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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清·岁寒堂版）：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都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余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首先，“登斯楼也”，是范仲淹现身说法：“余观夫”。“余观夫”，意为我站在岳阳楼上仔细察看这里的环境。其义与杜甫《登岳阳楼》诗云：“今上岳阳楼”同，一说我看，一说我登，都是亲身所为。儒家素来讲究实事求是，无论怎样空灵浪漫的诗文，总要从实际出发。关于这个问题，范公在为尹洙的墓志铭、墓表《与韩魏公》书可为佐证。尹洙死后，欧阳修为他作了墓志。仲淹看了之后，寄给韩琦，说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改之。”在请韩琦为尹洙作墓表时，又再三嘱咐：“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④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范公的《岳阳楼记》是写给同时代人看的，其中当然包括滕子京、欧阳修、苏子美等最熟悉他的好友。他若未“观”而妄说，岂不是当着众人和好友撒谎！必为名贤之士所鄙弃。
就此，我们还可以拿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尹洙的《岳州学记》与之加以比较。欧、尹二人是未来实地撰记的，他们在文中都表述得十分明白。欧记首先明叙“予发书按图”；继而是与送信者的问答，了解情况；最后发表议论。尹记，首先发表了一番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议论，然后叙述岳州郡学迁建的原因和重建的规模，而这些具体描述，他在后段议论滕子京为人为政之后，便作了明确的说明，这是滕公“今年录其事来告”。二记皆无片言只语不实妄言。
“余观夫”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增其旧制”、“极宏丽”⑤的岳阳楼。请注意，滕公《求记书》是：“稍增其旧制”，也许是恭谦之语。范公去掉一“稍”字，则另有含意：今楼比我明道二年（１０３３）⑥巡视江淮而来洞庭时所见之破败危楼，判若天渊，并非是“稍加修饰”。一字之易，景象悬殊。他还看到了楼内刻“唐贤、今人诗赋”的碑廊，因此，才发出“前人之述备矣”的感慨。随之，用“然则”一转，写出自己“登斯楼”的深切感受。诸君请细心品读，范公若非亲“登斯楼”，其忧、喜心情能写得如此真挚淋漓？也请诸位认真考察一下，有哪篇千古名文，不是作者亲身深切体验的有感而发？范记是因《年谱》的失载和后人的误解才被“例外”的啊。
《岳阳楼记》全文３６８字，无论叙事、写景，还是抒情、议论，均言简意赅，字字皆有其实际意义。若“余观夫”非实纪其事，未“观”而因著文需要必须说已“观”，范仲淹是完全可以凭借其“笼天地于形中，挫万物于笔端”的八斗高才，略施小技将其隐去的，决不会以此三字在人前弄巧成拙，自毁英名。
其次是景物描写地方特色鲜明。洞庭湖“吞长江”，是因为古云梦泽的淤积升高，乃至逐渐消亡，和洞庭湖区的构造沉降不断加剧造成的，洞庭湖区属江南古陆背斜构造的一部分，从第四纪开始，总体沉降率以加速度的形式急剧增大：在２００万年前，洞庭湖年沉降率为０．００１毫米；一万年前加快到１．２毫米；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的年沉降率高达１０毫米⑦。“吞长江”可能在五代或宋初才出现，故最早见载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顿皆混浊，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乐史（９３０—１００７）字子正，抚州宜黄人（今属江西）。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其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９７６—９８４）。今见诗文，则以《岳阳楼记》最早描述。亦或范氏读过乐著，但从“余观夫”一段写景的文字考察，应为亲临实地抒己所见。你看他对岳阳的地理环境，景观变化，几至烂熟于胸，如果没有深入实地细致的观察体验，能写得这样层次分明，生动细腻，地方特色鲜明？
关于“虎啸猿啼”，某报《读书札记》载：“范仲淹知邓州，应友人滕子京之约写《岳阳楼记》。邓州在今河南省邓县，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南北隔绝，水远山遥，没有生活体验，故有‘虎啸猿啼’之语。岳阳地处平原，并无虎啸猿啼之实。”殊不知此４字亦是《岳阳楼记》撰于岳阳的内证。岳阳东部耸峙大山，故自古多虎，但极少见于诗咏与史籍。清代，施愚山诗云：“岳阳城中虎昼伏，黄昏破壁食人肉”。许奉恩《里乘·虎钓》一则，记叙了老虎垂尾钓鱼，被大鼋所伤， “虎痛甚，急耸身一跃，堕城堞齿间”。清代尚且如此，宋代可想而知。然而，这必须亲历亲闻，非太湖、鄱阳湖所能“借”来的景物。（有人说范仲淹《岳阳楼记》写景，是凭藉其出身于太湖之滨，后又宦游鄱阳湖的经历）
再次是全文的关键词“谪”、“结穴”的精辟议论与落款，是他亲临现场的有感而发和刻意的记叙。一般认为，精彩而真实的写景，需有实地考察，而议论，则可神游千古，驰骋健笔。愚以为二者皆需如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存在决定意识”，范仲淹也不能例外。
“谪”字，是全文的关键。《岳阳楼记》全文围绕“谪”字展开，先写被“谪”的滕子京在岳阳的作为；次写古住今来被“谪”的“迁客骚人”——在中国封建社会，“迁客”往往多是“骚人”，范公作记之时，也是“迁客”——由于怀才不遇，牢骚满腹，面对自然风光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感受；再写因“谪”引发的对“古仁人”的探究，劝勉被“谪”的“迁客骚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微斯人，吾谁与归”，就说明了这层意思。范仲淹为何如此关注这个“谪”字，这是因为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即前述其来岳阳的原因所决定的。这既是对政治盟友的关心，更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
“结穴”的精辟议论，是与第一段互相呼应。后段议论，皆由前段滕公在岳州的政绩所引发，只是使用了探究“古仁人”的“曲笔”，以使其更具说服力。试想，如果范仲淹不是对滕子京一生坎坷，特别是近三年多的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和极不公正待遇的深刻了解；如果范公没有“庆历新政”失败的精神挫伤和屡遭贬谪的切身体会；如果范氏不是亲临现场目睹了滕公的作为：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宫、筑偃虹堤、筑紫荆堤、修通和桥等“重点工程”（《宋史·地理志》载：当时岳州仅１２８４５０人，能有多少税赋支撑他完成这些重大工程）；如果范公不是亲闻了众人的交口称誉，范公是无法将孟圣人“与民同忧同乐”的思想，升华到“先忧后乐”这个高度的。
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思想理论的总结，都得以现实的存在作为思想的基础。在孟子那个年代，无论孟轲头脑如何敏锐，他就只能写出《梁惠王下》中的“与民同忧同乐”来。《岳阳楼记》雄视千古，穿越时空，决非空穴来风、或神来之笔，它是紧扣时代脉膊深沉思考后的思想精华的结晶；是滕子京先忧后乐的作为让他深深震撼，使他璀璨的思想火花骤然迸发，找到了为岳阳楼注入“精神”的最佳切入点，才挥就了字字皆凝聚着他忧国忧民的心血的雄文。
落款“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年、月、日记叙得清清楚楚。各位可品看范公今存其余４记，除《清白堂记》署“宝元二年月日”外，余皆未落时间款。另考欧阳修《偃虹堤记》，落款“庆历六年月日记”；尹洙《岳州学记》，落款“庆历六年八月记”。这说明具体时间与其作记无关紧要，故略之。范公却记叙得如此清清楚楚，说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就是他亲临岳阳作记的日子。
另者，范仲淹《题岳阳楼联》：“揽辔登车，一世澄清需满志；读书观政，万家忧乐尽关心。”⑧可以参证。这副对联，也应是这次来岳州写的，是有感而发。“揽辔登车”之典，出自《后汉书·党锢传·范滂》：“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上联是范公面对滕公的作为，借此典激励自己要保持晚节，终身为“澄清天下”奋斗。“观政”即从政。语出《书经》：“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下联是范公对滕公的颂扬，尽管滕公职位不高，最高官阶也未超过五品，而他总是“万家忧乐尽关心”，屡遭贬谪后，在岳州还做出了这样喜人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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