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天豪讲故事（1）

你还别说，咱们云龙山的照片上了《济宁日报》，作者详细介绍了云龙山李白“壮观”石刻的来龙去脉，并且引用了笔者《解读徐州云龙山李白“壮观”石刻》的内容，真是可喜可贺，淮海经济区城市之间的文化互动无处不在。

前两天应媒体之约录了一段《天豪讲故事·云龙山》，讲的就是这块李白手书的碑刻。

以下为《济宁日报》的报道

在徐州云龙山上的放鹤亭，有一石碑上书红色“壮观”二字。众所周知，济宁太白楼上早有李白手书“壮观”碑供人瞻仰，而多数济宁人并不知道，在济宁市金乡县，也有此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悬疑和渊源呢？

2016年10月28日，《徐州日报·彭城周末》曾刊出于克南先生的《解读云龙山李白“壮观”石刻》，内容翔实，认识深入，那么，同为李白手书的“壮观”碑，何以出现在两市三地呢？

要解开“壮观”石碑之谜，有必要一读于先生的有关文字：

前不久阅读赵明奇教授主编的全本《徐州府治》，其中碑碣考介绍了这块石刻：云龙山顶有唐李白书“壮观”二字石刻。原来它是一件文物，已静静地竖立在云龙山上280年。

……石刻左侧有标牌说明：

“此太白自书也，旧在淳宁余。云龙山气象雄杰，河山苍薄，雅于是书。称因摹勒于此。乾隆元年正月上元日，梁南李根云谨识”。

李根云是雍正年间徐州知府，他“首捐己俸”，带头改建云龙书院。云龙书院在170多年历史里培育了许多精英，其中有书法大家张伯英、保国安边徐树铮等。李根云对徐州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云龙山李白“壮观”石刻的竖立也是他的功绩之一。他感慨云龙山气象雄杰，在1736年请石匠临摹雕刻了李白“壮观”二字，在乾隆元年元宵节这一天把石刻竖立在云龙山山巅。

落款说李白手书石刻在“淳宁余”，这“淳宁余”是指哪个地方？遍查史籍不得其解。请教治学严谨的徐州工程学院薛以伟教授，他亲临现场考察，发现断句也有错误，将错字、漏字补正后应为：

“此太白书也，旧在济宁。余以云龙山气象雄杰，河山苍薄，雅于是书称，因摹勒于此。乾隆元年春正月上元日。梁南李根云谨识”。

首先，解读里漏了一个春字，古人落款大多在纪年后写上季节，刻石上的“春”字虽然模糊不清但隐约可见。其次，李根云所书“济”和“淳”形似，标牌中误把“济”看成“淳”了。再次，“余”字后也漏了一个字，虽因石刻字体残缺不全，但还是能看出是“以”字。

薛以伟教授对题跋所作的理解十分到位，纠正了景区标牌识字和断句的错误，使得我们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李根云知府的题跋。石刻标牌文字“此太白自书也，旧在淳宁余。云龙山气象雄杰，河山苍薄，雅于是书。称因摹勒于此。乾隆元年正月上元日，梁南李根云谨识”中，“此太白自书也”，多一“自”字，李知府题跋中并没有这个字，工作人员太马虎了。“雅于是书称”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很和这件书法作品相称”的意思，工作人员不解其意，把“称”字拆开，连到下一句，弄得上下两句都无法理解。薛教授拨乱反正，值得赞赏。

百思不得其解，百查不得其真的“淳宁余”呢，题跋上类似于“淳”的字，乃是“济”的草书，智永体等草书就是这样写的。李知府的题跋以行楷写成，自然随性，“济”字当时是繁体，笔画较多，改用草体当在情理之中，“济宁”二字确定无疑。“余”字还有可商讨之处，“余”字下面，看碑刻的确是残缺了一个字，大概是近三百年来的历史烟云所致，这残缺的一字，薛教授认为是“以”字，我认为应该是个“乡”字，而上面的“余”字应该是个“金”字，合起来是“金乡”二字，连同前文，就是“此太白书也，旧在济宁金乡”。“余以”放在下文中固然也讲得过去，但在这么简短的文字中，就显得有点赘余了，影响了语言的气脉贯通，不太符合古人行文的习惯。古人叙述地点，一般是按“郡（府）、县”的先后顺序交代，希望于先生、薛教授再实地考察此碑，辨识其残存的笔画，查找有关史料，看看能不能确定下来。

薛教授认为落款漏了一个“春”字，的确，看碑刻上“乾隆元年”下未涂抹颜色的地方正有一字，应该就是“春”字。李知府这样做，恰恰是在遵循孔子传统、春秋体例。

题跋“云龙山气象雄杰，河山苍薄”中的“雄杰”，雄伟杰出，雄奇突出，好理解；“苍薄”，查遍各种资料，均无这一词语。对照碑上字形，“苍”字繁体、简体都不应该这样写，而当时也没有简体；倒是像个“茗”字，茶叶、喝茶的意思，这是它的常用意义，也通“冥”字，高远的意思。碑上的“薄”字，左右结构，右面是上下结构，最上面不像是草字头，倒像是“横”。这不符合“薄”的写法，“薄”整体上是个上下结构的字，在这里大概是“溥”字，广大的意思。“冥溥”合起来是“高远广大”之意，符合这里的语境。只是《辞源》等权威辞书上，只有“茗邈”一词，没有“茗溥”一词。

综上所述，题跋应该这样断句：“此太白书也，旧在济宁金乡。云龙山气象雄杰，河山

，雅于是书称，因摹勒于此。乾隆元年春正月上元日，梁南李根云谨识”。意为：这是李太白写的字，过去在济宁州金乡县。云龙山气象雄伟奇异，河山高远广大，和这件书法作品很相称，因而摩拓过来，刻成石碑立在这里。乾隆元年春正月上元日，梁南李根云郑重恭敬地写下这些文字。

世人往往只重视了“壮观”这两个大字，却常忽略提供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题跋，而题跋对于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流传是非常重要的。

金乡“壮观”碑上的题跋

据济宁市旅游资料，金乡县的李白“壮观”石刻，高178厘米，宽84厘米，厚48厘米。正面刻“壮观”二字，左下角有“太白”两小字作注。背面刻“前壮观字世传唐李白笔迹，惟小注太白，他无所据。或云贺知章时为任城令，与白友善，常来询访，经过城镇，有所观览而书写”。

有史料记载，金乡县“壮观”石刻是从徐州沛县迁移过来的。据明代著名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载：

“余过滕于察院庭中，见石刻李白书‘壮观’二大字。今阅金乡县碑目，亦云儒学有此二字。其碑阴刻云‘贺知章为任城令与白友善，过城镇有所观览，书此二字’。盖元新丰里人得此于沛中，置诸堂。元末兵乱，仆于草莱，国朝徙置今所。岂又一石耶？大都名贤之笔，传摹转徙，不一而足者多矣”。

李日华师从万历进士、明代大儒郝敬，学识渊博，精鉴赏富收藏，著作颇丰，其《六研斋笔记》被世人公认为鉴赏比较客观的笔记。他记述了李白真迹“壮观”石刻从徐州沛县迁移到济宁金乡县的过程：在元朝的时候，徐州沛县新丰里的一个人得到了此碑，视为家宝，安放在室内加以保护。元末兵乱的时候“壮观”石刻倾倒于荒草之中，明朝的时候又被迁移、置放在金乡县孔庙学宫内。

据济宁市旅游资料，济宁太白楼也有李白“壮观”石刻，每字两尺见方。清乾隆50年（1785）《济宁直隶州志碑目》记载：此碑最早发现于元朝至正初年，为沛县永丰里人冯氏收藏。明朝时，济宁道台邵某将碑移至济宁，后来不知所踪。直至嘉庆辛酉冬，巡漕梁上国组织专人搜寻，最终在太白楼的北墙下找到此碑。《济宁直隶州志碑目》把石刻的来龙去脉说的就更详细了，时间地点人物俱全，明确元朝至正初年（1320年），为沛县永丰里人冯氏收藏。

两块石刻都说是从徐州市沛县迁移过去，两件之中只能有一件是李白手书真迹原始石刻。把《济宁直隶州志碑目》和《六研斋笔记》作比较，后者从记载时间、著述人阅历来讲，可信度明显高于前者。1994年在兖州召开的“太白研讨会”上，24个国家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金乡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的李白“壮观”石刻为太白真迹，这是专家考据、论证后得出的结果。

徐州知府李根云是1736年左右临摹立石碑的，依据《济宁直隶州志碑目》的记载，这时候济宁太白楼的“壮观”石刻已经失踪不知去向，所以李根云临摹的只能是金乡县的“壮观”石刻，而且他在题跋中说“李根云谨识”，说明他对临摹的是否李白手书真迹非常审慎、认真。

李白“壮观”二字思高笔逸，遒劲挺拔，不失壮观之意，引来无数人临摹和石刻。据知，目前全国有6处临摹的壮观石刻，徐州云龙山的壮观石刻在摹于何处、立于何时、何人而立、为何而立等记叙上是最全备的，有其丰富的文物价值。

这段文字引证了大量材料，交代清楚了“壮观”碑的来龙去脉。这个权威性的结论，说明了金乡的“壮观”碑，是全国各地所有“壮观”碑的源头，是“壮观”碑之祖。

徐州这块“壮观”碑是李根云知府从金乡摹刻过去的，因为济宁的这块“壮观”碑已经失踪不见了。这也为题跋上“此太白书也，旧在济宁金乡”之为“金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再者，古人叙述地点，一般是按“郡（府）、县”的先后顺序交代，先府后县，具体到县，一般不会单说一个府，所以这里应该是“济宁金乡”4个字，岁月已将“金乡”二字一破损一模糊，现在不易辨认了。

金乡“壮观”碑背面题跋文字多而庞杂，大致应该是五个不同时期刻上去的。

其中左侧边上刻有“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立”，右侧边上刻有“鱼棠石匠杨秀刊”，这两处字体都是楷书，大小相当，都相对大一点，应该是元朝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冯时中发现这块石碑后，运到家中立在堂前时，特意请石匠杨秀刻上去，用来纪念这件事的。

左侧“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立”上方，有很小的楷体字“正统九年”。“正统”是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当皇帝时的年号，“正统九年”是公元1444年。

右侧“鱼棠石匠杨秀刊”右面刻有“宣和某某年”，下面还有几个字认不清，字体也是楷书，大小和“正统九年”差不多。“宣和”是北宋徽宗年号，从1119年到1125年共六年。

这两处只刻了时间，不足以说明这两处文字就是“宣和某某年”或者“正统九年”刻上去的。碑阴中间上方刻有8个较大的类似古籀即大篆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这8个字，在元朝出土文物中比较多见，是当时流行的感恩语，意为“感天地覆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这8个字有可能是“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让“鱼棠石匠杨秀”刻上去的，但是看这段文字和下面大段文字布局均衡，分割合理，又好像是和下面的文字一起刻的。

下面的文字是明朝洪武初年刻的，这8个字明朝初年也许还在流行，因此不宜妄断其年代。碑阴正中，古籀“天地日月，国王父母”下方是主体部分，一大片清秀的小楷，文字较多，个别文字破损，难以辨识：

“前壮观字，世传李太白笔迹，惟小注太白，他无所据。或云贺知章时为任城令，与白友善，尝来询访，经过城镇，有所观览而书写，事疑然也，亦无考验。

元至治初，邑之巽气□□（淑和、淑清），新丰居士侍中，冯其姓者，获于沛中，植诸堂右，以为家宝，往来观求者众。值元兵兴，仆于草莱。

圣朝启运，天台邵公文用来判是邑，恻其久而湮没，遂□□（移于）兹，斯以称先圣庙貌之壮观，亦以著前贤心□（性）之端楷也。

洪武柔兆执徐仲商哉生明，儒学训导张敬谨识石后

将仕佐郎济宁府金乡县主簿邵文用□（立）”

这段文字说明：

一、“壮观”二字相传是李白写的，但是证据不充分，只有“壮观”两个大字下，有两个楷体小字“太白”，并无其它证据。

二、另一种说法是贺知章写的，贺知章当时做任城令，和李白是好朋友，曾经来金乡探访李白。经过城镇，看到风景壮美，因而写下“壮观”二字，但也无从考证。这个说法更加经不起推敲，贺知章从来没有做过任城令，李白也并没有在金乡长时间住过，所以贺知章来金乡探访李白，更是无从谈起，贺知章写“壮观”，就越发是无从谈起。

三、元朝至治初年，金乡社会状况还算比较好，新丰村人冯侍中在沛县某个地方得到了这个石碑，如获至宝，运到家中，立在房前，引来许多人参观。后来元末社会动乱，这块石碑就无人照管，倒在荒草丛中了。这个冯侍中，应该就是刻字留念的“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不知为什么把人家的名字“冯时中”写成了“冯侍中”，是不是有点马虎了。文中称冯时中为居士，看来是个有些文化和钱财的人，所以才有这个雅好，才办成了这件好事。金乡因金山而得名，所以金乡人雅称家乡为金山。由于历史变迁，金山由金乡而嘉祥，现已归入菏泽市巨野县。

《元史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载，济宁路下辖七县三州，七县包括巨野、郓城、肥城、金乡、砀山、虞城、丰县；三州指济州、兖州、单州，济州辖任城、鱼台、沛县三县；兖州辖嵫阳、曲阜、泗水、宁阳四县；单州辖单父、嘉祥二县。这和现在的行政区划有很大不同，现在金乡和沛县分属两个不同的省，当时金乡和沛县同属济宁路，关系较为密切。

四、明朝建立后，浙江天台人邵文用来金乡县做主簿，看到这块石碑埋没于荒草之中，深感痛惜，于是把石碑拉到县学里，立在孔子庙前，一来衬托孔子庙壮观雄伟，二来彰显前代贤达的端正品质。

五、立碑时间“洪武柔兆执徐仲商哉生明”。洪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柔兆”“执徐”，是岁星纪年的专用术语，和常用的干支纪年相比，岁星纪年不大常用，“柔兆”对应于天干的“丙”，“执徐”对应于地支的“辰”，“柔兆执徐”就是“丙辰”，“洪武柔兆执徐”就是洪武丙辰年，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仲商”是音律纪月的方法，即“仲秋”，农历八月。“哉生明”是另外一种纪日的方法，就是每月初三。合起来，“洪武柔兆执徐仲商哉生明”就是“洪武九年八月初三”。

六、写题跋的人是当时金乡县儒学训导张敬。儒学训导是一个县主管教育的官员，稍低于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副局长兼县高中学校副校长。如果县里没有任命教谕，训导就相当于正局长兼正校长。查《金乡县志》，明朝洪武年间没有记载教谕，记载有“张克俭：本邑人，以孝友、文学征为训导”。这个“张克俭”大概就是写题跋的“张敬”，一个是名，一个是字。

七、将石碑重新立起来的人是金乡县主簿邵文用。主簿是县令的属官，文中所称的邵文用是“将仕佐郎济宁府金乡县主簿”，是文职散官名，金朝开始设置，从九品下，元朝升为从八品，明朝为从九品初授之阶，清朝废除了这个官职。此外还有“将仕郎”，也是文职散官名，隋朝开始设置，唐宋从九品下为将仕郎，金升为正九品，元升为正八品，明为正九品初授之阶。金、元、明将仕郎之下，还有登仕佐郎、将仕佐郎两阶。“将仕佐郎”是邵文用的官职品级，“济宁府金乡县主簿”是他的实际职务。

八、附带证明了《济宁直隶州志碑目》的错误。清乾隆50年（1785）《济宁直隶州志碑目》记载：此碑最早发现于元朝至正初年，为沛县永丰里人冯氏收藏。

《济宁直隶州志碑目》的这些内容，很明显和金乡“壮观”碑题跋存在极大的相关性、相近性。金乡“壮观”碑题跋早在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而《济宁直隶州志碑目》成书于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年），晚了四百多年，并且材料明显是摘录于金乡“壮观”碑，可惜还摘录错了。

金乡“壮观”碑题跋说是“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立”，《济宁直隶州志碑目》却说是“沛县永丰里人冯氏”，县名错了，村名错了，人名有姓无名不具体，时间也错了，是“大元至治三年”（1323年），不是元朝至正初年。“至正”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始于1341年，比“至治”晚了20年。

《济宁直隶州志碑目》还说，“明朝时，济宁道台邵某将碑移至济宁”。查明朝官职，没有“道台”一职。“道台”，规范称谓“道员”，是清朝独有的官职，和明朝布政使下属的左右参议比较类似。道员是总督、巡抚和地方官（知府）之间的官员，品阶一般都是正四品，其职级类似现在省里的厅长级别，民众一般都称为“道台”。

《济宁直隶州志碑目》的这个说法，是需要考证的。很明显，这个材料又和金乡“壮观”碑的第二个立碑人邵文用有极大的相关相近性，可是邵文用只是金乡县主簿，正九品官员，离所谓“道台”差得太多了。

邵文用后来是否升迁为“济宁道台”，“济宁道台邵某”是否邵文用，还需要深入考证。还有，“济宁道台邵某将碑移至济宁”，但金乡“壮观”碑至今一直在金乡；济宁的“壮观”碑形体太小，并且是卧碑，很明显和金乡的不是同一个碑。

有人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七块“壮观”碑，武汉、恒山、大同远在外围，近处有金乡、济宁、滕州、徐州四家。遍布全国的“壮观”碑，说明了人们对李白的敬仰之情。但“壮观”碑是否出自李白之手，实在难以定论，金乡碑的题跋上就持不确定之论。

李白的字迹现在只留下一件草书“上阳台帖”，字体潇洒灵动，但是没有楷书等其他作品，无法证明“壮观”是李白书写。金乡另有一块“指南”碑，字体风格与“壮观”碑有点相近，人们认为是孪生碑。

“指南”碑是明代山西汾州人王文翰任寿光知县时，于明嘉靖年间书写，全国有几处地方有这种石碑，金乡的“指南”碑与“壮观”碑，曾一并立于金乡县儒学明伦堂前。有人怀疑“壮观”碑和“指南”碑出自一人之手，好事者托李白之名而为之，以博取世人的关注。托古代名人之名以抬高自己的作品身价，这也是古人常用的做法，“壮观”碑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嫌疑。但是，金乡“壮观”碑是全国最早出现的“壮观”碑，这是毫无疑义的。

金乡“壮观”碑上的题跋证明了这一点，《金乡县志》上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明万历《兖州府志》也记载了金乡“壮观”碑，并且评价“笔法俊逸，刚劲有力，不失壮观之意”，这也是最早的正史记载，从更大范围证明了金乡“壮观”碑是全国“壮观”碑之祖。

  ■本报记者  满广宇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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