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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乌鸦是不祥的象征，估计没有什么人反对。提到乌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乌黑的形象以及难听的叫声，对乌鸦的印象自然就不好。不过乌鸦作为不祥的象征，也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至少在唐之前，乌鸦的形象还没有直接与不祥挂钩。不过到了宋代，乌鸦已经完全被视为一种不祥之鸟了。朱熹在注《诗经·北风》中的“莫黑匪乌”时就解释说：“乌，鸦，黑色，皆不祥之物。” 不过，在唐代，还称不上什么不祥之物，人们更多地是厌恶它罢了。唐代文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贞元年间郑州、汴州一带乌鸦聚集，当地官员心生厌恶，于是令人捕捉焚杀乌鸦。 人们对乌鸦的厌恶由来已久。乌鸦食腐肉，嗅觉又灵敏，战争过后，人们在战场上经常见到乌鸦。因此，乌鸦经常被当作战争惨烈的标志出现在诗文中。比如著名的《战城南》中就借用乌鸦，表达诗人对战争的厌恶。诗中的乌鸦急于啄食战场上的尸体，诗人请求乌鸦能够先为战死的将士们悲鸣几声。 虽然遭人厌恶，但到唐时，乌鸦并没有被视为不祥的化身。因此在诗文中，也只是作为固定的意象出现，被诗人用来寄托特定的感情。比如“寒雨萧萧落井梧，夜深何处怨啼乌”，“乌啼不定枝条弱，城头夜半声哑哑”，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枯藤老树昏鸦”等诗句中，乌鸦都是被拿来营造一种凄凉的环境，借此来表达思乡怀人的感情。这种意象在古诗中相当常见，与吉、凶并无多大关系。 乌鸦的另一种意象就是“慈乌”。古人认为乌鸦懂得反哺，是一种孝鸟，因此对乌鸦相当重视。李密的《陈情表》中就说：“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用的就是这个意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甚至创作了《慈乌夜啼》这首诗，赞美乌鸦，并希望人们能够以乌鸦为榜样，孝敬父母。“慈乌”的形象虽然与吉、凶无关，不过因为被塑造成了“孝鸟”的形象，因此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还一些人喜欢乌鸦，则是因为乌鸦纯黑的形象带有一种神秘感。比如《诗经·正月》就将乌鸦视为一种吉兆，古人在解释这首诗时认为“富人之屋，乌所集也”，就是说乌鸦聚集的房屋，一般都是富人的房屋。到唐代，还有人将乌鸦视为一种好的信号，比如张继的《乌夜啼》中就有“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唐代的元稹、白居易等诗人，也将乌鸦视为传达好消息的信使。 另外，古人认为太阳上有三足金乌。作为一种神鸟，三足金乌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大事的发生。比如《史记》记载，周武王反抗商纣时，就有三足乌鸟出现，显示了吉兆。之后很长时间，三足乌鸟都被视为祥瑞。《魏书》所记载的祥瑞中，单三足乌一种就有一二十条，而白乌、苍乌也有不少。 不过无论什么时候，乌鸦都没有被视为纯粹的瑞鸟。乌鸦因为纯黑的颜色而带有神秘感，再加上谶（chèn）纬家的附会，就成了能够预示吉凶的鸟。比如上边讲到的“富人之屋，乌所集也”，认为乌鸦聚集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人认为，见到乌鸦并不是一件好事。比如《汉书》记载的两件事就将乌鸦视为凶兆：汉景帝时，有白颈乌和黑乌争斗，结果不久之后楚王谋反失败被杀；汉昭帝时，有乌鹊相斗，不久燕王刘旦谋反被杀。 乌鸦兼有吉凶两种意象，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比如先秦时期，在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辞》中，屈原将乌鸦塑造为反面形象，只有在涉及神话的《天问》中是个例外。而《诗经》等作品中，却将乌鸦视为一种吉兆。这种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到宋代还存在，当时的文人就注意到，北方人喜欢乌鸦而南方人喜欢喜鹊。因此有人认为，是宋代之后，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使得南方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南方人喜欢喜鹊而讨厌乌鸦的习俗也被全国人接受。 不过正如前边所讲的，人们对乌鸦的厌恶由来已久，只是在官方宣传下，懂得反哺的乌鸦一直得到正面宣传，因此人们鲜少发挥乌鸦的恶的形象。另外，谶纬学到后来影响越来越小，将乌鸦视为祥瑞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与之相反，在古诗中，乌鸦往往与夕阳挂钩，加上乌鸦的纯黑形象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死亡，久而久之，在大众眼中，乌鸦就成了一种不祥的象征。以至于到清代，即便官方将乌鸦视为一种瑞鸟，民间依然视乌鸦为一种不祥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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