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智编辑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 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 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 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桓公曰，“愿闻水害。” 管仲对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管子·度地》 提出十点质疑，辨析泛西方的历史，包括“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 第一、误区？古代真的有“大河文明”或“海洋文明”吗？ 万事开头难，由小至大，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就人类利用自然来讲，海洋难于河流，大河难于小河，先民不可能直接利用大海或大河！在某些适中的地理环境中，文明发祥于支流小河，发展于主干大河，然后才派生出“海洋文明”。 第二、水患？常言“水患无情”，它不仅频繁，并且河床也会改道，这种状况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而愈益严重，所以，文明不可能发祥于大河之滨。只不过在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其重心才会转移到江河岸边，并且会跨越山川，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辐射与辐辏而已。 第三、防卫？大河旁很平展，一马平川且地势低，无险可守。倘若文明在此萌芽，就会沦为野蛮部落的方便猎物，而被扼杀在摇篮中，在劫难逃。 第四、环境？文明发祥地究竟如何？它与大河是否有关？ 文明的发祥与大河的关系是“敬而远之”：“敬”指大河是文明的“谷神”，“远”指文明的发祥地与大河有一段距离；它既是支流水网之幽曲，又是依山傍水之青峦。请问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尼罗河、印度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有吗？它们都流淌于干燥区或沙漠之中的、比较“孤独”的大河！ 第五、生态？泛西方之西亚和北非处于“亚太水圈、季风亚洲”之外的干燥区，环地中海是“非时雨”（雨季与植物生长期相反），其余欧洲则是：非时雨＋高纬度（阳光稀）；因而，泛西方的地表（第一性生产力）很贫瘠，它不可能支持古代发展与文明。 第六、有为？地表贫瘠在古代意味着自然对人的挑战太大（而非“适度挑战”——文明产生的前提），因而，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对抗，负能量压到正能量，如此古代族群要么动荡祸乱不止，要么宗教禁锢人性。这就不会有“以人为本、人的有为”，哪里还谈得上文明与发展呢？ 第七、神本？泛西方的“古老文明”诸如古埃及、苏美尔和巴比伦等，都是宗教（祭司）社会。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是个悖谬：在神本之下，“人”不起作用，像人性、人事、人为和人智等以及人的潜能，皆被禁锢，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也均被窒息，哪来科学与文明？ 再说此种社会，只有神对人“约法”，哪来人对人的“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反之，唯有“人的社会”——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华文明——才会存在包括法律在内的与人有关的一切。那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莱布尼茨认同：伏羲是全人类的“普世立法者”（the universal lawgiver），赋予古代社会法律、科学、文字和书籍等；而所有的泛西方的“古哲”诸如托特、以诺、赫尔墨斯、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派），则都是伏羲的化身或传人。 第八、文字？象形文字是文字雏形或部落图符，它所表达的，只是个别事物或零星具象，并非思维活动或系统思想。所以，象形文字不胜任于文明。而“表音文字”在其受到“汉字密码”改造之前则不可能存在，为什么？ 因为此种违背文字进化规律的“怪物”，固有三重混乱（手写、口音和意思）；即便依靠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发音符号（字母）来形成文字，也会由于语音和语义的殊异，而产生极大的误解和纷争。 第九、幅员？文明一经发祥，便是动态变化、起伏消长，也就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周期律）；它要求的地理环境既是崎岖迤逦之战略纵深，又是膏场绣浍之经济腹地。哪里会有一成不变的拘泥于大河——两旁都是沙漠——的“文明”呢？！ 第十、空间？最近有多位（中国）“西史辨伪”学者考证：尼罗河下游和两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三角洲，都是在距今六百年左右开始逐渐形成，而之前则根本不存在。 这就是说，两千年前，支持如此“文明、文物”的地理空间尚在汪洋大海之中；哪里会有“巴比伦文明”和“下埃及文明”、以及亚历山大城和它的“图书馆”！ 国史大师钱穆在论及文明的发祥地时，似乎看出端倪；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没有贸然下结论。 钱穆的分析给予我们很有价值的启示，他说：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相比之下）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个河流，或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伦之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 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等级。如黄河、长江为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则为第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灃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小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于整个大水系。 我们只要把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的地图仔细对看，便知其间的不同。埃及和巴比伦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它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 ——[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