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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2020年貌似都是个考古大年。
就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月吧，各种重大考古发现轮番轰炸热搜头条，每一条都足够吸睛，珍宝满满的亚子，让人忍不住想一窥究竟： 不过，如果你是个财迷的话，那接下来的这条考古发现，就足足可以把上面所有的光芒给盖过去——今年4月份刚刚结束的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 
由于汛期，目前，第三期考古发掘现场又重新被江水淹没。
看过这次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之后，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银锭排排座，金器堆成屋”。
考古现场发掘出的一部分金器。
这次的考古发掘至今总共出土了包括金印、金锭、银锭、金册、银册以及各种金银首饰在内的10000多件文物，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并且主要为金银器，堪称一座水下金库。
而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却要从一桩2015年的文物盗卖大案说起……
先知先觉的文物盗掘团体
话说，300年前，明末清初那会儿，四川江口古镇就开始流行一首童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说的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沉在岷江江底的一批金银宝藏。
到了清朝，当地总是会有零星的谣传，说从江底捞起了各种金银器物，这种民间野史，终究难入正经考古学家的法眼。
不成想，到了2011年，真有好事者凭借着童谣所指的位置找到了沉寂几百年的宝藏。
于是，比盗墓小说还要离奇的情节，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四川当地媒体拍摄的百姓挖宝热
到了2015年，一批经过专业潜水训练的职业盗宝人把这一“淘金运动”推上了高峰。
2016年，警方一举打掉了文物盗掘团伙10个，追回文物千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百余件，包括国家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3亿余元……
直到此时，考古学家才惊呼：原来这些近似于盗墓小说的历史，是真的！一场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就此展开。
江口沉银考古挖掘工地现场
但由于这批金银淹没于江底，考古队只能趁着每年冬季枯水期时进行围堰发掘，从2017年到2020年，总共发掘了3次，出土了50000多件珍贵文物。
但即使是这样，据考古学家估算，发掘出来的文物可能还不足真实埋藏量的5%。
事实上，和“江口沉银”一样，近年来的许多重大考古发掘，几乎都遵循着这样的被动模式：盗墓团伙首先精准定位古墓然后盗掘，考古学家不得不紧随其后进行抢救性发掘。
比方说，著名的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墓被盗一案，主犯杨彬到案后，公安机关在其移动硬盘中还发现了更多被他们盗掘的、有着精美壁画的唐代古墓。 被盗掘的唐玄宗爱妃武惠妃石椁，2004~2005年的时候被盗并卖至美国，2010年被成功追索回国
由于担心已经被破坏的壁画的保存状况，公安机关苦苦劝说了7年之久，才最终从盗墓贼口中获知到了古墓的准确位置。 直到2018年，考古人员才将盗墓团伙为了盗宝而毁坏成上千块的珍贵唐代壁画修复完成。但仍有两幅已被盗墓贼整块揭下盗走贩卖，至今下落不明
So……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文物发掘上，考古学家似乎总是落后于民间的盗宝团体呢？
考古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挖宝”
虽然，很多奇幻电影都是关于考古题材的，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主动寻找诺亚方舟、法老的诅咒或是消失了的亚特兰蒂斯，认为那里掩埋着无尽的财富。
但这些奇幻故事不过是“伪考古”而已，没有多少历史根据。
“伪考古”满足了很多人对于探险、奇幻世界和宝藏的想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作品，引人入胜地讲述着失落的远古文明的故事，并且成为了我们当今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
从电影《夺宝奇兵》系列到今年热播的《龙岭迷窟》基本都属于这个路数。
但对于真正的考古学家来说，即使他们真正知道了某些古迹的位置，也不能随心所欲，“能不挖就不挖”才是考古界的真正原则。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金银铜等这些我们概念中熟知的贵金属外，不少保存完好古墓中还保留着一些非常脆弱的有机质文物，比如：织物、食品、植物等等。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竹笥，这是只有通过科学考古才能提取和保护的极为脆弱的文物
从文化价值上来说，它们甚至比金银宝石还要珍贵，但是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无论是发掘现场的文物提取还是后期的文物保护，都不能很好地为它们提供良好的保存环境。
贸然发掘，很大程度上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
但对于盗墓贼来说，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顾忌。他们只会选取那些在他们看来“值钱”的、方便保存和运输的贵金属文物。
另一个反面例子是，上世纪50年代发掘了明神宗定陵，出土了大量崭新如初的织物，但由于保护技术跟不上，出土不久就氧化糟朽成了“枯树叶”。
在盗掘文物时，他们往往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不会在意文物的堆放顺序、相互之间的关系等众多比文物本身更加重要的背景信息。
而一旦文物脱离了这些背景信息，那么它在考古学者眼中就失色不少，因为那意味着这些文物的出土位置、出土时间、同批文物和所属遗址的情况全部是未知的。
是否能完整地保留文物的背景信息是决定文物重要性和珍贵程度的主要因素，也是考古人员与寻宝者及盗宝者之间的关键分别。
在这一点上，考古界就感受到了永久的痛。
2006年，一批多达2000多枚的被盗掘的竹简几经倒卖转手突然现身我国香港，保存状况十分堪忧。但因为学术机构不能购买盗掘文物，所以清华只能委托校友以捐赠的方式从香港抢救回来。
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但由于这批竹简是被盗掘的，具体的制作年代、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
事实上，考古学者估计，一件文物若是被盗墓者偷走卖到艺术品市场上，因而脱离了考古背景，它就丧失了90% 的价值，因为它已经无法提供多少关于它所属时代的信息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考古学而不是挖宝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现代科学考古学诞生之初，看看考古学是如何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
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诞生之前，人类对于自己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这一问题的思考，本质上和一群黑猩猩差不了多少：中国人相信女娲的故事，而西方人则深深沉迷于《圣经》之中不能自拔。
直到19 世纪40 年代，法国雅克·布歇·德·彼尔宣称在法国北部索姆河的砾石中发现了石斧和大象的骨骼。
雅克·布歇·德·彼尔（Jacques Boucher de Perthes），法国考古学家。他首先提出原始人打制的粗陋石斧是与已经灭绝的古象等动物同时生存的，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考古学家约翰·伊文思亲自去检查了这一考古发现，随后就向伦敦皇家学会报告了研究结果，一举推翻了《圣经》年表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承认了远古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学概念。
阿瑟·约翰·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John Evans），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馆长
从此，考古学带领人类走出神话虚构的历史时代，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成为了一门基于现存遗迹而对古代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科学。
而盗墓，古已有之，无非就是为了满足盗墓贼的暴富梦想和有钱人的收藏欲望，数千年来几乎没有对人类历史带来过任何贡献。
今年初，2019年10大考古发现公布，2019年7月进行发掘的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成功入选。 其中一座编号为191号墓的曾国国君的墓地被盗严重，随葬的青铜礼器、金银玉器等随葬品所剩无几，但即使是这样，考古学家也从满目疮痍的墓室中读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细节。
考古学家发现，墓主人的内棺和外棺的棺墙板全部是一整块宽度达60厘米、厚度达8厘米的木板，而且每块木板用的都是树木最精华的木芯。 这些糟朽的木板，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都不会具有任何价值。
而考古学家通过这个墓葬棺椁的情况推测，在春秋时代，如今的湖北随州一代应该是一片原始森林茂密的、生态环境优美的人间仙境，进而可以勾勒出2000多年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侵蚀程度的大致图景。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其中有多种多样的人类族群。我们可以登陆月球，向火星发射探测器，在热带雨林中将自己的位置定位精确到厘米，并创造出在速度和复杂程度方面都远超人类的计算机。
然而，通过考古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发现，人类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综合理解，以及对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拥有不同文化遗产的其他人群的合作方面，很多时候仍然停留在初级水平。
世界史前研究权威、世界顶级的考古学家之一的布赖恩·费根教授在《考古学与史前文明》一书中指出：
我们似乎害怕多样性——与我们不同的物种、讲着不同的语言的人或是看待世界的文化角度与我们不同的人。除了忧虑，我们有时是由于偏执而害怕多样性，但更多时候，仅仅是出于无知。 考古学是对抗这种无知的重要教育工具。 考古学是从数千年之前的证据中探寻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源。考古学不断提醒我们关注全人类共同的生物和文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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