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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 叶匡政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就是《红楼梦》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种译本是英国的霍克思在1973年的译本，由企鹅出版社出版，该版本译为《石头记》。 霍克思 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意的地方，霍氏译本采用更多的方法是意译，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其实，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 今天的译者，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其实远非如此，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使其成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 杨宪益译本 这是杨宪益和霍克思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杨宪益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思的策略则为，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把《红楼梦》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举几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比如《红楼梦》中常出现的“菩萨”一语，霍译用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杨宪益则保持原义。 吹面不寒杨柳风 再如，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东风”和“西风”理解也完全不同，汉语中“东风”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而在英国“东风”指的却是寒风。“西风”在汉语中和秋天有关，英国人却喜欢用“西风”来指代春天。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习惯，在译本把“东风”和“西风”做了置换。 霍克思译本 最有趣的，是对《红楼梦》“红”的处理，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在我们文化感受中，“红”是和吉祥、喜庆、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而在英语思维中，“红”是和危险、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杨宪益用的是直译，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红”字，甚至用“绿”来取代“红”。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 惠评：这一点本人有不同意见，霍克思把“怡红院”译为The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原因是英文中的“绿”含有“青春”和“繁荣”之意，在内在意义上和小说中“红”的象征意义“有时代表春天，有时代表青春，有时代表好运或繁荣”一致。因此，霍克思把中国的红，译成英国的绿。 霍克思之所以“化绿为红”，除了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追求“等效”的翻译效果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此处用“绿”来译“怡红院”和“怡红公子”，是因为怡红的“红”有“青春”寓意在内。 在“红”没有“青春”寓意之时，他还是以红译红，并不变绿，比如“绛珠”——“Crimson Pearl（深红色珍珠）”；“红豆”——“Little red love-beans（小红相思豆）”；“大红汗巾子”——“Crimson Cummerbund（深红色腰带）”，“Blood-red sash（血红色腰带）”；红麝香串——“Red musk-scented medicine-beads（红麝香味药珠）” “血点般大红裤子”——“Blood-red trouser（血红色裤子）” 详情可参见：霍克思为什么用“绿”来取代“红”——“怡红公子”英译成“绿男孩”？你不知道的匠心！ 由于近百年来，英语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所以在中国翻译中，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翻译者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可以说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 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更倾向于意译，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 亦足留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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