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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二〇一二年的《对联文体特点及对偶与声律原理》一文中，有这样的结论：“对联文体的形式要求，是上下联字词之间在形、音、义上的全面对称。”也就是说，对联的根本在于“对偶”，对偶的原理在于“对称”，所以对联文体形式特征的灵魂，就是所谓的“对称感”。 对称是自然界和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观念和器物层面上，对称美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古典宫室建筑中运用尤多，这也成为孕育出楹联文化的民俗学源头。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说，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方块字，读音又可以全部归结为平和仄两种类型，所以两行文字在字形上和字音上都可以形成“相似的”和“对立的”对称形式。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从字义角度，使“意义的分类”做到一致，这样就完成了“上下联字词之间在形、音、义上的全面对称”。 使相对应的字词做到意义分类的一致，从而产生字义上的对称，也就是修辞学上所说的“对偶”。文字的对称没有几何学上图形的对称那么精确，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和过渡性。我们把“对称”说成是“对称感”，说明“对称”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而是从强到弱的一个分布。古人所说的“工对”“的对”，就是对称感最强的对句，而“邻对”则次之，“宽对”更次之，再宽了就成了“似对非对”，还有所谓“意对”以及“总不对对”等说法。我们把对称感从最强到最弱一字排开，也就成了对偶上从工到宽的一把尺子，刻度10为对称感最强，0则为根本没有对称感。 关于对偶修辞，我们在对联理论的建构上要坚持“对偶是意义的相近或相类”，就是以词义和概念来相对，尽量不要牵扯到语法功能和语法结构的概念，因为古人在对偶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比如，阮元联中“出门一笑”对“下笔千言”，“笑”和“言”对于古人来说就是最常并举的同类工对。再如，成语“运筹帷幄” 和短语“营造楼台”的相对，我们可以描述为“动词+名词”结构的完全符合对仗要求的对偶，没必要用语法学观念来判定成不工整的“动词+状语”对“动词+宾语”结构。同样在“动词+名词”的短语中，以“消除疾苦”对“扫尽雾霾”时，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纠缠“消除”是并列结构动词，而“扫尽”却是动补短语。总之，今后我们再谈到词性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概念，那也只是指字词意义和概念上的分类，这不是语法学的概念，而是语义学的概念。我们说到“词语结构”时，只是指其中字词的拼合方式，不是在谈论其“语法结构”。 正如人们根据生物界进化过程的先后和彼此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把生物分成界、门、纲、目、科、属、种等种类和等级，汉语的字词之间也存在这种分类和等级的关系，也都“类聚”和“分布”在一张庞大的语言之网上，语义学界称之为“语义场”。在这个庞大的词义的谱系图上，相距越近的字词，对偶越工整，相距越远的字词，对偶越宽泛。 对偶是相对举的字词在意义上属于同类，遵照着“同类相对，小类工对”的原则。这个类可以是很宽的大类，也可以是很相近的小类，越是小类相对越构成工对，越是大类相对，对称感就会越弱。我们举一个“虎”字为例：如果我们对“龙”，因为都是经常并举的动物小类，对称感几乎为10，如果对“松”，同为生物，对称度可以为9，对“山”是自然事物，可以为8，对“楼”是人类建筑，可以为7，对“情”是没有形体的名词，可以算6，对“凉”只有5，若对以“嘉”“飞”“乎”等字，则渐渐找不到多少对称感了。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在对联字句对偶的这把尺子上，我们应该把6——10这个区间称为“正区”，低于6时，对称感已经不及格了，丧失掉了对联文体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滑入了“误区”。 我们在对联创作中，对于对偶的工与宽，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要强化工对的意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创作时要尽量营造森严的工对，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工巧的对偶，对于对联文体来说也是正格，如成惕轩的寿唐嗣尧联： 鸠杖望如仙，耆齿已超唐白傅； 龙门容续传，侠怀宁让鲁朱家。 联语在多个地方营造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工巧对偶，如“鸠杖、龙门”“耆齿、侠怀”“唐白傅、鲁朱家”，让人读来不禁拍案叫绝。在营造工整的对偶时，有几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小类必须要做到同类相对，这就是数字、颜色、方位等，这几类如果做不到小类相对，在视觉效果上就会产生严重的破缺，从而对于对称感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其二，要允许宽对的存在。我们要明白宽对是对联文体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工对的过度追求，对于一般作者而言，可能会造成行文的板滞，可能会造成文理的支离，还可能会造成上下联之间语意过分贴近，使对联丧失灵动而沦为“死对”。若从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这一角度来讲，在完成了最基本的对称感之后，对联的工对与宽对，其实是等价的，不存在工对就一定优于宽对的情况，不要动辄以“对偶不工”和“结构不同”为借口去否定对偶基本合度而内容上佳的联语。正如我在二零零一年《对联鉴赏琐谈》中所说：“只有悟到了‘对与不对之间、联与不联之间’的妙处，始可与言对联。” 其三，关于词语结构的宽严。两字以上词语的对偶，比单个汉字的对偶多出了一个词语结构的因素，所以词语对偶一般都要照顾到其结构。关于单纯词的对偶，古人一般用连绵词对连绵词，讲究双声对双声、叠韵对叠韵或双声对叠韵，这可以算是最为精密的对偶。关于合成词的对偶，当代语言学把词语的结构类型分得较复杂，又多带有语法学的视角，用来指导对联创作有很大负作用，我们只需把握词语的并列与偏正结构即可，一般用并列对并列，偏正对偏正。偏正词语不必细究结构方式，只需拆开单字，做到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分别相对。至于“述宾”“主谓”词语，我们也只要拆开单字相对，因为在古文语境中，这类词语是单音节词构成的词组。而由非名物词的虚字构成的词语在对偶时，对结构方面的要求更宽泛一些，像前文所说的把“消除”和“扫尽”当成整体动词相对，不必再论结构上是“并列”对“动补”。 其四，关于偏正词语的放宽。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因为分类复杂，古人只会依照虚实死活理论，笼统地用“上虚下实”“上下并实”这类方式来判定，所以在其创作中，根本不可能按当代人这种复杂分类来组织对偶，比如古人认为用死字对活字也合乎“虚对虚”的要求，于是便把“高山”对“流水”也作为工整的对偶；再如古人对偶辞格中有“偏对”的说法，就是以“莲花、柳枝、春光”来对“桃李”，或以“大地、中国、当日”来对“古今”，虽然是偏正结构与并列结构的“以一对二”，古人不仅允许而且还以偶格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其五，关于偏正词语的主次。在偏正结构的合成词中，总会分成主要成份和次要成份，如果都能做到小类相对，当然最工；若是主要成份对得工整了，次要成份即使放宽词性，也依然可以算优秀的对偶。比如可以用“猛虎”对“游龙”，“虎气”对“松风”，“虎翼”对“楼头”。其次，词的主要成份是宽对时，可以配上工对的修饰成份，这样还会形成工整的对偶，比如“白虎”对“青山”，“千金”对“一饭”等。这种词语对偶中宽与工的补偿性，在整个联句中同样存在，比如一个七言句中若有两三个字是极其工整的小类工对，那么其余的字就算很宽，整句还是会有很强的对称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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