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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1 关于“律召调阳”……不少书家把这句写成了“律吕调阳”，这个“吕”字是错误的，本来应该是“律召调阳”才符合史实。这个错误，不要说一般的学书者，就连大名家，如我们素来敬仰的于右任先生，也把“召”写成了“吕”字，这对后学影响却不可低估。所以我不讳直言，特为提出，请方家评议。 原来，周兴嗣这位奇才的奇文，那章法结构是特别谨严而清楚的：有首句“天地玄黄”起，一直到“律召调阳”句，这一段是讲天文历象、阴阳气候，而人们常用的“气候”一词，究为何义？就要从“律召调阳”这四个字来寻求本来的正确解释。 现代之人都知道，自然科学、科技研究，特别注重实验这一手段，没有实验就没有结果资料可为定论。那么，我们中华古代科技讲不讲实验呢？告诉你吧：那太讲实验了，那办法太高明了。这儿的“律召调阳”就是一个极好极典型的实例。中华古代很早就认识阴阳二气的妙理，认识到：岁月过到了冬至那一天，阴气达到了最终点而转生出阳气的开端来。这个认识正确吗？古人就做实验来证明了，他们的办法是用音乐上定律的六个管子，里面都盛上非常容易飞动的葭莩灰，把这六个管子埋在地下，等到冬至这天，把第一个管子启开一看，那葭莩草灰就被阳气冲动而涌出了管子口，证实了就在冬至的当天，阳气虽然还很微弱，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萌动转化的微妙现象。古人把这种实验阳气的办法就叫做“候气”，我们直到后来所说的“气候”一词就是由“候气”的实验延续下来的。这儿，还得让我加强说明：第一，古人文字特别注重我们中华汉字的最大特点，即要讲究“对仗”。你看，上句是“闰余成岁”，下句才是“律召调阳”，这都有严格的对仗规定。“闰”和“律”是相应的名词；第二字上句用“余”，下句用“召”，这才是相应的“虚字”（略微相当于今日所谓动词是也）。如果你写成“律吕”，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二字名词，所用的虚字对仗就给消失了，那怎么能行叫呢？第二，“召”就是感应的意思，由于阳气的萌动而感动了管内的轻灰，所以这叫“召”。你把“召”写成“吕”，这层道理又往哪里去寻找呢？这就是学识未周，没有考虑汉字句法的对仗与实验的气候的大道理。这样一来，对今后学子的误解误会就太大了，岂能不给以说明纠正？
末后，让我再举一个极好的诗例：我们中华诗圣杜少陵的《冬至诗》，他开头写道：“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回。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飞灰。”（“琯”即管子的美称）请看，大诗人在冬至那一天作诗时，已然把这个“律召调阳”的妙理揭示无疑了，其表现得生动灵活，令人爱读喜诵，这都属于我们中华大文化以内的知识，不可不稍加讲求，以免以讹传讹。上文引及杜诗来佐证这个“律召调阳”的道理，因此不妨就杜诗的文采句意来补说几句，也可帮助理解。“律召调阳”的实际意义是指冬至这个重要的日期。古语云：“冬至大如年。”据元代人的记录，还能知道那时过冬至节的仪式非常隆重，全家聚会，老辈坐在上首，子孙晚辈要依次行礼，祝老人长寿……若明此理，方知杜诗绝非泛泛闲文琐事。再者，杜少陵为什么用了一个“五纹”，又用了一个“六琯”，这是何意呢？须知，我们文化上讲颜色，从来只重五彩，而不是现代常说的七色。所以“文章”二字本义是“五彩为纹”、“五音为章”。文是颜色的事情，而章是音乐的事情，这个现在听起来新鲜的道理，古人不以为奇，今人懂得的却极少极少了。说破一句吧：中华本来的文章指的就是汉字文化的两大特色，汉字包含了彩，又包含音。如果不讲求文采和音律，那么从根本上就算不得是中华的文章了。那么，为什么又非是“六琯”呢？这道理就在于中华古乐包含五音十二律，十二律分为阴、阳各六律，习惯上首阳而次阴，所以冬至那天验的是阳气的萌动，当然只能用六个阳律的管做此实验，至于那六个吕管与阳气无关，所以《千字文》这一句里不可能出现“吕”字。至于“吹葭”又是什么意思呢？“吹”就是指阳气的升腾萌动，如同人吹律管一样，而“葭”是葭莩的灰，因为它是最轻微最易拂动的物质。懂了这些，你才加一倍感受到那个“召”字的道理，而不可能是“吕”字的异文、错写。 最后，寻二字致讹的原因，只不过是古人书法上行草连笔之处将二字写得有某些相似，临写者粗心不查，心里先有了“律吕”这个成语，于是就再不细想，竟致写作了“吕”，从此沿讹下来。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2 关于“墨悲丝淬”……按今传智永手迹本作“墨悲丝淬”分明无可疑义，而后来的也称为智永本者却将“丝淬”的“淬”字都改成了“染”字，这个问题需要研讨解说一下，但想要解说这个问题还很不简单： 一、智永最初手迹的墨书是左“氵”右“卆”，这种写法本来就是书法者写“士卒”的“卒”字。 二、不能够分辨上九下十之“卆”字就是“卒”的写法者，认为是“染”字缺了一撇一捺，于是就找来墨子“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染”字，把智永的“㳃（淬）”字改成“染”字了。 三、其所以如此者，是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淬”字本来也有“染”字的意义。（淬：《广韵》染也，犯也；《集韵》淬，没水貌。） 有此三层缘故，所以世之通行本当然就以“丝染”者为正确了。孰不知若是本为“染”字，那么智永禅师哪里有省下一撇一捺而写成“㳃”字之理乎？本人以为，智永禅师本来所写的是“淬”字，与“染”字的改本并不一致。
……“墨悲丝淬”，传世的宋代刻本、拓本中却是“染”字，并无例外；而另有唐本的手迹中却明明白白写作三点水旁、右为“卆”，这个字其实就是“淬”，“淬”本身也有“染”字的一义，因此方知并非智永将“染”字少写了一撇一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在他一世写了八百本之多的情况下，却也有可能后期忘掉那个原本的“淬”而写成“染”字了（因为《墨子》的本文是“染”，这就容易使智永把周兴嗣的“㳃”写成“染”了）。 总之，本书的定文是想寻找周兴嗣手迹的最早痕迹，而避免被后世的多家写本的通俗字（时有改变）给造成混乱的现象，在这一点上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是我们无意中弄错了，这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结果。 附：周汝昌先生简介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生于天津。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 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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