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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张旭草书、周旻舞剑被后人称为“盛唐三绝”。这三者不仅在艺术上常常相互借鉴，而且它们都与酒兴相关。清朝人说李白诗歌十之八九离不开“醇酒妇人”，张旭更有“酒癫”的美称，周旻同样是醉后剑通神。 到底是盛唐人借诗、剑、书、酒来表现自己的狂放与激情，还是诗、剑、书、酒借盛唐人的狂放来展示自身的特性？ 诗情、剑气和书神三者不只是通于酒兴，酒兴更常常激发了艺术家的诗情、剑气和书神。诗情、剑气、书神和酒兴，充分表现了盛唐的狂放与激情。 先从盛唐诗人的酒兴谈起。 从古至今，男人与酒似乎有不解之缘，诗人、剑客和艺术家更不可一日无酒，陶渊明死前还感叹酒还没有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不过，酒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意义，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作用： 东汉末年酗酒是由于人觉醒以后对死亡的恐惧，如《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沉醉是对人生的痛苦迷茫，刘伶的“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德颂》）。 饮酒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 有的是为了逃避沉重责任， 有的是因为人生的沉沦， 有的是为了麻痹心灵的痛苦， 有的是为了减轻精神的孤独， 有的是为胜利庆功， 有的是为失败寻求补偿…… 饮酒的心态和形态也千差万别： 有人因喜悦而饮， 有人因忧伤而饮， 有人因艳遇而饮， 有人因失恋而饮， 有人为团圆而饮， 有人因分别而饮…… 与之相应， 有人聚饮， 有人独酌， 有人烂醉， 有人浅尝， 有人海灌， 有人细品…… 饮酒，一代有一代的风尚，一地有一地的习俗，一人也有一人的个性，可以说因时而变，因地而异，因人不同。 饮酒既映射出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不同地域的风俗人情，更能看出不同人的气质个性。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是盛唐八位士人的特写，也是盛唐一代精英的“群雕”：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落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天宝五年（746年）或稍后，这一年四月，诗中的“左相”李适之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刚好这一年杜甫入长安。天宝四年秋他还写了《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这一年秋天李杜各奔前程，李白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第二年杜甫独上长安，李白仍旧寻仙访道。《饮中八仙歌》就是杜甫刚到长安时的杰作。 凭什么说它是杜甫刚到长安时的杰作呢？ 开元时期的唐玄宗励精图治，这才有了史家艳称的“开元盛世”，有了让杜甫念念不忘的“开元全盛日”，而天宝年间的唐玄宗已经志满意得，雄才大略蜕变为好大喜功，风流倜傥堕落为骄奢淫逸，节俭自律已腐化为奢侈浮华。 内政任由奸相李林甫专权，宦官高力士等用事；对外连年四处用兵，“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个人生活更日渐铺张享乐，越来越沉湎于放纵荒淫。 接近权力中心的朝廷大臣对这一切当然会一清二楚，但对于社会上的吃瓜看客来说未必明白。表面上看，军事依然频传捷报，社会上照旧歌舞升平，甚至奢华反而使社会显得更炫更酷，征战反而更激发了人们的尚武精神，放纵更刺激了人们的浪漫想象。 杜甫刚到长安的时候，奢侈腐化还处在一种萌芽状态，腐化的发展酷似癌症一样，尽管实际上已病入膏肓，但社会的表面一切正常。 刚入长安求官的杜甫，处身权力的高墙之外，更是只能远眺巍巍宫阙，到处干谒那些蔼蔼王侯，入眼的大多是花团锦簇，对前程还抱有美好的憧憬，对社会更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饮中八仙歌》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唱出来的。 要等他尝够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以后，才可能听见“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才能深刻把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本质，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首诗是八位盛唐“酒仙”的剪影或写生。据考证，“八仙”年龄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悬殊，不可能齐聚长安纵饮，其中有些人彼此不一定相识，但他们同样都生活在盛唐，同样都先后到过京城，尤其是同样都嗜酒如命，而且才华、风度、个性为人们所喜爱，因此被大家称为“饮中八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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