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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是19岁那一年来上海的。他家原来很富有，父亲曾官至吏部，居天津时经营盐业，身后留下的家产不少。来上海的前一年，李叔同奉母命刚与一个姓俞的女子成了亲。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携家眷南来上海呢？ 一种可能是同家庭的某些龃龉有关。他早失怙，父亲在他5岁那年就去世了，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长兄早逝，二哥比他长12岁，自己的生母则是侧室。这样的家庭是不容易共处的。而另一种传说是同当时的政治风云有关。戊戌政变一发生，九月下浣的一天子夜，李叔同的一位好友，在天津府衙门做事的人就赶到天津河东地藏庵前陆家胡同李宅，秘密通知他变法失败，康梁亡命，六君子被害的消息，并且说可能祸及李公子。李叔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匆离开天津，经海道南下，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这一段在上海时间较长，他读书交友，热情奔放，自认为是一生最为幸福的时期。他家在上海原有一爿大钱庄分号，生计不成问题。一到上海，掌柜就为他安排了一个住所，地址在今金陵东路卜邻里。李叔同第二次寄居沪上，是日本留学回国后的第二年，即辛亥革命后一年。辛亥革命成功，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了，给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振奋，李叔同心头重燃起希望之火。这个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叔同，是多么希望能为祖国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他在教书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到办报上。1912年春，孙中山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不久，李叔同就应聘到上海担任《太平洋报》的编辑。这份报纸创办于是年4月1日，主要创办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姚雨平，主笔为叶楚伦，总经理朱少屏。当时为这份报纸撰稿的著名文化人不少，如柳亚子、陈师曾、黄宾虹等都常为之写文章。《太平洋报》的报头是李叔同的手笔，广告文字与图案大半也出自他之手。编辑部同仁工余之暇常出入于歌场酒肆，而李叔同却常常独自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埋头写作。1918年，中华大地正在酝酿着五四运动的大风暴。这一年的夏天，李叔同突然离开自己的至亲好友，披剃于虎跑定慧寺。他不仅别了自己的家人，把书籍、字画、衣物等也分赠给朋友、学生和校工，连自己钟爱了大半辈子的音乐、美术也撒手不干了。那一年，他才39岁。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走上这条路呢？是家庭的烦恼？是工作上长期积下的苦闷？是悲于一些挚友的作鸟兽散？还是别的什么缘由？他的挚友夏丐尊写过他出家的经过，他的学生丰子恺撰文阐述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但是似乎都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他的内心世界。一个才华横溢、豪情满怀的才子，竟然抛弃一切，遁入空门，这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李叔同的家庭生活有曲折。他的第一夫人俞氏，比他本人大两三岁，是母命难违下成亲的，琴瑟不甚谐和，是可以想像的。在日本留学期间，记者问他有无“太太”，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是一个人。”要是夫妻感情好，不会是如此回答。在日本，他结识了一个叫幸子的姑娘，双双一起回国，并定居于上海，即便是他在杭州、南京执教，也还常来团聚。要是说仅仅是家庭生活的原因促使李叔同出家，似乎也难圆其说。是工作的苦闷使他解不开心头的结，大概可以说是个因素，因为当时他对浙江第一师范当局有不满，朋友之间是有所风闻。但是，李叔同是个极谦和的人，为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不愉快而出家，也说不通。不过，李叔同出家的缘由，从一些回忆录中多少也还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丰子恺是李叔同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在1957年写的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讲到这样一个细节：李叔同即将剃度的时候，送给丰子恺一个亲笔自撰诗词手卷。当时李展开手卷中的一首题为“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的词微笑说：“我作这阙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正是：“是祖国，忍孤负!”李叔同出家后，一时判若两人。他行云流水，居无定所，完全成了一个苦行僧。有一年他从白马湖到绍兴，有人到船埠去接他，见他上岸时，一套行李外面包的是破烂不堪的草荐，网篮里的木制面盆，已褪去了原有的红色。而他对这些破败的东西，还爱惜得如同珍宝。一个名盛一时，过惯豪华生活的李叔同，谁也没有想到会俭朴至如此。 黄炎培记述这样一件事：李叔同出家后，他的夫人到上海，要求黄炎培当时的夫人及另一位女友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走了几个寺庙，好容易找到了，要求他同到岳庙前一家素食店共餐。席间，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李叔同告辞，雇一小舟，一人上船，船开行，也不一回头。船一浆一浆荡向湖心，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了，始终未见叔同对三人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岁月。是年阴历九月初一，李叔同手书“悲欣交集”四字给侍者妙莲，三天后圆寂，这是他自知不久人世时的最后遗墨。“悲”的是什么，“欣”的是什么，他没有说。是不是忧国忧民之心临终也未泯灭呢？这就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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