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mooc.haoxing,com)
【来源】《山东外语教学》2019年第40卷第5期第99-108页
【中图分类号】H059 【第一作者机构】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一作者简介】胡作友，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西方文论。电子邮箱：huzuoyou01@163.com。 【第二作者机构】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英语教研室 【第二作者简介】张丁慧，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18326899952@qq.com。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心雕龙》话语体系英译和中西文论对话研究”（项目编号：17BYY061）、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心雕龙》核心思想英译及其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YJA74001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文心雕龙》的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交流，更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内容的处理是不同译本呈现丰富差异的关键因素。施友忠的译本以中释中，重在中国化；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以西释中，重在西方化；宇文所安的译本双向阐释，重在发现中西文论的异同点；杨国斌的译本以今释古，注重古词阐释的现代维度。文化翻译策略的核心是译者的文化情怀和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自身思维习惯的影响，把自己对祖国、对民族文化的美好情感灌注于译文中。成功的翻译策略在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架设一道心灵之桥，作者因此得以抵达读者的心灵，完成一次愉快的文化之旅。译本只有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才能获得在异域重生的机会。 【关键词】《文心雕龙》英译；文化翻译策略；以中释中；以西释中；双向阐释；以今释古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文化翻译策略 胡作友 张丁慧 1.0 引言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交流。相对于部分西方国家，我国在当今国际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近年来，虽然中国文化“走出去”发展迅猛，但总体来看，我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一直面临着逆差。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影响深远，针对它的研究已形成“龙学”，成果遍及全世界。《文心雕龙》在国际文论界日益受到关注，目前，有德语、意语、日语、俄语、捷克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译本。自20世纪中期以来，《文心雕龙》已出现10个英译本，其中包括施友忠、黄兆杰和杨国斌的3个全译本，以及杨宪益与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的7个节译本。这些译本诞生的年代不同，在促进中国文化传播的同时，显示出译者对原作的不同理解，表达了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认知与情怀。施友忠译本是第一个全译本，杨国斌译本是最新的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是译界泰斗，所译作品代表了中国翻译的水平；宇文所安译本是哈佛大学权威教材，得到了美国学界的公认。下面便以这4个译本为例，以各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为切入点，探析译者的翻译思想，以期为中国典籍英译和中国优秀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新启示。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关注中国文论。到了50年代，汉学家们纷纷开始研究中国文论（张万民, 2017:6）。当时《文心雕龙》还没有全译本，是施友忠改变了这种情况。施友忠是美籍华裔汉学家，他于1939年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他认为有必要翻译《文心雕龙》并作教学之用，但那时并没有现代汉语译本作为参考，其他外语译本更无。1959年，施友忠用整整两年完成的《文心雕龙》英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西方学者海陶玮（Hightower, 1959:286）肯定了首译的重要意义。霍克斯（Hawkes, 1969:332）则认为施译本用词准确，语言流畅。作为第一部全译本，施译本基本符合原意，相对贴近原文，对后来中外《文心雕龙》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施友忠在《文心雕龙》英译本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作品的喜爱，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毫不逊色（Shih, 1959:3）。正是这种文化情怀促使他在翻译《文心雕龙》时采取了“以中释中”的文化翻译策略，即以中国的文学思想、文言句式、文化概念阐释中国的传统文论。如此译介，既在世界文学批评理论中填补了中国文论的空缺，又向西方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以中释中”，重在中国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译介中国文学传统。施友忠认为，《文心雕龙》的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一脉相承，读《文心雕龙》需要了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所以，他不惜笔墨，用近40页的篇幅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各家文论，涉及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先哲及其主要思想。施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相媲美（Shih, 1959:XI）。 其次，译介中国文言句式。中国文言多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和被动句，精炼优美，辞约意丰。施友忠注意到文言骈散结合、注重节奏的特点，在翻译时有意识地迻译文言句式，以配合介绍中国文论。例如： 例1． 原文：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周振甫, 1986:118） 施译：The term tiao, or to condole, means chih, or to arrive. A line in the Book of Poetry runs: “Shen chih tiao i,” meaning “The Spirits have arrived.”（Shih, 1959:70）。 此句的翻译呈现两个特征。其一，译介文言句式。仿照古代汉语，逐字对译，尽量贴近原文的形式，以使西方学者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言句式。其二，译介中国文化特有词汇。对“吊”和“至”两个词首先进行音译，然后用英文解释。施友忠认为许多中国文化词特有的内涵在英语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意思，因此采用音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法，也是一种迫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使西方学者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再次，译介中国文史知识。施友忠在翻译中添加了大量语言、文化背景方面的注脚，为中国古代典籍和古代历史人物提供详实的资料，将西方学者带入中国文化语境，让他们切身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东方文化的魅力。例如：例2． 原文：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周振甫, 1986:26） 施译：First came the San-fen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followed by Wu-tien of the Five Emperors, Pa-so and Chiu-ch’iu. As years passed, this main stream developed a great welter of branches and sideeddies. But after our Master edited and handed down this material, those great treasures, the Classics, began to shine through. The Book of changes spread out its ten Wings, or Commentaries. The Book of History displayed its seven Views. The Book of Poetry listed the four Beginnings. The Book of Rites described the five kinds of Ride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resented the five Illustrations.（Shih, 1959:17） 这段话中有数个文化负载词，施友忠为它们一一添加了注脚。以“七观”（seven Views）为例，注脚内容为“In the Shang-shu ta-chuan, the Book of History is divided into seven sections, and through each section one is able to view one quality. These are: righteousness, benevolence, sincerity, capacity, affairs, good government, and beauty.”（Shih, 1959:17），将该词的来历说得一清二楚。施友忠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自信，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感，这是他尽力译介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因。他通过添加注脚，在丰富目的语读者关于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刺激了他们探索中国文化的好奇心。意大利学者利奥内洛·兰乔第（Lanciotti, 1960:59）认为，对中国文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而言，施译本中的注释和索引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最后，译介汉字文化。施友忠为译本亲手书写了汉语术语锦集。这些汉字体现出译者的文化情怀，画龙点睛，也侧面映证了他“以中释中”的文化策略。通过这种方式，施友忠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中国文化画卷，使其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亲近之感、一份敬慕之心。施友忠的翻译，传递的是浓浓的“中国味”。他采用一种“抗拒式”的翻译策略，在捍卫中国文化的同时挑战了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这对以后的《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 以西释中：跨国伉俪的文化阐释 杨宪益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深沉的热爱，后来他考入牛津大学修读英美文学。戴乃迭来自英国传教士家庭，她出生在北京，幼年时在中国生活了6年，后来回到英国考入牛津大学，并获得了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学士学位。这对翻译家夫妇接受过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因而得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二人的结合，既是古老的中国文学与现当代英国文学的结合，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结合，这个结合本身就是对“中西合璧”最好的诠释。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外译介，而杨宪益最大的追求便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双方可谓不谋而合。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热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了许多古代典籍，力图把中国文学推向西方世界。继施友忠《文心雕龙》全译本之后，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文心雕龙》（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的英文译本，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并刊载在1962年《中国文学》（英文版）的第八期上。《中国文学》（英文版）是建国后中国政府主办的唯一一份对外翻译中国文学的刊物，是中国文化主动推介自己的唯一窗口，刊登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译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选择《文心雕龙》里的《神思》《风骨》《情采》《夸饰》和《知音》进行翻译。这5章辞藻华丽，都是围绕文学创作中的关键概念进行讨论。这对跨国夫妇一生所求便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译介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以及世界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始终如一地本着“向外国人如实介绍中国文化”的思路，采用以西释中、中西合璧的文化翻译策略，即用西方文学和文化妙语解读中国文学理论，用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话语阐释《文心雕龙》的文学创作概念。“以西释中”，以意译为主，强调读者中心，重视读者反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音译与注释相结合。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重视文化内容的翻译，对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容，如不方便直接翻译，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主动介绍中国的历史、神话人物和文献典故，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同时又引发读者兴趣，调和了“拉近读者”与“拉开读者”之间的矛盾。夫妇二人有着天然的汉英双语优势，他们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困惑，将读者“拉开”；但是他们翻译中国历史人名、地名等时一律采用英国人创造的威妥玛式拼音——一种当时国内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类似英文字母的拼写——并用浅显易懂、晓畅明白的英语加以说明，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Buck, 2004:xvii）。例如，将司马相如、杨雄、王充、曹植分别译为“Ssuma Hsiangju”“Yang Hsiung”“Wang Tsung”和“Tsao Chih”。又如，用英语注释介绍曹植为“（A.D. 192-232） son of the famous statesman Tsao Tsao, an outstanding poet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and a leader among contemporary poets.”，介绍祢衡为“（A.D. 173-198）writer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who was killed because he offended Tsao Tsao.”（Yang & Yang, 1962:59-60）。威妥玛式拼音和注释相组合的翻译模式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并产生阅读兴趣。其次，选词炼字尽量令西方读者耳熟能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有时会故意保留原文中的汉字形象，制造陌生化的效果，延长审美时间，从而激发西方读者对汉字文化的好奇心；同时选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英文词语，给人以亲切感。例如他们将《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分别译为“On Fancy（神思）”“On Sentiment and Structure（风骨）”“On Feeling and Art（情采）”“On Hyperbole（夸饰）”和“On Discrimination（知音）”，在括号中嵌入中文。用这样的方法处理篇名和中国特色词语，在一定程度削弱了目的语读者对陌生文化的排斥心理，拉近了读者与原文、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距离。再次，归化处理文化内容。戴乃迭作为英国人，十分清楚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一方面，多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缺乏认知和了解，渴望更多地接触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摆脱欧美中心主义视角，对中国文化心存芥蒂，甚至是怀有抵触和抗拒的情绪。在当时，异化翻译可能不会使西方读者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甚至适得其反，导致厌恶。因此，杨宪益在跨文化翻译中关注的主要问题便是弱势文化如何应对强势文化，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才能被西方世界理解和接受，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做到平等自信（李洁, 2012:112）。《文心雕龙》的英译就是相对弱势的中国文化主动向强势文化进行输出的表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采用归化策略，使译文简洁明了且更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以求传播效果的最优化。词汇层面的归化例如：例3． 原文：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周振甫,1986:431） 杨、戴译：“The liberal may applaud a heroic strain, the thoughtful may respond to subtleties, the superficially clever may delight in show, those with a taste for the bizarre may wonder at strange tales”.（Yang & Yang,1962:69） 这一句将“观绮而跃心”译为“delight in show”，其中“show”原意是展览，尤其是服装展。这类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极其少见，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稀松平常的。“show”这个词语符合西方读者的表达习惯，使译文极易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用词在杨、戴夫妇的译文中比比皆是。此外，句群层面的归化例如：例4． 原文：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周振甫，1986:264） 杨、戴译：Once the various forms of literature are clear, the ideas will be fresh but not confused. Once changes in styles are understood, the language will be striking but not bizarre. (Yang & Yang, 1962:63） 杨宪益认为“昭体”和“晓变”分别是“意新而不乱”和“辞奇而不黩”的必要条件，于是在译文中用“Once”引导的条件句来表现这种逻辑关系，用“... but not ...”表转折，结构工整，表意严谨。译者把晦涩难懂的骈体文言文译为简单明了的现代英语，流畅优美的译文有助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播。4.0 双向阐释：宇文所安的文化追求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他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和雄厚的中国文化造诣。他的代表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内含《文心雕龙》英译，后来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材。这部著作包含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时期，历时12年精心挑选、翻译、评注的中国文学经典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该书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2003年出版。书中，宇文所安用了大半篇幅翻译、阐释并评价了《文心雕龙》中的18个章节，不难看出他非常重视《文心雕龙》的文学价值。与施友忠的文化情怀不同，宇文所安试图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滋养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其文化身份要求他必须以译文的学术性作为追求。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2003）的序言中，宇文所安阐述了他翻译《文心雕龙》及其他中国经典文化著作的目的：一是为了向西方高校学生教授中国文学，二是为了突破中国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观念史”。他表示《文心雕龙》的解说修辞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解说程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Owen, 1992:185），因此在翻译时应采取“双向阐释”的策略，即以西方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阐释，进而对比发现中西文论的异同点。“双向阐释”的文化翻译策略是宇文所安的学术追求，也为中西方文化在交流中相互借鉴寻得了道路。首先，宇文所安采用“总述→原文→译文→解说和评述”的结构，在每一篇原文及译文前添加总述，译文后再附以解说，从而实现与原作者刘勰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例如：例5． 原文：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周振甫, 1986:276） 宇译：The particular affections that are felt (ch’ing-chih) differ in kind; there are various techniques in the mutations of literature (wenpien); but in all cases the normative form (t’i) is s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ffective state (or “Circumstance,”ch’íng), then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form, a momentum (shih) is given.（Owen, 1992:232） 在总述中，宇文所安从中国古代文化、军事、政治角度厘清了“势”的词意，并类比英文中的“tendency”，最后得出结论，即中文的“势”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在译文后，宇文所安将“势”解释为一个途径，基于它不同的形式，引导某些运动沿着某种路线进行（Owen, 1992:232）。开篇总述以宇文所安坚持的文本细读为基础，他对《文心雕龙》的文化内涵有清晰的了解；译文后评述对原著进行解释和批判性鉴赏，包含许多国内学者未曾认识到的新见解。其次，译者结合了直译、音译、保留汉语文化负载词等多种翻译方法。在翻译中国文学理论著作时，宇文所安有自己的规则：“多数情况下，我宁愿舍弃译文流畅度与可读性，以便能让西方读者看出一点中文原文的模样”（宇文所安, 2003:序）。例如：例6． 原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周振甫, 1986:246） 宇译：Long ago someone spoke of “the physical form’s being by the rivers and lakes, but the mind’s remaining at the foot of the palace towers of Wei.”（Owen, 1992:202） 这句是直译来的，真实还原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使西方学者能直接体味与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中国文化。又如：例7． 原文：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周振甫, 1986:11） 宇译：No pers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se, which are the fruit （shih, “solids”）of jade tablets inlaid with gold, the flower of green strips with red writing （wen）：they came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 （li）of spirit （shen）.（Owen, 1992:191） 处理此句时宇文所安首先音译然后添加夹注，既译出了原文的含义，又生动再现了中国文化形象，让西方读者窥见一丝中文文化的影子，体现出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尊重和构建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之桥的积极态度。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2003）的序言部分，宇文所安预设了该书的目标读者：一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西方学者，二是西方高校中学习中国文论的学生。宇译《文心雕龙》从西方视角看待中国文化，这个天然优势使译作在目标读者眼中更具吸引力。北美学者林理彰（Lynn, 1994:51）通过仔细分析宇译本中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及译文后译者的独特见解，做出这样的评价：“宇文所安的英译本符合了西方汉学研究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理解的需要，填补了中西文论史上的空缺。”①总的来说，宇文所安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阐释《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同时参照西方文论进行对比。这种“双向阐释”的文化翻译策略，既保证了译作的学术性，又能够激发西方读者对来自异域的中国文化的好奇心，践行了中西文化双向交互式发展的文化追求。5.0 以今释古：杨国斌的文化自觉 2003年，杨国斌翻译的《文心雕龙》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译本系《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之一，也是国内接受度较高的《文心雕龙》英译本之一。在杨国斌看来，《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更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品包涵的文化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美学观，刘勰的文学观可被视为一种人生哲学（杨国斌, 2003:17），应该向全世界推介。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杨国斌采取“以今释古”的文化翻译策略，用简单易懂的现代语言诠释内涵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化。首先，杨译本的编排模式体现了译者的独创性和推广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杨译本是按照“原文→现代汉语译文→英语译文”的结构编排的，主要针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非专业外国读者。这样处理的好处是降低了原文的难度，极大地鼓励了那些因摄于原著之难而裹足不前的读者，在客观上有利于推广中华文化。《大中华文库》是为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而设立的国家级重大出版工程，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杨国斌用通俗易懂、贴近读者的流畅译文向西方读者揭示中国文学的奥秘，书写中国南朝时代文人的文学人生，这恰好与国家的目标相契合。他的英译本中，原文可能会令读者困惑，随后的现代汉语译文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内容，最后是简洁易懂的现代英语译文。这种以现代汉语译解为中介的模式，使得读者在理解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加深了对中文的学习。其次，杨国斌注重古词阐释的现代维度，以变化的现代英语表达应对古代汉语的多义性。在翻译“文”“道”“神”等文化负载词时，他不是机械性地进行单一化处理，而是随着语境的变化改变译文。以“文”为例根据不同语境杨国斌将该字分别译为“manifestations”“patterns”“writing”“composition”或者“art”等不同的英语词汇。“文”的基本含义是文采，杨国斌根据上下文，将“此盖道之文也”（杨国斌, 2003:2）译为“There are manifestations of Dao”（同上:3）。这里如果译为“art”或者“composition”，则不准确，与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不符。再次，杨国斌考虑翻译方法的出发点往往是看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有利于普及中国文化，体现了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杨国斌眼中的目标受众，不仅仅有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也包括来自全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非英语读者。读者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思维各异，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也就不同。中国文化负载词内涵丰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不免感到困惑或产生误解。正如汪榕培教授所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既要能进入源语作品的文化世界，又要考虑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能否接受”（班柏, 2018:6）。于是，杨国斌采用音译与释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达到了《大中华文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例如：例8． 原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周振甫, 1986:11） 杨译：Language originated in taiji, the Great Primal Beginning. In the beginning, divine order revealed the hexa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Pao Xi drew the eight tri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o which Confucius appended commentaries known as the “Ten Wings”.（杨国斌, 2003:7） 外国读者初次看到“taiji”时可能会感到不解，但是紧随其后的“the Great Primal Beginning”消除了这种困惑。音译在形式上引起读者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好奇，释义澄清了词汇的文化内涵。欧阳桢教授（Eoyang, 2005:588-589）指出，杨国斌的英译语义对等，理解恰当，表达清晰，诗意盎然，可读性强。正是出于文化自觉，译者把文化翻译作为核心，并格外注重文本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使世界范围内有英语基础的读者都能明白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扩大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促进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6.0 结语 目前，我国大力实行文化“走出去”战略。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如何做到务实自信，和西方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是中国翻译界一直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使用合适的文化翻译策略。在《文心雕龙》的翻译中，译者分别使用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双向阐释、以今释古等不同的翻译策略。总体而言，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文化背景与翻译目的紧密相关。作为翻译活动的发起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自身思维习惯与文化情怀的影响，把自己对国家、对民族文化的美好情感灌注于译文中。翻译策略是一面镜子，不仅能折射出译者的内心世界，而且能反映出读者的欣赏口味。成功的翻译策略，在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架设一道心灵之桥，作者通过这座桥抵达读者的心灵，完成一次愉快的文化之旅。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化交流，也是译者的神圣使命。要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在翻译中一定要保留本土文化特色，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保存了民族性，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独树一帜，才能真正走出去。而走出去的前提是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译者只有在这方面下功夫，才能赋予译本在异域重生的机会。【注释】 ①文中对英文参考文献的直接引用均为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 Buck, P. S. (Tr.). All Men Are Brothers[M]. New York: Moyer Bell, 2004.[2] Eoyang, E. C. Dragon-carving and Literary Mind (book review)[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05,(2):587-589.[3] Hawkes, D. H.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ook review)[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9,(3):332.[4] Hightower, J. Review on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9,(22):280-288.[5] Lanciotti, L.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 by Liu Hsieh (book review)[J].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e l’Oriente, 1960,(1):58-59.[6] Lynn, R. J. A review of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994,(2):43-57[7] Owen, S.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8] Shih, V. Yuchung.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9] Yang, X. Y. & G. Yang. Five Chapters from 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 (trans.). [J]. Chinese Literature, 1962, (8):58-71.[10] 班柏. 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汪榕培教授访谈[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6):3-10.[11] 李洁.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J]. 理论界, 2012, (9):112-113.(责任编辑：杨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