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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对话金承志:让我们快乐的,往往是没用的 | 第二期

 为什么73 2020-06-16

全新力作访谈节目《梁品》

 金承志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艺术总监
青年作曲家、指挥家

01

传统音乐史就像一部技术史,与人无关

学习历史,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曾经的人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比如音乐史中的格里高利圣咏,一群僧侣在教堂里,唱着一个单调的主旋律,什么伴奏都没有,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这是非常无效、无聊的唱段,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它却是天籁,让人听了之后,感觉灵魂都要飞升了。

当时中世纪的人,需要面临很多东西,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疫病,身边的人接连死去,你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活着,你根本不知道要拿什么去抓住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你的一切,而你每天能够听到最响的声音是打雷的声音,也可能是教堂的钟声,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你走进教堂,听到了十几个男性统一、深邃的唱吟声。这就是当时的人们能够获得最丰富、最伟大、最有感染力的音像,所以他们对这根救命稻草牢牢不放。而这可能就是我们学习音乐史的目的。

我们也做过一些试验,就是把格里高利圣咏替换成歌词,发现这种混合产生的冲击力,会带有一种很奇怪的神性,好像它从远古对你产生了启示,类似于让你少吃一点,非常有意思。

不过,对于我们现代人类而言,太远古的东西听着比较难,所以我们先从熟悉的名字来看,比如贝多芬,音乐史书上会记载他的技巧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它却没有说这影响到底是什么。

在传统音乐史上,它会把时代与作曲家、技法切割开来,偏向记载钢琴演化出来了,小提琴进化出了什么……它更像是一部技术史,而不是一部能够跟人发生关系的历史。

《哈佛极简中国史》中有一个序言,作者说他自己更关心的是,一个生活在临安的南宋商人,他平时吃什么,他那天的心情怎样……这些才是那个时代给到这一个人的全部,而这也就是我们学历史的原因和意义。

02

中国人对音乐的敏感,建立在文字之上

中国的音乐非常强大,但它有一个天敌,就是我们的语言。汉字本身强大到可以吞噬任何文化,它甚至是所有中华文化的媒介,当我们所有的表达都过度依赖汉字之后,它就会吸收别的。

比如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赋》,甚至到唐诗宋词……原来全部都是可以唱的,但为什么现在都是念的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依赖于文学的。

中国是音乐不变,文学变,京剧是这样,宋词也是这样,它有曲牌,音乐固定的,你只是在上面填词。流传千古的这些词作,大家记着的都是姜夔、苏轼,而不是《念奴娇》这个词牌。我们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某一首诗歌,但是却甚至不知道三百年前的某一首音乐。

西方与我们相反,它的很多文学是依附于音乐的,比如一段经文,每个作曲家都写,词不变,音乐变,然后音乐家被大家记住了。这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模式。

为什么中文填词很难,而英文歌、日文歌的旋律很多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有音调,所以中文歌最难的地方在于,要服务于歌词的曲调,说话的调调。

中国人听歌,最重要的是看歌词,所以就有一些人说中国人不懂音乐,这完全是误判,我们不是不懂音乐,只是我们对音乐的敏感建立在文字之上,文字是中国人的精神传输中心。

03

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工具人

从最近五百年的音乐发展来看,分工其实越来越细,越来越精致,现在已经创造出了非常多相关的就业岗位,比如艺术管理、乐团运营……越来越细的好处在于专、精,一件事情你能干得很好,但缺点在于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你在其他事情上都是比较薄弱的,个人和整体的多样性也比较差。

而我们的团队有一种回归自然的状态,我们尊重每一个团员的感受,不去约束团员,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去发展其本身的多样性。大家相互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平衡感,彼此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如同爱好者同盟一般。

我们既是多样的,也是一样的,我们会一起遵守一些简单的条约,大家心照不宣地往前走,这样就是五彩斑斓的,对人的尊重也会体现出来。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工具以及平台化的支撑,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领域,而且做得还不差。

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定成了一个工具人。这个工具人在特别专能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反效率的,而且一定会不快乐,因为快乐的事情常常是没用的。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而不是慢慢变成工具人。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慢慢重新出现类似于同好会的圈子、花样游泳的圈子……像奥运五环一样,一环一环地跟别人去交织,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完全。

04

好的音乐一般具有两种特质

所谓好的音乐,它其实是受众更广的音乐,或者说放之四海皆准的音乐,比如贝多芬的《欢乐颂》中就有一种能量,会让我们在听完以后心情澎湃。

音乐还有固定族群,比如我们在劳动的时候,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地里,都特别喜欢听劳动号子,它让每一个劳动的人参与进来,如果有4亿人正在劳动,那这就是4亿人的音乐。

再举一个例子,从传播上讲《学猫叫》是极端优秀的,因为14亿中国人中可能就有4、5亿人都听过这首歌,这说明它的受众很广,因为它的播放平台连接到了每一个人的手机里。

所以,好音乐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它的音乐品质好,这个见仁见智;另一方面是它的覆盖面很广,这也是一种被肯定的价值。

音乐家也不应该去肩负深刻的义务,因为深刻是属于个人的,比如他写了一首深刻的作品,感染到了你,把深刻也传递给了你,但如果他写了一首很欢乐的作品,也感染到你了,你也不会因此而骂他。深刻是个人的,属于你自己的,你不深刻,音乐家再深刻也没有用。

歌剧有它自己的演变史。在巴洛克初期,那时的歌剧院属于威尼斯狂欢节的一部分,比如你去威尼斯玩,那里有小丑表演,有喷火表演,旁边的墙上写着今日上演什么歌剧,走进歌剧院,座位随便坐,在看戏的时候可以吃冰激淋,吃水果,吃海鲜,喝酒,聊天,非常混乱。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众的存在。

后来,歌剧慢慢被高雅化了,成为了一种需要被保护起来的艺术。很大部分原因是音乐家的地位提高了,人们为了尊重他们的表演,去掉了那些坏习惯。歌剧被拱上殿堂,被保护起来之后,它不用接受观众的喜欢与唾骂,不用接受市场的考验,人们也不让它自生自灭。

这时,它自然而然就会固定一种模式,让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像进入博物馆里一样,但它的生命力也会变得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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