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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式服务背后的压榨与牺牲

 吕杨鹏 2020-06-15

外卖员的夏天

访谈回想

陈大哥,河南人,美团外卖成立的第二年就从工地出来加入了骑手的行列,可以说是外卖骑手中的“元老”。经历了诸多酸甜苦辣,他说:“如果外卖骑手所面临的众多矛盾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厌恶这个行业而离开。现在很多年轻外卖员可能还感觉不到,他们体力还行,还能跑,时间长的话就不好说了。”

曾经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

关于为何走上了送餐员的道路,陈大哥的回答很简单:“没有什么设想,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人一旦走出校园以后,面对的就只有血淋淋的现实。什么远大抱负,都被这个现实生活给打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想生存下来,照顾好家庭就行了。”相比于建筑工地工资通常一年一发来说,送餐员的工作工资确实相对好拿。而且,刚刚起步的美团外卖彼时各方面待遇条件都比现在要好。“当时入职的时候我们是有五险一金,还有其他的好多补助。”

然而,今天大多数的外卖骑手已经没有五险一金,与之相伴随的是从美团直营到众包乐跑。大多数的外卖骑手都隶属于不同的劳务公司,或者干脆不属于任何公司,只在APP上注册即可。陈大哥这些年前后换了很多家劳务公司,曾经的五险一金早就没有了,重大节假日一天200元的补助也消失了,端午节几个粽子倒还是有。面对意外和危险的唯一保障是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100多元所购买的商业保险,众包则是每天是扣3块钱。

随着加入送餐员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团平台与骑手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在入职签订合同和离职上就体现地很明显。“我在这个站干两年了,我都没签过合同,都没看见合同是什么样子,也没必要看的,都是霸王条款。你想在这里干,签字就行了,就按人家这个合同就行了。我每天考虑的就是准时率、差评和接单量。其他的我都不考虑,也没用。”在离职方面,“美团现在是好进不好出,进是很容易,直接让你跑单上岗,但是你想出去,必须要提前两个月打辞职报告。”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只需要提前一个月提出离职申请即可。

“超时”和“差评”威逼下

的生存策略:装孙子

与外界盛传快递员、送餐元月入过万不同,陈大哥每月的收入是6000多元。而为了这6000多的工资,陈大哥用三个字总结了自己的策略:装孙子,既在美团平台面前,也在顾客面前。

陈大哥说,他目前每跑一单的收入是七块五,每月全勤的话是八块。如果准时率没达到99%以上的话,每单两毛钱的奖金就没有了。看起来更自由的美团众包和蜂鸟众包在超时处罚上更狠,美团众包是超一秒就要扣一半,之后再按时间计算,而蜂鸟众包则是一分钟扣两块。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逆行、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对于骑手来说注定是难以避免。而且,平台对于超时的判定是绝对严格的,并不会因为特殊原因而放松。“有时我们很着急送餐,并且手上挂了好几单,然后有顾客打电话让你在中途给他买瓶啤酒、买包烟或者带个生活用品,这些我们都得给他们办。不办顾客就可能给你差评。”但是,这样最后可能就超时了。顾客是没意见了,不给差评,但是平台一样要扣你钱。当然,差评扣钱更狠,动辄50甚至100元。

当问到如果遇到不公正的处理是否会向平台维护自己的权益时,陈大哥说,当人身受到伤害时肯定是要该维权就维权,但是一般的事情他会能忍就忍。“为什么呢?因为外卖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最低层次人干的活。你是一个弱势群体,维权了工资他是给你了,但是你想以后别再想在美团这个平台上挣钱,它把你拉黑了,你众包都跑不了。”

在顾客面前装孙子的情况就更多了,因为平台设定的评价机制让主观性极强的“差评”决定了骑手的生死。陈大哥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顾客搬到了朝阳,地址还选了原来住的丰台,然后要求重新送过去,他只能请求顾客重新下单,自己买下这份餐食。给一位姑娘送完餐后,对方提出帮忙把垃圾扔到楼下去。因为害怕差评,陈大哥只能笑着答应。“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用我们农民工说的话就是装孙子,还要装得精彩。你服务就到位了,就没差评了。”即便如此,有时候还是免不了得到差评。因为评价完全看顾客心情,他可以无底线给你差评,而骑手几乎没有办法向平台进行申诉和反驳。“所以我从来不敢得罪上帝,也不想和上面的领导闹的那么僵,不想和他们吵架,也没用。”当然,偶尔也会遇到暖心的顾客。前几天下雨,陈大哥送餐后顾客给了5块钱的小费,这让他记忆深刻。

希望社会不要歧视我们

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外卖骑手干的活虽然有一定危险,但好像也没有那么辛苦,每天骑着电动车跑来跑去就可以赚钱了。但是,陈大哥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平时不知道的一面。有时候,顾客点了外卖,人却还在半道上,而小区又没有可以存放的地方。这时手上还有别的单,自己只能干着急,生怕下一个会超时或得到差评;有些商场和小区特别大,但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出或者放外卖车,送餐员只能步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在送下一单时冒着风险争分夺秒;夏天的时候,有不少人通过外卖买水。一次陈大哥接了个单,需要送四桶水、三箱奶和其他几箱东西,顾客在4楼,没有电梯,爬了两趟才送完。平台收了56块钱的配送费,而陈大哥得到的只有七块五;还有一次,一个顾客下了1000多块钱的盒饭,最后平台分配给他的配送费还是七块五。至于说风里来雨里去的情况就更多了。

在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辛劳的同时,陈大哥深深感受到的是社会对他们这个群体的歧视。平台只把他们当作谋利的工具,根本不在乎你的安全和合理申诉;有些顾客则把他们呼来唤去,任意指使,好像自己出了几块钱配送费就在骑手面前真的成了“上帝”,任何要求都必须被满足。所以,当被问到打不打算一直在这行干下去的时候,陈大哥说:“我肯定是不会一直做。社会地位太低了,我不想干这个,关键是这个现在也并不好干。”“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说是要尊重劳动者,但是现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经历了无数次的装孙子,陈大哥说:“有的时候我想想就觉得这一行很悲哀,没办法我就自嘲。怎么自嘲呢?你看看,顾客是上帝,我们是为上帝服务的。上帝派我们来取餐送餐,,这放在过去,我们就是钦差大臣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我?”“你们能不能多替我们外卖员呼吁一下,让社会不要歧视这么歧视我们。”

采访的最后,陈大哥说:“无论怎样,我还是感谢你们,你们这些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还有来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想法,我很满足了,谢谢你们!”也许,我们该问自己的是:我们平时是以什么心态对待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得起这份谢意?

执笔人:田嘉怡李云

访谈小组成员:王笑康 刘倩 崔旭蕾 田嘉怡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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