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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信，行必果，在当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难得的美德。那么我何以，不要你“言必信，行必果”？ 让我们回溯，在孔子的时代，以及他的理念中，“言必信，行必果”不是最高程度的士，而是次一等的。子贡问孔子：“如何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呢？”孔子答道：“自己行事知耻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出使四方，均能不屈辱、不辜负国君所交付的使命，这可以称做士。”子贡追问说：“敢问次一等的如何？”孔子答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同乡党的人称赞他敬顺兄长、友爱兄弟。”子贡又问：“敢问再次一等的如何？”孔子说：“说出口的一定守信用，要做的一定做到，这只是如小石头般固执己见又识量狭小的人呀！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又问：“当今那些从政的人如何呢？”孔子叹道：“唉！尽是些只能装五升米的竹器那般器量浅小、仅知聚敛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 《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联系上下文看，孔子提倡的是“言而有信、行而有果”，不提倡“必信，必果”的极端情况，孔子说这样的人是固执的小人，是相对低一级的“士”。当然，此处的“小人”是一种较低境界的人，绝不可视为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小人。孔子之所以认为这样的“小人”硁硁然，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提倡中庸之道，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有点过头了，所以不太赞同。 孔子的言论突然使我想通了教学中的一个问题。 我教明清小说时，曾教到一篇《范巨卿鸡黍生死交》。范式（字巨卿）和张劭（字元伯）曾约定某重阳见面。从清早到深夜，范式都未曾赴约，众人都觉得他不会来了，只有张劭仍坚信并等待。三更时分，范式果然如期而至。张劭“再拜踊跃大喜”、“笑容满面”地让座，再拜，捧酒，取鸡黍列于堂前，见范式神色不同以前，误以为礼数不周，便欲急请老母出堂相见以示欢迎。范式才实言相告，忘记约定，傍晚才想起，大悔不及，忽然想到，人不能缩地而行，鬼却能一日千里。因此自刎，魂魄前来赴约！ 学生和我都觉得范式有点太过了。而且我查过这个故事的流变，它来源于《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在太学学习期间，与汝南张庄人张劭交情甚笃。后二人同时回归乡里，分手时范式说：“两年后，我将去府上拜望尊亲。”张劭回答：“到时，我一定杀鸡煮黍，等待兄长。”于是，两人共同约定了日子。两年后，范式果然依约来到。二人尽欢而别。几年后，张劭患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以不得见范式为憾。出殡时，棺重移不动。已做功曹的范式得梦：“巨卿，我在某天死了，将在某时安葬，永远命归地府。您要是没忘掉我，还能赶来吗?”而范式为了这个梦果然赶去为张劭送葬。也就是说，在《后汉书》里，根本没有自刎以求不负约期之事。而到了明代冯梦龙的《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却变成如此惨烈。 我当时一直不解，今天突然明白了。《后汉书》更近孔子的“言而有信，行而有果”的中庸之道，而明代冯梦龙的《范巨卿鸡黍生死交》则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直观显现。这就是或许孔子为什么不太赞成“言必信，行必果”，觉得可能太固执，不是最高境界的士。 但是明代又似乎是一个特别容易“极端”的时代，在官场，大臣以脱裤廷杖而得“忠臣”美誉为荣，又有海瑞，要抬着棺材进谏。在思想界，像李贽，不是僧人却剃光头，住在僧院又收女弟子，而且宣称满街都是假道学，而人人都有资格为圣人，被当成“异端”下狱，自己也在狱中自刎。在妇女界，有乳房生了疾病因自觉不可让男医生看而讳疾忌医而死。又有女子未嫁夫死、父兄建高台择时命该女当众自杀殉夫以得官府表彰。所以这也可能是明代的冯梦龙何以把汉代一个平和的守信故事一举改写得这么惨烈，这和明代的时代风气是吻合的。 而当今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孔子不以为然的“言必信，行必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现代太缺这个了。没有多少人给承诺，更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履行承诺，所以“言必信，行必果”在今日如此可贵。 但是朋友，我却不要你“言必信，行必果”——如果那是以拼命为代价。“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人生很难，我知道你很努力了，很尽力了，不要那么内疚吧，我知道你在心里做到了一百次了！不要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负担赶路，往前看，走成一段薰风缓辔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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