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胡翼青老师的《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20年04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传播理论史研究”（项目编号：17BXW00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胡翼青，男，1975年7月出生。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学与研究的重点为传播理论、传播学术史。研究方向主要著作有《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美国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再度发言：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 王焕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 今天的传播研究前沿，与媒介研究有关的学派和思潮纷纷涌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波兹曼创立的媒介环境学派、法国学者德布雷致力于建设的媒介学、以德国学者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哲学以及西北欧的媒介化理论。它们各自对媒介的理解和研究的侧重点甚至是政治立场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别，导致了人们对这些理论理解上的混乱。但它们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媒介技术、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质性而不是媒介的内容；它们都认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隐喻而不是一种实体；它们都认为媒介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能力强大。这些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现媒介的丰富内涵和本质，从而一举摆脱了功能主义传播研究的贫困，让人看到了传播学理论化的希望。 关键词：媒介理论 媒介环境学 媒介学 媒介化 媒介哲学 今天的传播研究前沿，似乎在酝酿着第三种研究范式。丹麦人施蒂格·夏瓦在将效果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做了简单概括后指出：“媒介化理论不同于上述的两种传统。……我们的任务是探究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社会机制和文化传递进程的特性、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了进一步标榜媒介化理论与以往传播理论的不同，夏瓦干脆给以往的传播研究范式贴了个标签，说他们研究的是“中介化”：“绝大部分现有的研究都专注于‘中介化’研究，即使用媒介以传递意义的研究。因此，对媒介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仅限于在传播回路的内部展开考察。”与中介化研究不同的是，“媒介化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从媒介参与传播的特殊实例转移到媒介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结构变迁” 尽管对于夏瓦媒介化理论大厦的具体设想并不完全认同，但不少学者确实正在将传播研究的核心视角从内容、效果等方面转向媒介本身。正如黄旦所说：“应将媒介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这不仅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从媒介入手最能抓住传播研究的根本，显示其独有的光彩。”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媒介理论并非一蹴而就，其起点也并非始于媒介化理论。媒介化理论问世之前，与媒介研究有关的学派和思潮已经纷纷涌现，其中在国内已经引发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学者波兹曼创立的媒介环境学派、法国学者德布雷致力于建设的媒介学以及以德国学者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哲学。这些媒介理论各有侧重，它们有时形似神似，有时又貌合神离，看似观点相近，实则相距甚远。似乎可以这么说，这些媒介理论已经成为当下传播理论中最云山雾罩的部分，亟待廓清。在这方面，陈卫星、黄华、徐桂权、戴宇辰、钱佳湧等学者已经在之前做了出色的概括，但似乎不同媒介理论的涌现速度比整理者梳理的速度还要快。如何理解诸多媒介理论的共性和差异，对我们理解整个媒介理论的整体结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这些媒介理论的分析和比较，似乎也在暗示我们从这些不同的起点出发，是否有可能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媒介理论范式并因此实现传播学的理论化。有学者指出：“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也许这只是一家之言，但若真有一种被称为媒介理论的统一的理论域，那对所有做传播理论研究的人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大幸事。 一 回到麦克卢汉 从什么起点、立场和角度来分析和比较这四种媒介理论范式呢?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本文想从一个特别讨巧的视角切入：我们是否可以从四种媒介理论的共同源头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 尽管四种媒介理论的起点皆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对话者——麦克卢汉。当然，这四种媒介理论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态度完全不同，有些学派表明他们与麦克卢汉一脉相承，比如媒介环境学派；有些学派宣称深受麦克卢汉的启发与影响，比如媒介技术哲学；也有些学派标榜自己与麦克卢汉相距甚远，并借此来摆脱“技术决定论”的标签，比如媒介化理论。然而，不管这些媒介理论如何标榜自己，以下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三大基点已经成为上述理论的基调： 其一是传播研究应以媒介技术或媒介形式而非媒介的内容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媒介的物质性。这一观点初见于麦克卢汉对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批判，麦克卢汉以“看门狗”隐喻，表达了实证主义传播学对传播问题理解的偏差：“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当然，麦克卢汉的洞见远不止于此，他把电这样的媒介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媒介完全是可以没有内容的。“电光是单纯的信息。它是一种不带讯息的媒介……这个传播媒介之所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因为它没有‘内容’。”应当说，麦克卢汉所列举的这个例子彻底剥离了媒介形式与内容的边界，让人真正意识到了纯粹的媒介，并让人意识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媒介其实不是媒介本身，而只是媒介承载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麦克卢汉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媒介形式不是内容，但它具有偏向性而并非透明与客观，对社会文化形态和人的感官比例具有限定性。 其二是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实体，它更是一种隐喻，所以媒介是隐喻，而且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意义框架里意味着不同的隐喻。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肯定多少受到了海德格尔《物的追问》一文的影响（这从麦克卢汉的阅读书单中可以得到证明），而这种隐喻式的表述方式肯定来自剑桥三一宫的影响。尽管不是所有媒介理论都喜欢麦克卢汉神谕式的语言风格，但如果不能从隐喻的角度看待媒介，那么媒介事实上也就并不存在。因为如果像实证主义那样把媒介理解为实存的工具，媒介就等同于功能或有用性，媒介本身就消失了，只留下功能和效果，那所谓的媒介理论就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在实证主义的框架里，媒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传播者、受众和效果的三角关系中，它甚至被透明化了。 其三是媒介是社会的组织者。媒介变量的发展变化（包括力量、速度、范围等要素的变革）会重新建构目前的各种关系，从社会关系到人的感官比例都会因为媒介框架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人和社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有限的。麦克卢汉想用“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以及“地球村”等概念来说明，媒介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周遭环境的变化，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关系结构和感官结构。“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新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加工。”“媒介和技术的所有延伸都创造了环境。每一种技术都立即对人的交往模式、感知模式和教育模式进行重组，实际上造就了一种新环境。”当然，这些原有的结构和关系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在“新环境”中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构，或者说会在“新环境”中被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审视和理解。媒介在这里扮演着社会组织者的角色，任何技术变量的变化都会引起原有组织结构的破坏与变化。 这三大基点构成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整体框架，而这一整体框架与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媒介框架恰好相反。与之对话的各种媒介理论，不管它们自身承不承认，都是从麦克卢汉这三个基点出发来审视媒介的，只是有的被强调，有的被一笔带过。另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同的学派强调了麦克卢汉观点中的不同侧重点。在这个复杂的座标系上，呈现出不同媒介理论的侧重点和突出特点，也同样展现出各种媒介理论独有的缺陷与弱点。 二 媒介环境学及其精神的封闭 尽管媒介环境学派是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不同成员间的媒介思想差异巨大，但这个“无形学院”可以这么来描述：他们是直接受到麦克卢汉影响的媒介理论学派。该学派能够发展到今天，与麦克卢汉思想的活力息息相关，所以通常人们会将麦克卢汉看作是媒介环境学的开山鼻祖之一。麦克卢汉在生前很少提媒介环境学一词，而且根据林文刚的论述，这个词也并非由麦克卢汉而是由波斯曼所首创。但把媒介隐喻成一种生态环境，是一直贯穿在麦克卢汉作品中的主题。 麦克卢汉将媒介隐喻为一种环境，他指出：“用电子时代的话来说：‘媒介即是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而这种环境具有隐蔽性，因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环境型塑力量和动力机制，人们生活在媒介所营造的环境中，却往往对其浑然不觉。麦克卢汉指出，人对媒介的这种麻木状态，是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为避免受到过分强烈刺激而实行的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凭借这种机制，主体“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 麦克卢汉的想法极大地启发了媒介环境学的创始人波斯曼。波斯曼非常认同媒介即隐喻的看法，把媒介看作是一种暗示以区别于媒介内容的明示。为此，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他花了整整开篇的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由于波斯曼本人的教育学背景，他与麦克卢汉的共鸣主要在于麦克卢汉在一次讲座中提出的观点：学校不过是受教育者的“媒介环境”。正在研究广播电视对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波斯曼立刻意识到，远程教育对于教育者而言，是电子媒介所构成的“教育环境”。所以后来他给媒介环境学下的定义就是“对媒介所塑造或界定的环境的研究”。当然，波斯曼的这些教育学的想法毫无疑问也影响到了麦克卢汉本人，所以在麦克卢汉的晚年，他开始更多地涉及“媒介即环境”这一问题，他甚至在《理解媒介》的回应了作为教育环境的媒介这一说法：“他们在学校里的学习环境，……是一个电子加工资料和经验的‘神秘’世界，学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 在此基础上，波斯曼的学生林文刚这样界定媒介环境学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1）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实际上，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2）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3）媒介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媒介固有的偏向有关。 就林文刚的这一总结而言，媒介环境学全盘继承了麦克卢汉理论基点：首先他们强调了媒介形式本身而非内容或由媒介内容组织起来的媒介文化的重要性，并坚持以此作为他们分析一切传播问题的出发点；其次他们强调媒介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关于生态环境的隐喻；最后他们强调新媒介会重构原有的社会环境，并使旧有的媒介及其文化发生深刻的改变。 然而媒介环境学对媒介作为隐喻的理解是具有偏向性的。如果说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自身对于作为隐喻的媒介的理解都是自相矛盾的话，那么媒介环境学则是将这种矛盾显在化了。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的上编把媒介看作是一种整体性的隐喻，才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样的观点，在这里媒介并不是“器”而是“道”；而在下编，他又把每一种媒介的隐喻都一一呈现出来，比如作为皮肤的服装和作为部落鼓的广播，仿佛认同每一种媒介都是一个隐喻。对此，麦克卢汉的自相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说：“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洋洋得意地一个一个孤立地讨论着他命名的单个媒介隐喻。 媒介环境学的后人们没有看出这种自相矛盾中暗含的危险，在他们的研究中，整体性的媒介隐喻观念逐渐被涤荡干净，隐喻被用于具体的作为物种的媒介。比如，波兹曼直接将媒介等同于印刷品和电视；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讨论的媒介是电视，而莱文森更是几乎一年写一个媒介，最后干脆把媒介环境学变成了不同媒介组成的具有具有竞合关系的生态系统。莱文森认为社会是围绕媒介所形成的生态系统，而非无所不在的媒介矩阵所构成的环境。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媒介宛若物种一样，相互之间有了进化与竞争的关系，或和谐共存，或捉对厮杀，优胜劣汰是其原则：“如果一种媒介符合前技术传播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个模式，那么这种媒介就会存活下来，无论接踵而至的媒介是什么”。一幅物种进化、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媒介奇观展现在我们面前。至此，莱文森完美地回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媒介观。尽管媒介环境学者强调的仍然是单个媒介的隐喻，但缺乏了整体性的隐喻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比喻。这样一来的结果，媒介又成了大众文化或观念的渠道和载体，媒介又从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存在成为各种具象的实体。媒介环境学就这样走到了麦克卢汉的反面。 媒介环境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媒介作为组织者对社会的重构放到了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面向一些宏大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一如他们自封的两位重要奠基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所做的那样。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他们做的基本都是媒介史的宏大研究而完全没有落地到现实的媒介实践中，没有真正进入制度、关系、行动等层面考虑传播问题，于是，在媒介环境学中，人和社会都消失了。 在伊尼斯的视野中，媒介的偏向所作用的是帝国千年的历史；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的偏向所作用的是伊甸园到重返伊甸园的否定之否定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这些宏大叙事被媒介环境学全盘接收。在波斯曼那里，媒介环境变革对人类文化的负面影响，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在《娱乐至死》中，他揭示电视技术所必然带来的娱乐化问题将毁坏印刷术所造就的人类的理性与知性，在《童年的消逝》中，他又谴责电视技术带来的全方位影像呈现使童年的“纯真状态”概念趋于消逝。因此，波斯曼所关切的是媒介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文化类型的变迁和人类生命周期的变革。在保罗·莱文森那里，“补偿性机制”和“软技术决定论”被用来勾勒媒介与人类历史的总体关系。只有梅罗维茨的研究是在微观层面展开的，可惜的是，该研究仍然不是关注在具体媒介实践中的传播问题，而是小中见大地透视了媒介与人角色扮演的关系问题。 媒介环境学对抽象命题的兴趣，导致主体被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既不能成为一个被媒介决定的对象，又不能成为媒介的宰制者；“他”既要对媒介有能动性，又要体现被媒介所建构。与此同时，他们把社会也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这个社会没有权力、等级和差异，也没有偶然性和历史，是一个无差别的理想存在而不具有现实意义。 在媒介环境学想象出的“媒介环境”中，媒介环境学者们书写着媒介的历史，一切现实的社会因素都被抽空。关注作为物种的媒介，关注宏大的而空洞的社会文化问题形成了媒介环境学独特的研究气质，导致的结果是该学派离媒介实践的前沿越来越遥远。他们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封闭，与其他媒介理论相比，几乎提不出什么对当下媒介现实的创见。他们的观点既上升不到哲学抽象的层面（因为缺乏整体的隐喻观），也无法与实践的社会学对话（因为没有社会现实的着力点）。事实上，在新媒体实践如火如荼的今天，媒介环境学正在成为多伦多人和纽约人的自娱自乐，已经无法与其他欧美媒介理论与传播理论进行深度的对话。 三 德国媒介技术哲学的兴起 雷蒙·威廉斯对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口诛笔伐使人总是误以为欧洲的传播理论界没有受到麦克卢汉太多的影响，即使提到麦克卢汉，也基本以否定为主，这种刻板印象其实并不准确。如果说当年麦克卢汉想把自己的《机器新娘》作为对伊尼斯理论的注脚，那么，基特勒似乎也想把自己的著作作为麦克卢汉理论的注脚。“很多媒介理论介绍读物和手册都喜欢将基特勒同另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二者之间有的对应部分，麦克卢汉对基特勒也有明显的影响。他们两位最先都是文学领域的学者，因为对自身学科产生了不满，故而研究变化的媒介技术的结构和效果。”这两位文学出身的学者，甚至连文风都很相似。事实上，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一书的前言里，这位欧洲大陆最主要媒介技术哲学的代言人之一就毫不掩饰他对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的追随：“重要的已不是信息，也不是在技术时代为所谓灵魂配备的信息或内容，而是（严格按照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它们的电路，是感知的图示。”在这本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麦克卢汉的发现：一种媒介会充当另一种媒介的内容；机器接管了人的中枢神经，媒介带来了人的生理结构与信息技术的分离……据此，库尔德利干脆把基特勒看作是麦克卢汉那个无形学院中的一部分：“新近媒介理论里最著名的是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其最著名的鼓吹者是早期媒介研究里的加拿大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哈罗德·伊尼斯，以及2011年10月去世的德国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前提，也是将媒介技术或媒介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也同样强调了媒介技术的隐喻，不过与媒介环境学不同的是，他所强调的媒介的隐喻，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的推动力和历史发展动因，是一种整体性的隐喻。当然，这种隐喻的背后，体现了基特勒的学术野心，他试图想说，历史的断裂是一种知识型的断裂，而后者与新媒介技术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型的断裂并不是基特勒的独创，但它的发明者福柯却没有交代为什么会出现知识型的断裂和维系，而基特勒却试图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知识型改变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入手来思考媒介带来的社会变革，这是基特勒不同于媒介环境学的地方，而这种视角可能比媒介环境学的宏大叙事更深刻，更能体现媒介理论的价值。 基特勒紧紧抓住电这种媒介的广泛运用是怎样导致知识型转变的，他把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人们的知识型和话语方式称之为话语网络1800，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知识型和话语型称为话语网络1900。他认为话语网络1800之所以与话语网络1900有着深刻的知识型差异，是因为“后者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新型模拟媒介技术来临”。电使得以留声机为代表的声音媒介，以电影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和以打字机为代表的文字媒介，它们以相似的媒介逻辑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方式和时间意识，重塑了人们的话语机制。这种媒介革命，直接导致了信息与精神的分离：“1880年的媒体革命起到了奠基作用，之后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再将信息和精神混为一谈。”在话语网络1800中人们通过听说读写的协同一致，使自身成为一个完全掌握了语言生产、记录和传播的主体，然而这种连贯性被留声机和电影带来的信息存储方式和实时数据流的显现所催毁，而打字机使主体的写作陷入一种机械化境地。如果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麦克卢汉体现出的是各种亮色，那么到了基特勒这里，这种延伸打破了平衡，直接导致了主体性的消解。 不过，基特勒在“技术决定论”这个问题上可能比麦克卢汉走得更远，在他的视野中，作为组织者的媒介不是人的主体性可以抗衡的。当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时，他作为人本主义者的基调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在麦克卢汉考虑技术时，他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所以“麦克卢汉是且一直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家”。与此相对应的，基特勒认为，没有必要像麦克卢汉那样，一谈媒介就谈人类感官比例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对一个正确提问方式的错误回答，所以他在讨论媒介时一直都在力图消灭麦克卢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基特勒显然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更偏向于海德格尔的立场——技术先于人而存在，这便使他的观点类似于后来拉图尔的网络行动者理论——社会行动的主体未必是人。在媒介技术面前，人不是主人，正如在语言面前，人也不是主人一样，是话在说人而非人在讲话，同样，人的心理、行为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话语网络只是媒介技术的后果。甚至在基特勒看来，连精神分析这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方式也是声音可以被记录的和复制的产物。 这种看似极端的观点，让人不禁感叹：在海德格尔、基特勒和拉图尔面前，怎么会有学者把麦克卢汉称为“技术决定论者”或“媒介决定论者”？与前者的激进立场相比，后者相当保守，媒介环境学就更不用提了。然而，在新媒体带来的一阵又一阵的技术休克状态中，似乎基特勒的阐释才更有劲道。 四 面向意识形态实践的媒介学 同样认定媒介强大决定性力量和话语强大力量的是德布雷和他的媒介学。德布雷曾经宣称：“媒体革新和介入越发展，媒体就越代替我们思考，占主导地位的媒体思维也就越能够成为其时代的主导思想。”他还指出：“不管是否拥有行政控制权，国家都不再是媒体的主人，相反媒体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它同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这些表述体现出德布雷媒介思想中与基特勒某些观点的不谋而合。 对于媒介学而言，尽管德布雷未曾花太多篇幅讨论麦克卢汉对自己的影响，但从其非实体化的媒介观念、对媒介社会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关注以及以媒介域为标准的历史分期等思想中，无疑可以看出麦克卢汉为媒介学提供了基本理论视野。德布雷把对麦克卢汉的非议者称之为“那些‘麦克卢汉泡沫’幼稚的猛烈攻击者”，体现了他对麦克卢汉思想的捍卫。因而他又被视为“欧洲当代的麦克卢汉”。 德布雷的思想来源非常杂乱，由于受益于阿尔都塞的教诲，他当然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在法国学者中，福柯和布尔迪厄对德布雷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德布雷认为客观世界由知识统治，而“知识的诞生是不纯洁的；然而时机成熟时可以擦除一个科学历史中的噪音和争斗”，透视物质载体背后的权力，这和福柯强调知识的无处不在及与权力的勾连如出一辙。布尔迪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媒介域思想，德布雷根据场域理论，将社会视为围绕媒介生成的整体场域——媒介域，并将历史上的媒介域分为逻格斯域、书写域和图像域三个阶段。作为“技术—文化系统”的媒介域之演进如何改变人们的观念，正是媒介学要回答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德布雷前往南美洲，在玻利维亚与切格瓦拉并肩作战，参与拉美武装革命并因此被投入牢狱，这段经历促使德布雷关注意识形态的实体化过程，即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媒介的传递而成为指导人民运动实践的物质力量。这导致了一个后果，他在与麦克卢汉的思想对话中加入了大量的法国元素和政治实践元素。 首先德布雷和所有媒介理论一样，承认媒介形式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强调这种形式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相关组织机构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德布雷宣称：“媒介学的出发点是研究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旨在明晰传承（transmission）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媒介被划分为组织化的材料（MO）和物质化的组织（OM）两个维度，前者包括书籍、雕像、建筑等承载信息的“工具”，后者包括学校、教会、出版商等制度化的组织机构。“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是德布雷的‘媒介’的一体两面，它们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面向”，前者对应的是即时的传播活动，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物在空间上的连接；而若要实现时间的连续和象征系统的联结，使之与简单的传播行为（空间上的信息传输）区分开来，则需要以机构（OM）的存在进行判定。依靠两者的共同作用，一种观念才得以在历史中扩散、流转、传承，“没有一种价值的创造不是物体和行为的产物或是再循环；没有一次思想运动不是人力和物力的运动；没有一种新的主观性不带有新的记忆工具”。 其次他强调，媒介是一种整体性的隐喻，它更像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杯咖啡……都不是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们不是‘媒体’，但是它们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领域。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渠道，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存在。”这个定义让人在第一时间想起了麦克卢汉“万物皆媒”的观点。 基于这样的媒介观，德布雷必然得到的结论是：一方面，思想观念不能离开物质化的传递装置独立存在，只有通过媒介才能成为实体，“在特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载体、关系和运输手段担保思想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中介，媒介可以型塑观念的形态，而媒介学就是要考察观念实体化过程中媒介的作用。德布雷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媒介化：“媒介学自认为是媒介化的学问，通过这些媒介化，一个观念成为物质力量。”把这种媒介化发生的场域称为“媒介域”（mediasphere）。媒介域“旨在表明技术系统、社会组织和象征系统之间如何建立一种社会契约的关系，以及新的媒介的出现如何引起象征世界的断裂、一种新的对现实的构建又是如何可能的”。 这样一来，德布雷作为社会改革实践者的姿态便显现出来。他关心的核心问题与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有相当密切的关联，与福柯对于话语的理论探索息息相关。他所说的“媒介化”，主要是考察一种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域而变成一种社会改造的力量，他想探究的就是这种媒介的社会组织能力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是一位媒介思想家的设想，那么德布雷更像是一个传播的社会实践者。麦克卢汉将技术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其视野中媒介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无差别的，忽视媒介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而德布雷则认为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理解媒介引导社会的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在德布雷这个“社会野心家”面前，麦克卢汉只能算是一位“政治天使主义者”，尽管他们的观点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一个是政治上的左派，一个是政治上的右派，他们不会有真正的认同。另外，德布雷的文本甚至比麦克卢汉还要缺乏逻辑，信口开河和自相矛盾之处颇多，这可能与社会实践者的“入世”情结有很大的关联。 五 混沌中的媒介化理论 要是因为德布雷谈过媒介化，就认为德布雷也与西北欧的媒介化学派有关，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德布雷的“媒介化”是媒介化学派笔下的“中介化”，德布雷并没有因为自己发明的一堆概念就跳离传统传播学的范式，相反，他还身陷其中。但媒介化学派并非与德布雷完全格格不入，他们之间也是有相似点的。比如他们强调光讨论媒介形式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欧洲人的传统——一定要把媒介技术和媒介文化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又比如他们都受到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影响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但他们都在表面上只表达了对布尔迪厄的追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不愿多提麦克卢汉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更注重媒介的社会实践，都倾向于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不过媒介化学派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这一学派内部形成了两种取向迥异的研究传统。这两种研究传统的分歧来自于回应媒介如何组织社会： 夏瓦（Hjarvard）等学者吸收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开创了制度化传统。布尔迪厄将新闻界视为一个“场”，它受政治场、经济场等其他场域的控制，同时又对这些场域产生影响，“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指出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包含两个显著特征：规则和资源的分配，前者是保障机构内部平稳运作的基础，后者则凸显机构对其他机构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此基础之上，制度化传统将媒介机制化，视为一种具备自身逻辑的社会力量，制度性地他律着政治、文化、经济等其他社会场域。正如夏瓦所说：“媒介在各场域不断增长的他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借此挑战了场域的自律。因此，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据各自场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减得以衡量。” 而后，库尔德里（Couldry）、赫普（Hepp）等学者引入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埃利亚斯型构理论、社会建构论乃至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开辟了媒介化学派的第二个传统——社会建构传统，由此将媒介化社会理论上升到技术哲学的高度。这一传统关注媒介化对个体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关注媒介化对个体交往情境的建构与拓展如何使个体的私人实践与参与公共活动勾连起来，“它强调的是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即媒介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而这又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建构的传统，即人类可以使用媒介来改变社会的建构方式。”这其中最突出的学者就是丹麦的延森了，他欣喜地看到新媒介可以把第一维度的媒介——人际传播和第二维度的媒介——大众传播为一个整体，并推动了这两种对立传播方式的再媒介化，因而他认为通过互动而建构当下社会的媒介逻辑是成立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学派正处于一种相向运动的过程中，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夏瓦在一系列的论著中都在承认互动对媒介建构社会的重要性。他强调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媒介化的结果不过是建构一个共享的经验世界，促进了个体间的互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库尔德利也承认，随着新媒介的发展，一种共同的媒介逻辑正在生成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场域，媒介正在成为社会顶层设计的元资本。 媒介化理论是一种对当代媒介现实很有阐释力的媒介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相比，媒介化理论并非停留在媒介影响的静态描述上，而通过社会制度与个体实践两个层面对媒介的影响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媒介化理论强调自己的立场是社会学取向的，而不是麦克卢汉那种技术哲学和技术史取向的。与德布雷的媒介思想相比，媒介化理论又不满足于将媒介视为观念传递的中介、将视野局限在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上，而是致力于分析媒介实践对文化，也对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作为制度的媒介也并非如“媒介域”是一个整体社会场域，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更符合现实的情况。 但媒介化理论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该理论要求将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统合起来分析，也要求把制度学派和互动学派统合起来，在强调媒介建构社会的主体性时又要对其技术决定论的指现，这就带来了很多风险。在这么多自相矛盾的束缚下，这一理论还远远没有成型。有的时候，这些理论甚至有退回原有的传播理论框架中去寻找合法性，比如夏瓦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书中，开篇就标明了自己与文化研究的界限，此后的每一章，他都在背叛第一章的宣言而回到文化研究的怀抱中。又比如说，他在开篇标明了媒介是一种半独立的社会机构，因而将其隐喻为一种社会力量，但在后面的章节中，他又回到了作为实体的媒介的起点上讨论问题，比如作为媒介的报纸。他一直在与结构功能主义划清界限，但又梦想自己的理论能够成为一种中层理论，于是他又摆脱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所以，夏瓦等人的革命注定是不彻底的，他们甚至并没有真正与大众传播学脱离关系。 总地来说，媒介化理论的捍卫者们对什么是媒介化也是困惑的，尽管大家都相信这混沌一片的领域孕育着传播学的未来。 六 结论 媒介理论会因为当下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终将成为一个理论域。这个理论域是传播学中的哲学，也是哲学中的传播理论。我们甚至可以预测，如同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那样，总有一天，哲学会来一次媒介学转向。 媒介理论之所以成其为媒介理论，不是因为它们有统一的逻辑和相似观点，相反，如上文所说，它们差异很大，在一些基本观点上达不成一致，甚至连政治立场都是相反的。它们用的概念即使翻译为中文看上去一模一样比如“媒介化”，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些理论已经成为今天传播前沿最令人费解和困惑的思想。也许从以下这张表1上，我们可以将它们之间的差异罗列得更清楚一些：  表１ 也就是说上述媒介理论学派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讨论媒介技术与媒介形式时，要不要将社会和文化的诸多要素融合进来。凡是要求融合进来的学派均有强烈的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取向，要求区分清楚的则普遍强调高度抽象的理论化取向。 二是几乎所有学派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隐喻体系来理解媒介，并转隐喻来组织概念与理论体系，这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们有完全不同的“道”。另外，由于不同媒介间的差异这也是它们有诸多差异的根本原因。所以，它们仍然是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 三是它们对于人、社会和媒介技术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有的学派认为在技术面前，主体性消失，社会方式被型构；而有的学派则认为要通过理解媒介的作用方式去积极改造主体与社会。从政治上讲，前者的右派立场和后者的左派立场泾渭分明；从学理上讲，前者的理论立场和后者的实践立场也同样边界清晰。 然而，重要的不在于差别，而在于这些代表传播研究未来的理论到底想共同表达什么。幸而，它们所强调的思想有一些基本相同的起点；幸而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对立面，而且与传统传播研究的边界非常清晰。因而它们代表着一个新崛起的理论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比如说它们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媒介的技术、形式也就是媒介的物质性；它们都认为要把媒介看成是一种无形无象的隐喻而不是一种实体；它们都认为媒介对社会的组织和建构能力强大，而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流动的渠道。这就与传统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划清了界限。 功能主义范式将媒介视为实体化的媒介组织或某类具体的媒介形态，反对以抽象的隐喻来建构理论。“一旦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实体或物质，我们就能指称它们，将其归类、分组以及量化，从而通过此途径进行推理。”但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仅将物视为具有诸属性的实体，只是揭示了“一种长久的习惯所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种习惯却遗忘了它赖以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这意味着不但没有揭示物的本质意义，反而形成先入之见，阻碍着人们去发现与探究物的本质，导致人对物的远离。所以，在忽视了媒介的物质性及其意义之后，传统的功能传播学长于测量和应用，缺乏理论繁殖的能力。与之相比，尽管媒介理论各派具体观点各异，但它们都摆脱了功能主义范式的媒介实体化认知，而通过“结构隐喻”的方式来表现媒介的丰富内涵和本质，从而一举摆脱了功能主义的贫困。 此外，更让人振奋的是，当新媒体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技术结构，媒介融合使一种统一的媒介逻辑处于悄然形成的过程中。在这种媒介实践的语境下，当作为物种的媒介和作为整体的媒介之争渐渐平息的时候，媒介理论就有可能出现相向运动。这让人真正看到了传播学理论化的希望。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版权说明：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