子》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因此，国君说话要非常慎重。申不害的"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循名责实。《申子·大体》说："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即国君用契约来检查为官者是否按规定办事。《韩非子·难三》记载，申不害还主张"治不踰官，虽知不言"。即分职任官，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当然，申不害也具有法家的基本特点，主张"明法察令"、"任法不任智"。 2。慎到重"势"与重"法"的思想 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是赵人。生卒年很难考定。《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说他"先申韩，申韩称之"。但此说不大可信。 申不害早于孟子，若慎到先于申不害，则慎到亦早于孟子。因为孟子在齐宣王取燕以后，已经离开稷下归邹，所以不及齐湣王。而慎到在齐湣王末年（公元前284年）才离开稷下学宫。《盐铁论·论儒》说："及湣王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由此看来，慎到后于孟子，因而也不可能先于申不害。慎到在齐宣王时是稷下先生，齐宣王十八年（公元前325年）"赐第为上大夫"。据《战国策·楚策二》记载，慎到曾为在齐作人质的楚太子（后为楚襄公）之傅。时间大约在齐湣王二年（公元前300年）。齐湣王末年，慎到离齐后到了韩国。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该书已佚，在《二酉堂丛书》有清人张澍辑本）说："慎到为韩大夫"。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慎到约生于公元前350年，死于公元前275年，大体上是可信的。 慎到的思想比较复杂，这里只说他受"西河之学"子夏"善持势"的影响，而发展了法家重"势"的理论，以及重视法治的思想。在这方面，慎到对法家的理论是有所贡献的。他强调"势"的重要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又用古代眼力很好的离朱（《孟子》又叫离娄）作比喻，说离朱可以看清百步之外的"秋毫之末"，而在水下却看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非目不明也，其势难睹者也。"并不是离朱的眼力不好，而是所处的地位难以看清楚。可见，国君所处的君位十分重要。因此，他认为不必要求国君十分贤智，只要掌握了国君的权势，就"令则行，禁则止"。 慎到认为君主应该十分重视法治。《慎子·君臣》指出，作为一国的君主，不必多听，而要根据法的规定去观察臣下的得失。与法无关的话不听，不合法的事，绝对不去干；没有功劳的亲人，不任用为官吏。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这就是说，法要高于一切，君主要以法为准绳。《慎子·君人》说："大君任说而弗根，则事断于法矣。"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法。所以《慎子·威德》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即法虽然不完善，但还是比没有法要好，因为它可以用来统一人的思想。慎到认为战国时代的动乱纷争，就是因为没有常法。国家有了法，就能治理好，因此他主张立法。《慎子·佚文》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这充分说明了立法的重要。 慎到认为，立法的原则应该合乎人心。《慎子·佚文》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这里所说的"合乎人心"，就是说，立法要因循天道、人情。要使各人能"自为"，即为了自己，使之满足一定的私欲。这就是立法者的"公"了。立法者的"公"，实际上就是按封建统治者的意愿，以法律的形式对社会的财富与权力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要"定分"。《吕氏春秋·慎势》记载慎到认为，野兔在山上，因为"分未定"，即所有权没有确定，因此人人都去追逐，而市场上摆着卖的兔子，因为"分已定"，即所有权已经确定，因此便没有人去争了。据此，他认为，只要用法律形式把社会财富和权力都规定明确，天下就自然会安定了。 慎到重视法，还表现在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他说："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又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他认为如果君主抛弃法，而用自己的好恶来治理国家，就会造成诛杀、奖赏、给予和夺取都从君主的心愿出发，那么就会同样的功劳、奖赏却不同，同样的罪行，处罚却不一样。因此，怨恨就自然产生了。国家就会因此动乱。 慎到还主张"不尚贤"。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他认为立了国君，而又提倡尊贤，是贤臣与国君相争，这样比不立国君更乱。但是国君应该任用贤能，《慎子·知忠》主张"贤使任职"。国君要根据臣下的特长，扬长避短，任用各种人才，而"不设一方以求于人"。因为慎到有以上主张，所以《荀子·解蔽》批评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 慎到还主张君主独裁。《慎子·佚文》说："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又说："多贤不可以多君。"但是，慎到的君主独裁，不是为君主的个人利益，而是要以国家利益高于君主的私利。《慎子·威德》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可见，慎到有明确的公私观，即封建国家的利益是公，而奴隶制的家族利益是私。这就是《慎子·威德》所说的"立公所以弃私也"。 这种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慎到虽然重视法，但是他并没有制定出一部封建的法典。正如《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尚法而无法"。然而他提出的一套封建的法治理论，对于以后的法家思想是有相当大影响的。慎到这些理论，符合战国时代的需要。它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慎到的理论反映了早期法家的严肃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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