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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自序 清代乾隆三十七至四十七年间修《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九卷；存目之书凡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四库全书馆又将著录、存目之书，汇列书名，缮写总目，每目之下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姓名、世次、爵里，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其间“南北二才子”之北才子纪昀为总纂官，阅十三年，始终其事，全书体例皆其所定。每进一书，辄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一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曰：“今之言修四库书者，尽归功文达。然文达虽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曰：“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陡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毁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此则为清修《四库全书》之定评。“全书”之纂实滥，“提要”之作实疏，仅武陵余嘉锡前辈一人即辩证其误四百九十篇，成书二十四卷，盖其舛可知矣。 余嘉锡前辈博览群书，以五十余年之功力辩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误，其书于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等学，皆有极大参考价值。其二十四卷《四库提要辩证》实为读《四库全书总目》所必备之书。张之洞《輶轩语》曾向诸生“指一良师”，曰：“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读《四库全书总目》一过，能辨其误有如余嘉锡前辈者几无，所以，《四库提要辩证》又可谓良师中之良师矣。 余多年研习易学，读《四库提要辩证》受益匪浅。然有感余嘉锡前辈自谓“自念平生于经部所得不深”语，窃见其经部易类之十篇辩证文字仅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并不曾以书之内容核对《提要》之误，则斗胆而动续补《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之心。数年以来，于《四库全书》经部易类著录之百五十八部书中成辩证文字十五篇，于存目之三百十七部中成辩证文字五 篇。今不揣固陋，汇集成帙，以就教于方家。余亦引余嘉锡前辈之语曰：“勿徒以诋诃古人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启牖，则余之厚幸也”。 一九九八年十月 郭 彧 序 续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序录 自序 经部一 易类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 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 宋刘牧 经部三 易类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 宋林栗 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 宋朱熹 淙山读周易记二十一卷 宋方实孙 周易集说四十卷 读易举要四卷 元俞琰 经部四 易类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 易纂言十卷 元吴澄 易原奥义一卷 元宝巴 大易缉说十卷 元王申子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 元张理 今按实刘牧杨甲郑东卿易图 学易记九卷元李简 读易考原一卷 元萧汉中 今考定卷后三十六宫图说为朱升《周易旁注前图》内容 周易图说二卷 元钱义方 周易爻变义蕴四卷 元陈应润 经部五 易类五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易学启蒙意见五卷 明韩邦奇 易象钞四卷 明胡居仁 今按实明钱一本《像抄》非胡居仁书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 关氏易传一卷 旧题北魏关朗 周易旁注图说二卷 明朱升 周易不我解二卷 明徐体乾 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 明方孔炤 雪园易义四卷图说一卷 明李奇玉 附表：大易象数钩深图与六经图、周易图、易数钩隐图图名对照表 附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十篇提要 续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 经部一 易类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 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 宋刘牧撰 牧字长民 其墓志作字先之 未详孰是 或有两字也 彭城人 官至太常博士 宋志载牧新注周易十一卷 图一卷 晁公武读书志则作图三卷 此本为通志堂所刻 今考道藏目录 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 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 南宋时刘敏士尝刻于浙右漕司 前有欧阳修序 吴澄曰修不信河图 而有此序 殆后人所伪为 而牧之后人误信之者 俞琰曰序文浅俚 非修作 其言有见 故今据而削之 其遗论九事 以先儒之所未及 故曰遗论 本别为一卷 徐氏刻九经解附之钩隐图末 今亦仍之焉 郭彧按：南宋冯椅《厚斋易学》引《中兴馆阁书目》曰：“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论一卷，论元亨利贞四时，易数钩隐图一卷，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点之成图，于图下各释其义。”四库馆臣谓刘牧为“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盖取于此。然所录是书乃采浙江吴玉墀家藏《通志堂经解》本，其前“有欧阳修序”者，可知即为《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云一至云三属“三衢刘牧撰”者。则所谓“其墓志作字先之”，又取于王安石为“有功刺衢州”之刘牧所作《刘君墓志铭》。彭城即今江苏徐州，衢州乃今浙江衢县。一为彭城刘牧，字长民，官至太常博士；一为三衢刘牧，字先之，曾任衢州观察推官、大理寺丞、广西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等职。是一人，或是二人，当考。俞琰《读易举要》曰：“太常博士彭城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略例图一卷，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欧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明复而已。牧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及之。且黎献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当考。”四库馆臣亦有“未详孰是”之疑问，但曰“或有两字”，则有失详考。《易数钩隐图》，黄黎献序者为二卷，刘敏士刻者为三卷。四库所采浙江进本三卷前有欧阳修序者，即俞琰见出于刘敏士所刻本。而黄黎献为太常博士刘牧弟子，其所序二卷本《易数钩隐图》当为彭城刘牧传本。 李觏《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假令其说之善，犹不出乎河图、洛书、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乃删其图而存之者三焉：所谓河图也，洛书也，八卦也。于其序解之中，撮举而是正之。诸所触类，亦复详说，成六论，庶乎人事修而王道明也。其下得失，不足喜愠者，不尽纠割。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颇增多诞谩。”[李觏（1009-1059），仁宗皇佑初（1049）经范仲淹荐为试太学助学，嘉佑中卒于太学说书任上。]从其“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分析，刘牧之书从刻版到流行并达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程度，非有十几年之时间而不能如此，而范仲淹、阮逸、孙复、石介、宋咸、欧阳修、黄黎献、李觏、富弼皆活动于刘牧之学盛行之时，阮逸与刘牧唱反调之《关子明易传》、宋咸之《王刘易辨》（一说是石介撰）等皆作于此时。由此可知，彭城刘牧当是在这些人之前，必不是向孙复学《春秋》之三衢刘牧。“石介有名山东，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复”（《宋史·儒林传》），常执杖立孙复左右之石介著书辨从前彭城之刘牧《易》为可能，而辨从孙复学《春秋》之三衢刘牧，似不可能。仁宗时刘牧《易数钩隐图》，当为一卷本和经黄黎献增多之二卷本，而无三卷本。《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而李觏谓“颇增多诞谩”者，乃因黄黎献所序之二卷本而发。其后南宋郑樵于《通志》记刘牧作“钩隐图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记与之相同，此皆当为南宋刘敏士之刻本。 《正统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但前无“欧阳修序”，所有者为刘牧自序。曰：“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此又为一不同之刻本。显然，《中兴馆阁书目》所引“自太极生两仪而下”云云，即本于此书自序。（“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似后人所改，“河图”四十五位，天地之数方是五十五位，后改之说有所不通。）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有四十八图，与《郡斋读书志》所云“凡四十八图”正合，而“至于复卦”为四十六图。看前四十六图，主要是自“易有太极”说“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辨汉、唐诸儒“四象”、“大衍之数”、“无阴无阳乃谓之道”、“七日来复”说之非。其言“四象生八卦”曰：“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显然，这里所说八卦是由太极生来，并不言是圣人则什么图而画出。卷下则列《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前《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图）、《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前《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前《四象生八卦第十》图）、《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与《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即前《天地之数第十四》图之分两图）、《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前《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图）。卷下之七图中，有六图是与前两卷重复之图，而其中只有李觏所取三图之一图。刘牧原本所著之书当不致如此，此书下卷似不出于彭城刘牧。由此又可见南宋刘敏之所刻之三卷本之图，与李觏所见至多二卷本之图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只看《易数钩隐图》前四十六图，则明白刘牧说八卦之成是起于太极，无一语及于所谓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且前两卷所言及“河图”、“洛书”文字，亦有商量。其中辨“四象者其义有二”时曰：“一者谓两仪所生之四象；二者谓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变化，上下交易，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此段文字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似为后人加入之文字。刘牧以六、七、八、九为两仪所生之四象，加四生数共为四十，又明说“不云五象，五无定位”，其《四象生八卦》图为四十数，中宫并无“五”数，可知此段之说本与四十五数无关。同样，其《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之图说“此乃五行生成数，本属洛书，此画之者，欲备天地五十五数也”，其后句亦似为后人所加之文字。卷下之“洛书”二图即备天地五十五数，而此图乃用于说二仪之数一、二、三、四之和为十与五成变化而得五十五数之义，故其后有《天地之数第十四》图。故“本属洛书”不当为此图之说。又其《三才第四十五》之图说，其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而画之，是成八卦”，亦因“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句而不通，本应为“卦者，天垂自然之象，圣人遂观天地奇偶之数而画之，是成八卦”，即言天垂自然之象，象由数设，则遂观天地奇偶之数而画卦，与“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无关。又其《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图说“论上”末句“七日来复阙 则合经义之注也”，应接“论下”首句“详夫易纬稽览图及郑六日七分之说”，而其“论中”之文本与此图说无关，亦似后人加入而分三论之文字。倘若如此，则前二卷似为原出彭城刘牧之本文和后人加入河洛说之文，而刘牧本文论说中并不及于所谓圣人则黑白点“河图”、“洛书”画卦说。“龙图”之说，前二卷无之，突兀间见于卷下。如果彭城刘牧主圣人则黑白点数图画卦说，则当首言“龙图”，不应至卷下方出。卷下或问“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之龙图，乃指卷下第一幅戴九履一图而言，前两卷并无此图，亦与前两卷内容无关。 对于南宋刘敏士所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前欧阳修序，非是吴澄先辨其伪，南宋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已言“其文殊不类”，俞琰之“文浅俚，决非欧公作”说亦在吴澄之前。[《读易举要》作于至元甲申至元贞丙申（1296）之间，而吴澄《易纂言》则成书于至治癸亥（1323），《易纂言外翼》又在其后。] 《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云四为《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亦题“三衢刘牧撰”。郑樵《通志》记“先儒遗事一卷 刘牧 一作陈纯臣 ”，是书究竟是否出于刘牧，亦需考证。从是书内容看，所列九图，其《太皞氏授龙马负图第一》即《易数钩隐图》之《河图第四十九》图，《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为内列黑白点八卦外列黑白点十二辟卦之图，其图说“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则见于范谔昌《四象八卦图》之图说（见《道藏·周易图》）；《大衍之数五十第三》图，则本郑玄注而出；《八卦变六十四卦第四》乃本《京氏易传》八宫世系说而出；《辨阴阳卦第五》图为《易数钩隐图》之《河图八卦第五十三》变位图；《复见天地之心第六》即为《易数钩隐图》之《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图；《卦终未济第七》图为黑白点卦象图；《蓍数揲法第八》为明《系辞》揲蓍说之图；《阴阳律吕图第九》为本汉儒三分损益律吕说所出之图。可见此九图是本“先儒遗事”所作，以其中有刘牧图考之，当不会出于刘牧（无自称“先儒”之理）。四库馆臣所谓“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非是。 对于八卦之画，《易数钩隐图》前二卷有一说，卷下又有一说，而《遗论九事》又有一说。一说曰：“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一说曰：“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一说曰：“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倘若《易数钩隐图》与《遗论九事》皆出于刘牧，焉能有此三说？ 总之，刘长民与刘先之，是一人，抑或二人，当考；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是否全出于刘牧，亦当考；《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是否出于刘牧，亦当考。甚至大胆假设之，黑白点九数《河图》与十数《洛书》是否出于刘牧，亦当小心求证。四库馆臣于是书之《提要》，有关刘牧世爵取《中兴馆阁书目》说，又引王安石《刘君墓志铭》谓刘牧“或有两字”，特别是谓“遗论九事”为“先儒之所未及”，则是失于深考之误。甚至因刘牧之书收入《道藏》，即谓“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则亦不能服人。《道藏》所收儒家易学著作有焦延寿《易林》、杨甲《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之图、郑东卿《周易疑难图解》之图、张理仿《易学启蒙》体例所作之《易象图说》、李贽《易因》等，岂可因此而说这些书和图皆出于道家？ 又案：一般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推三衢刘牧为“北宋中人”，又推其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与邵雍同年生）。与“宋初三先生”同时之阮逸、李觏、宋咸、陈希亮等人攻“盛行”而“日见不同”之刘牧《易》，皆是本有黄黎献序之流行本而发，其时甚至在吴秘将《易数钩隐图》献于朝之后，三衢刘牧师事孙复，在“宋初三先生”之后，“三先生”之石介或其同时的阮逸、宋咸等人又怎能攻三衢刘牧弟子所序之书？“姚嗣宗谓刘牧之学授之吴秘，秘授扬庭，虽不及黄黎献，而要是牧之源流不疑”（《厚斋易学》），据邵伯温、沈括讲，郑夬与邵雍同时，亦即与三衢刘牧同时，当不会是三衢刘牧再传弟子。又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言穆修师事陈抟，传李挺之，李挺之传邵雍，种放亦师事陈抟，传庐山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范谔昌一枝“传于南方”。种放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穆修卒于宋仁宗明道中（1033年），李挺之卒于庆历五年（1045），如果朱震所谓刘牧从学于范谔昌是事实，则此人似当为南方之三衢刘牧，而彭城刘牧当与穆修为同时人。 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可知北宋初有一刘牧。以李觏据刘牧弟子黄黎献所序《易数钩隐图》而有所删定一条事实考之，即可证三衢刘牧并非黄黎献师事之刘牧。而彭城刘牧必为北宋初人，而不是北宋中人。 经部三 易类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 与朱子论易及西铭不合 遂上疏论朱子 其书经传三十二卷 系辞上下二卷 文言说卦序杂本文共一卷 河图洛书九畴大衍总会图 六十四卦立成图 大衍揲蓍解 共一卷 当时与朱子所争者 今不可考 朱子语类中惟载论系辞一条 谓栗以太极生两仪 包四象 四象包八卦 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同 其余则无所排斥 朱彝尊经义考引董真卿之言 谓其就每卦必兼互体 约象覆卦为太泥 郭彧案：是篇《提要》计768个字，除上引文字外，多为引朱彝尊《经义考》之文，谓“故仍录其书而并存朱彝尊之论焉”。此《提要》似为防“后人以朱子故，遂废栗书”而作，四库馆臣谓“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仍录其书”使林栗书得以流传，堪称善举。然此《提要》出辑书、校书之后，却是不通读全书而出之文，不察其中有违“校书手续”之规定，而有“篇第之倒置”处。 《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六“言易为之图说”，列九数《河图》、十数《洛书》、《九畴八卦大衍》、《六十四卦立成图》“附于图书本文之后”，谓“凡在天地之间，三才五行之理，皆具于是，外是而为图者，异端之学也”。（此则未免主持太过）又就“朱震所传邵雍（按：当为李挺之）变卦图凡十五”而辨其非，谓“彼先天之易变卦之图，将何取焉”，卷末为“大衍揲蓍解”，谓“天地之数总于洛书而变于河图，大衍实取焉”。 今见《四库全书》本之《周易经传集解》卷三十六，有如下错板篇第倒置处： 第十板首句： “臣窃见故翰林学士朱震所传邵雍变卦图凡十五”， 末句： “四阳二阳（按：当为阴）者皆自遁来遁”； 第十一板首句：“穷者穷则变变则通也”， 末句：“颐大过小过中孚在其中矣此其自为”； 第十二板首句：“父母复姤小父母也”， 末句：“夫易生生而不”； 第十三板首句：“矣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 末句：“而邵氏朱氏曰乾坤大”； 第十四板首句：“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末句：“臣知其说”； 第十五板首句：“矛盾知其说之不通矣”， 末句：“皆三子三女相值”； 第十六板首句：“之卦非是卦则无是言也”， 末句：“亨者坎也”； 第十七板首句：“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末句：“臣于图说亦云”。 我们将第十板至第十五板各板首尾句联结起来读，将不知其所云。显然，是誊录之误。 第 十 板末句应接第十四板首句：“四阳二阴者皆自遁来 遁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 第十四板末句应接第十三板首句：“臣知其说矣 贲之象柔来而文刚”； 第十三板末句应接第十二板首句：“而邵氏朱氏曰乾坤大父母 复姤小父母也”； 第十二板末句应接第十一板首句：“夫易生生而不穷者 穷则变 变则通也”； 第十一板末句应接第十五板首句：“颐大过小过中孚在其中矣 此其自为矛盾 知其说之不通矣”。 此誊录之误，先是逃过校对官、总校官之目，继而逃过乾隆“御览”。书前属“总校官臣陆费墀”，书末加盖“乾隆御览之宝”，反而证明君臣皆不曾仔细阅读此书。个中原由，仍不脱“后人因朱子故，遂废栗书”之嫌。誊录监生出此之误，似有二种可能：一是原刻本既已错乱板次，誊录者但据原本缮录；一是原本本不误，誊录过程中散卷而差其板次。此误亦可证撰写是书《提要》者，并不曾细读此书。 至谓“当时与朱子所争者，今不可考，《朱子语类》中惟载论《系辞》一条”，亦为不实之词。据《宋史》本传言，林栗为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曾上书反对金人请和约为叔侄之国事，又因直言权臣之弊而忤执政之意，出知江州，又有致书宰相谓宴金使不可用乐之举，不听，而出知湖州。知夔州时又因平汝翼之乱而蒙冤幽置绍兴府，后起用之至兵部侍郎。时朱熹以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而熹既入国都却不就职，林栗请吏部催促朱熹到任，朱熹却以脚疾请退。于是林栗便弹劾朱熹，谓朱熹“妄自推尊”，“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引孔孟历聘之风”，“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生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数日，不肯供职，是岂张载、程颐之学教之然也？缘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统摄，如不举劾，厥罪惟均。望将熹停罢，姑令循省，以为事君无礼者戒。”皇帝谓其言过当，又加之叶适、胡晋臣等辨劾，乃黜栗出知泉州。今观林栗弹劾朱熹之文，的确“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有言过其实处，然平心而论，身为朱熹上司之林栗，恐“厥罪惟均”而举劾，亦是事出有因。《宋史》作者谓其“与熹论《易》、《西铭》不合”而有隙，并非主要原因。依《宋史》之记，林栗当时与朱子所争者，亦并非“今不可考”。 《朱子语类》所记非“惟载论系辞一条”。“林黄中以互体为四象八卦”（卷六十七），为一条；“林黄中来见，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体为太极，内外为两仪，内外及互体为四象，又颠倒取为八卦……”（同上），又为一条。“林又曰，太极有四象，既曰易有太极，则不可谓之无”（同上），又为一条；“林又言三画以象三才”（同上），又为一条。此外，朱鉴《文公易说》中有朱熹《记林栗辨易》一文，言林栗造访朱熹，问“向时附去易解，其间恐有未是处，幸见喻”，朱熹则直言指出其书“却是于大纲领处有可疑者”。二人主要分歧则在于对邵雍之学理解方面。林栗曰：“著此书，正欲攻康节尔”，朱熹曰：“康节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细。若此论不改，恐终为有识者所笑也”，听此林栗则动怒，曰：“正要人笑”。今日看来，朱熹竟不给上司一点情面，把林栗费多年心血上进皇帝之三十六卷书一口否定，也是直言有过。对于性狷急并主动来访之林栗来说，怎能不怒？至清代汉学复兴，有宋理学式微，朱熹地位下降，林栗之书方得以录入《四库全书》，亦是形势使之然耳。四库馆臣转引元董真卿之说，谓其“说每卦必兼互体”云云，则亦是出于朱熹。《记林栗辨易》曰：“今侍郎乃以六画之卦为太极，中含二体为两仪，又取二互体通为四象，又颠倒看二体及互体通为八卦。若论太极则一画亦未曾有，何处便有六画底卦来？如此恐说倒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极包两仪，两仪包四象，四象包八卦，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栗则主张“惟其能包之，是以能生之”，此亦为一说。其后，朱熹门人林至说太极一变至六变，皆是于一○太极内之变，与朱熹“如人生子，子在母外”说迥异。 总之，是书《提要》之成，有违当时所定“校书手续”、“钞书手续”及“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之《提要》编写体例。看来，的确如余嘉锡前辈所言：“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时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百种，又于著录诸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我们今天辩证其误，并非以诋诃古人为目的，如能警示今天类似工作，则不无裨益。 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 内府以宋椠摹雕者 前有革序 卷端惟列九图 卷末系以易赞五首 筮仪一篇 与今本升筮仪于前而增列卦歌之类者 亦迥乎不同 考验此本 乃是感速常久 经后人传刻而伪 实为善本 《四库全书总目》外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只载著录书名、卷书、某朝某人撰，并略志数语于下，共二十卷。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间有与《四库全书总目》不合者。按任松如辩证，此《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三所记“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则离为二部，一作“原本周易本义十二卷”；一作“别本周易本义四卷”，下注云：“仅案总目此部不存”。又《总目提要》尊称“朱子”，《简明目录》则直称朱熹。《总目提要》以董楷为宋人，而《简明目录》同条则误作“元人”。 郭彧案：四库馆臣此书《提要》，于卷首九图不置一喙，而于《易图明辨提要》中借评胡渭之辨而曰：“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其说尤明。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也”。实则《周易本义》九图，虽为门人移易《易学启蒙》初版“旧图”而附之卷首，然其皆出于朱熹，则亦可自《文公易说》和《朱子语类》中稽考。今见《周易本义》卷首之《河图》、《洛书》，《易学启蒙》中已见于“本图书第一”篇，自是出于朱熹已不待辨。至于以黑白之位所作之大小二横图，则朱熹于《答袁枢》中说得明白：“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晓且为此以寓之耳。乾则三位皆白，三阳之象也；兑则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阳而上一阴也；离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震则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阳而上二阴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又曰：“仆之前书固亦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又曰：“若见得圣人作易根源，直接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旧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具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词说”（《文公易说》卷二十三）。所谓“卷首旧图”即指《易学启蒙》初版之图而言，而其大下二横图即为列于《周易本义》卷首之黑白之位图。大下二横图出于朱熹，又有一证：“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文公易说·答叶永卿》卷一）。至于《卦变图》，亦是出于朱熹，尝曰：“如卦变图，刚来柔进之类，亦是就卦已成后用意推说，以此为自彼卦而来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文公易说》卷二），又曰：“三爻变者有二十卦，前十卦为贞，后十卦为悔，是变尽了又反回来`，有图见《启蒙》”（《文公易说》卷二十二），又曰：“卦变独于彖传之词有用，然旧图亦未备，尝修定。今写去，可就空处填画卦爻。而于彖传考之，则卦所从来，皆可见矣。其间亦有一卦从数卦而来者，须细考之。可以见易中象数无所不通，不当如今人之拘滞也”（《文公易说·答王遇》卷二十二）。此则明白说《卦变图》为《易学启蒙》旧图，而“尝修定”不拘滞“一卦从数卦而来”之卦变图即为三十二幅变占图（《易学启蒙》考变占篇新图）。 淙山读周易记二十一卷 宋方实孙撰 此本凡上经八卷 下经八卷 系辞二卷 序卦说卦杂卦各一卷 其书取朱子卦变图 别为易卦变合图 以补易学启蒙所未备 郭彧案：方实孙原书本名《读周易》，朱彝尊《经义考》做“淙山读周易记”。《四库全书》抄本前作“淙山读周易记提要”，序前称“淙山读周易”，至正书之首则是“淙山读周易图”，书内中缝则皆作“淙山读周易”。卷首列《河图数》、《洛书数》、《先天卦象乾南坤北图》、《后天卦象离南坎北图》等图并附以图说。方实孙所出《易卦正覆图》、《易卦变合图》，实本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和《六十四卦相生图》衍出，追本溯源皆发端于虞翻。谓其“取朱子卦变图”，“以补易学启蒙所未备”，则非作者本意。《易学启蒙》考变占篇有三十二幅用于变占之图，其第一幅即为列于《周易本义》卷首第九《卦变图》之归纳图。所以，并非是方实孙取《周易本义》之《卦变图》别为《易卦变合图》以补《易学启蒙》所未备。 周易集说四十卷 宋俞琬撰 琬字玉吾 吴县人 据琬自作后序 尚有读易举要 读易须知 易图纂要 易经考证 易传考证 六十四卦图 古占法 卦爻象占分类 易图合璧连珠 易外别传诸书 今惟易外别传有本单行 读易举要 易图纂要 见永乐大典 余皆未见 读易举要四卷 宋俞琬撰 郭彧案：此二书于《四库全书总目》皆谓作者名“琬”，至二书前之《提要》及书内则皆作“琰”。“琬”为无棱角之圭名，“琰”为雕饰之美玉，虽《顾命》曰“琬琰在西序”，然亦为两重之圭。虽有称俞琬者，又有称俞琰者，然一书之提要不当有二名，亦是常识。考《道藏》太玄部止一至止九为《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四库全书总目》误作“十四卷”，而《四库全书》本《周易参同契发挥提要》又误作“十二卷”），所载《周易参同契发挥序》末题“至元甲申四月十四日林屋山人金阳子俞琰玉吾自序”。又《道藏》太玄部若七为《易外别传》，其《易外别传并叙》末题“至元甲申八月望日古吴石涧道人俞琰书”。此皆自题名“琰”。 见于书前之《周易集解提要》曰：“琰又有读易须知 易图纂要 易经考证 易传考证 六十四卦图 古占法 卦爻象占分类 易图合璧连珠 易外别传诸书 今皆不传”。并无《四库全书总目》“今惟易外别传有本单行 读易举要 易图纂要 见永乐大典 余皆未见”之文。如不读《四库全书总目》而只读是书者，将作何想？所谓“易外别传有本单行”，不知为何不指明存在于《道藏》之中。而“读易举要 易图纂要 见永乐大典”，亦与《读易举要提要》“琰别有六十四卦图 易图合璧连珠 易图纂要诸书 旧与此书合刻 修永乐大典之时割裂 庞杂淆其端绪”之说不合。今见《四库全书》本《读易举要》是经四库馆臣将诸书“裒合编次”汰除“尽冒读易举要之名”其余诸图，仍定为四卷之书，已非其旧。只《刚来柔来上下图》一图为原图，而《八卦主爻图》、《十二卦主爻图》、《阳无十阴无一图》、《九宫纵横斜十五图》、《九宫纵横斜十八图》、《乾坤首上篇屯蒙以三男继乾父坤母图》、《咸艮首下篇以二长二少继坎离图》、《上下篇终皆以坎离继二长二少图》等图，皆为旧本《易图纂要》之图。 经部四 易类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 易纂言十卷 元吴澄撰 入元以荐擢翰林应奉文字 官至翰林学士 卒谥文正 事迹具元史本传 郭彧案：今见《四库全书》本《易纂言》为十二卷，并非“十卷”。其卷十二之末有一段吴澄弟子所附文字：“先生著是书，几四十年。其间稿成，改易者凡数四。壬戌秋书成，然未尝以示人。明年春，观生圃请锓诸梓，以惠学者。先生幸慨然许之，犹虑传写之或差，乃命抄写，而自督视，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读而益加详密。写未及半，适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辞，不数日上道。观生随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毕写，将至九江点校才竟。若卦图象例，陆续刊行。因书之成，遂志年月于右方云。然尝闻诸先生曰：吾于易书用功至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亦庶乎文王、周公系辞之意。又曰：吾于书有功于世，视易为犹小，吾于易有功于世为甚大。则读是书者，其可不知先生用意深且而泛视之哉？至治癸亥五月五日观生谨记”此记写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文中所提“壬戌秋书成”是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明年春，……写未及半，适特旨遣使召入翰林”是元英宗至治三年。由此可见，吴澄（1249-1333）是七十多岁时方入翰林，时当元代中期。并非“入元以荐擢翰林”。按《元史》本传所记，是“至大初，为国子监司业”，其时是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时距忽必烈建元已四十八年。 易原奥义一卷 元宝巴撰 案宝巴 旧本作保八 今改正 宝巴字普庵 色目人居于洛阳 郭彧案：今见是书《四库全书》本，书名题《易源奥义》，其前“进太子笺”文末有“太中大夫前黄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臣保巴上笺”字样，书首题“钦定四库全书 易源奥义 元 保巴撰”。保巴本色目人，以汉字书其名，或“保巴”，或“保八”，本无大碍。然而既曰“旧本作保八，今改正”，就不能于誊录之书中不予改正。 保巴是书首列《先天图》（十数《河图》），次列《中天图》，三为《后天图》（九数《洛书》）。以“先天”为“皇极根”；“中天”为“范围干”；“后天”为“大定枝”，统论天道、人道、地道。又有自《周易本义》衍出之大小二横图，卷末述“易源心法”和“画卦阳进阴退之例”。其说多自出新意，与前儒不同。如其《中天图》则是改易《说卦》巽、坤、兑方位，以坤居东南、兑居西南、巽居正西而成图。四库馆臣写是书之《提要》洋洋近四百言，多为辩证宝巴序李清庵《周易尚占》文字，竟无一字及于书中之大凡，则有违“提要”撰写体例之要求。 大易缉说十卷 元王申子撰 申子 字巽卿 邛州人 其始末未详 据卷首载田泽刊书始末 惟称其皇庆二年剳付充武昌南路南阳书院山长 又称其寓居慈利州天门山 垂三十年始成春秋类传及此书，泽为申送行省 咨都省移翰林国史院勘定 令本处儒学印造而已 郭彧案：今见《四库全书》本《大易缉说》卷十之后是前进士长沙李琳之“缉说后序”，再其后则是田泽之“续刊大易缉说始末”，并非置于卷首，想来是四库馆臣校书时所移。田泽之文作于元仁宗延佑丙辰（1316年），而书前王履之序作于大德辛丑（1301年），程文海之序作于大德七年（1303）。《续刊大易始末》曰：“询之学校诸儒，皆曰王申子前邛州两请进士，寓居慈利州天门山，隐处幽深，无心求仕，垂三十年始成此书。……卑职再三思之，与其使王申子私授门人，曷若进呈朝省广布天下？为此将《缉说》、《类传》妆褙，咨去如蒙缴申省台，送翰林、集贤二院，考正而表章之，于以决万世经传之疑，于以昭圣代文明之治，圣经甚幸，世教幸甚。本路转申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并牒呈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皇庆二年蒙行省剳付，拟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子守志不出，隐处山林，反覆沉潜二书，愈见明白。”所谓“续刊”是指已先刻有王申子《春秋类传》，此后又刻《大易缉说》而言。读此文之后可知，王申子所守之志是不仕，前两请为进士皆不就，今拟充书院山长仍“守志不出”，根本没任什么书院山长。 又案：《四库全书总目》是书提要之文与书前《大易缉说》提要之文并不相同。《总目》提要之文五百余字，曰：“其说易则力主数学，而持论与先儒迥异。大旨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而于陈抟、邵子、程子、朱子之说，一概辨其有误。于古来说易七百余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图洛书、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极图也。其自命未免太高，不足为据。”又有王申子与玉井阳氏往来答辩之述。其后曰：“盖万事不出乎奇偶，故图书之学，纵横反复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然考申子缴绕图书者，仅前二卷，至于三卷以后，诠解经文，仍以辞变象占比应乘承为说，绝不生义于图书，其言转平正切实，多有发明。然则又何必绘图作解，逦逦然千万言乎？读是书者，取其诂经之语，而置其经外之旁文可也。所解惟上下经为详，系辞稍略，说卦、杂卦尤略，序卦一传，则排斥非孔子之言，但录其文，而无一语之诠释。盖自李清臣、朱翌、叶适以来即有是说，不始于申子。其论易中错简、脱简、羡文，凡二十有四，但注某某当作某某，而不改经文，亦尚有郑氏注书之遗意。与王柏诸人毅然点窜者异焉。”此《提要》前一段述王申子易图大旨及谓于程子等人一概辨其有误，则多不切合实际，其后一段介绍三卷以后大凡，则平实。然其谓照录《序卦》而无一语之诠释，始于叶适等而不及于朱熹《周易本义》，则有失公允。 誊录本《大易缉说》前之提要曰：“大易缉说十卷，元王申子撰。申子字巽卿，邛州人。隐居慈利州天门山，垂三十年始成此书。反复设问，取十数为河图，分纬之以画先天，九数为洛书，错综之以位后天。时吴澄、李琳诸人，咸称其殚思之精。程子有云，说卦所说卦位，亦不能使人晓然。朱子云，文王八卦，不可晓处极多。盖皆阙所疑也。至河出图、洛出书，其文见于易传。而相传五位九宫，则朱震序其授受源流。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据此，则刘牧之河图、洛书与邵雍之先天图，同本诸希夷。然范谔昌以五位九宫之图为伏羲所造，刘牧以九为图、十为书，及乎蔡元定乃反易之。朱子引大戴礼记明堂郑注云法龟文，证元定之说为确。王应麟据北史证大戴礼实宇文周时卢辩注，非康成。今考康成注易，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显陈一六等数相配之方，其注乾凿度，言八卦九宫亦甚详，而不以为图书。惟关朗易传与元定符合。然关朗易传，朱子尝斥为伪书，项安世亦云阮逸所作。逸，皇佑间人，则又在之才、谔昌后矣。盖千有余年，莫知所谓图书，即五位九宫之数，殆陈希夷出，始指以实之，宜后人辩论纷纷也。是书旁通互贯，足以自达其所见。一家之说，固亦有未可废者耳。”此《提要》力辨河洛原委有余，提《大易缉说》一书之要不足，仅“旁通互贯”一语而已。至辨《关子明易传》，不知为何不引陈师道《后山谈丛》之记？ 《大易缉说》卷一列《河图》、《先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希夷先天卦图》、《演极》、《演极后图》、《洛书》、《后天》、《后天卦位》、《倍乘重卦之图》、《往顺来逆图》、《衍数》、《倚数》、《反对》、《揲蓍》和《取策》十九图，卷二列《周濂溪太极图》及其三幅衍图。卷三至卷十则是诠解《周易》经传之文。王申子所出易图虽本朱熹易图衍出，然其图说却与朱熹多有不同处。特别是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疏解，较之朱熹更接近周子本意。如曰：“若太极止具其理，则是初无一物，既无一物，则大传曰‘太极生两仪’，不知一阴一阳于何处突然生来便分为两？”。其对朱熹所改造之《太极图》上“无极而太极”标字，亦有不同凡响之看法，曰：“愚观周子之图，其上止有一圈，图之名止曰太极，而图说则曰无极而太极。是周子分明于太极上说出无极以示人，谓凡物有不生于有，必生于无，况既曰无又曰极，与下太极字并言，是虽一物而有个至极底道理在也。晦庵乃曰，○此所谓无极而太极，混无极、太极于一圈，已非周子图意。” 四库馆臣作《提要》，借王申子二卷之图大发议论，几至漫无边际。作《周易本义》之提要，为何对卷首所列《河图》、《洛书》不伸一喙，而曰“置其经外之旁文可也”？耐人寻味。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 元张理撰 理字仲纯 清江人 延佑中官福建儒学提举 是书上卷太极图 即周子之图 其八卦方位图则本乎说卦 又有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参天两地 及大衍五十五数诸图 又有仰观俯察 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诸图 而皆溯源于河洛 中卷天地数万物数二图 仍即大衍策数 又有元会运世乾坤大父母 八卦生六十四卦 八卦变六十四卦图 又有反对变与不变诸卦图 以下则六十四卦之图 分见于中下二卷 而参伍错综序卦杂卦皆为之图 盖纯主陈抟先天之学 朱子所谓易外别传者也 其书初少传本 通志堂经解刻本与刘牧之书均从道藏录出 诸家著录卷帙亦复不同 朱睦楔授经图载理之书 有周易图三卷 易象数钩深图六卷 易象图说六卷 焦竑经籍志书目与授经图同 而钩深图作三卷 朱彝尊经义考止载易象图说六卷 而不载此书之名 盖由未见其本 但据书目传钞 故辗转歧误 白云霁道藏目录 以易数钩隐图与理此书 并属之刘牧 亦由但据标题缮录 未及核作者之异同 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 并详考舛异之故 以祛来者之疑焉 郭彧案：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年间，昌州（今四川荣昌县）布衣杨甲（字鼎卿）编《六经图》，勒石于昌州郡学。孝宗乾道元年（1165）吴翚飞、毛邦翰等人增补《六经图》作六卷并刻版成书，其中易经之图一卷，名曰“大易象数钩深图”，共集图七十幅。（其它五经图名为：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周礼文物大全图。）后东嘉叶仲堪复增补《六经图》作七卷，其中《大易象数钩深图》作两卷，共集图百三十幅。俞琰《读易举要》记：“三山郑东卿少枚，自号合沙渔父。撰《周易疑难图解》二十五卷，以六十四卦为图，外及六经、皇极、先天卦气等图，各附以论说，末有《系辞解》。自言其学出于富沙丘先生。以为易理皆再于画中，自是日画一卦置座右。周而复始历五期，而后有所得。沙随程迥可久曰，丘程，字宪古，尝有诗云：‘易理分明在画中’，又云：‘不知画意空笺注，何异丹青在画中’。永嘉所刻作两册，题曰‘大易象数钩深图’，无《系辞解》。”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先儒著述下》记：“《周易疑难图解》三十卷，郑东卿撰，一本称合沙渔父。绍兴丁巳自序云，为朋友讲习而作。始得富沙丘先生告东卿曰：‘易理皆再于画’，于是日画一卦置之座右，周而复始历五期，而后有所入。医算卜筮之书、神仙丹灶之说、经传子史，凡与《易》相涉者，皆博观之，不泥其文字，而一采其意旨，以求吾之卦画。东卿，字少梅。丘先生名程，字宪古，建阳人。尝有诗云：‘易理分明在画中，谁知易道尽难穷。不知画意空笺注，何异丹青欲画风？’”考二人所记郑东卿所作易图，实存于《道藏》洞真部灵图类阳一至阳三之《周易图》中。其一为《郑氏太极贯一图》，图说有“少枚先生曰”；其二为《六位三极图》，图说有“合沙郑少枚先生曰”；其三为《八卦本象之图》，图说有“合沙郑先生曰”；其四为《卦配方图》，图说有“郑合沙曰”；其五至六十为《乾坤易简之图》至《既济未济合律之图》56幅，图说有“六十四卦图并说 合沙郑先生撰 ”。 《道藏》洞真部灵图类阳四至阳六为《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共集图百四十幅，不题撰人。将此书同《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对照，即可发现其中有《六经图》全部 70 幅易图，且录入前后次序并无变动。其余 80 幅易图，有 60 幅是自《周易图》中录郑东卿易图（图说中去掉“郑合沙先生曰”等字样，并改正原《睽卦象图》与《损益用中图》图名互窜、《夬决图》与《蹇往来图》部分图说互窜之误），有录自《易数钩隐图》之图 6 幅（部分图有所演变），自司马光《潜虚》中补《性图》1 幅，余 3 幅《太极函三自然奇偶之图》、《德事相因皆本奇偶之图》和《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卦气之图》，则不知出处。此即为经叶仲堪重编俞琰所谓“永嘉所刻作二册”之《大易象数钩深图》而后人又有所增补者。其编著者当为刘牧、杨甲、郑东卿等人。今见《四库全书·大易象数钩深图》虽为“内府藏本”（《通志堂经解》刻本），然其原本皆自《道藏》中录出。四库馆臣“详考舛异”之后属之“元张理撰”，非是。其实，考辨是书之由来，只要将图与图说同《六经图》、《周易图》一一对照，即可明了其原本。惜乎四库馆臣对道教典籍不屑一顾，又对易图学抱轻视态度，焉能不误？ 杨甲《六经图》，据俞琰所见，《中兴馆阁书目》作六卷，至叶仲堪重编而成七卷（易经图增补一卷）。白云霁《道藏目录》以《大易象数钩深图》属之刘牧，是因是书中有牧之易图而自断。亦非“但据标题缮录，未及核作者之异同”。朱彝尊《经义考》“止载《易象图说》六卷，而不载此书”，并非“未见其本，但据书目传钞”，实是因《通志堂经解》刻本录自《道藏》，并无撰者。《经义考》卷四十一著录“《周易图》三卷”，注云“未见”，又引陈弘绪跋云：“《周易图》三卷，出《道藏》，不详作者何人，……中一卷则郑少梅之卦图也。”可见，朱彝尊考书之谨慎态度。而朱睦楔《授经图》将是书作张理之书，则毫无根据。是书载九数《河图数图》、十数《洛书数图》，而张理《易象图说》乃本朱熹《易学启蒙》四篇体例而作，其“本图书”本《易龙图序》推出十数《河图》、九数《洛书》，并谓“盖疑传写之误，而启图九书十之辨，今以二象两易其名，则龙图、龟书不烦拟议，而自明矣”。 是张理者岂能主九图十书之说耶？四库馆臣自谓“详考舛异之故，以祛来者之疑”，其实则并无详考，而来者仍然有疑。一书《提要》之作，当作于通读是书之后。对于易图学之书，当细观其图并研究其图说，考其演变源流，察其作者异同，而后撮其大凡。四库馆臣此误流弊今天，一些易学史方面之著作仍沿用其考证结果，皆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因而，此《续四库提要辩证》，则不容不作也。 学易记九卷 元李简撰 简理贯未详 自序称己未岁承乏 卒泰安 己未为延佑六年 盖仁宗时也 郭彧案：李简自序称“岁在壬寅春三月，予自泰山之莱芜，挈家迁东平”，“己未岁承乏 卒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学易记观之，重加去取焉”，序末属“中统建元庚申秋七月望日信都李简序”。考“中统”乃孛儿只斤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年号，时当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则李简序中所称“壬寅”（1242）为蒙古乃马真后称制之始，“己未”（1259）为蒙古孛儿只斤蒙哥执政末年。而元仁宗延佑己未为公元1319年，四库馆臣将李简整整退后六十年。 莱芜位于泰安东百余里，东平位于泰安西南百五十余里，即北宋之郓州，徽宗政和初（1111年）改东平府，可见李信当时活动于山东泰安周围。又由“山城事少”知其为蒙古统治下泰安城一副职官吏（金亡于公元1234年，李简迁家之时，蒙古已统治山东）。序末自谓“信都李简”，则知其原为信都（今河北枣强县东北）人，则不能谓其“里贯未详”。 读易考原一卷 元萧汉中撰 汉中字景元 泰和人 此书成于泰定中 凡三篇 卷后论三十六宫阴阳消长之机 以互明其义 汉中书不甚著 明初朱升作周易旁注 始采录其文 附于末卷 升自记称仅节缩为上下经二图于右 而录其原文于下 以广其传 则是书经升编辑 不尽汉中之旧 今升书残缺 而汉中书反附以得存 此本即从升书中录出别行者 郭彧案：今《续修四库全书·周易旁注》前图上下二卷。“前图下”前为“萧氏读易考原全书”，有“原上下经分卦第一”、“原上下经合卦第二”、“原上下经卦序第三”。其后为“三十六宫图说”。 《四库全书》本《读易考原》即为录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下”全文之书，开卷为“原上下经分卦第一”，次为“原上下经合卦第二”，三为“原上下经卦序第三”。卷末则为“三十六宫图说”，有图一幅，图说近八百字。 依《四库全书总目》是书提要所引朱升“仅节缩为上下经二图于右，而录其全文于下”云云，即可知“前图下”卷末之“三十六宫图说”并非《读易考原》中之内容。 朱升“周易旁注前图序”曰：“作河图洛书合一图第一，……作蓍七卦八图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萧氏周易卦序之学，区别于三画、六画之原，而意象昭融，玩味乎正变始终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为图，今录其全文于后。而系以邵子之诗，履运处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图说第八。八图为之前，而后周易旁注可得而读矣。”序后目录则是首“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合一图”，其后是“蓍七卦八图”、“萧氏读易考原全书”、“三十六宫图说”。则知“三十六宫图说”本为朱升所出之第八图，并非“萧氏读易考原全书”之内容。 从《四库全书》本《读易考原》卷末“三十六宫图说”文中，亦可见此图与说非是萧氏本文。图右之“愚按”为朱升自谓，图说末“愚故详之，以附于易旁注前图之后云”，则是朱升自附所出《三十六宫图》及图说于己作之后，而特注之文字。 四库馆臣将元萧汉中《读易考原》自朱升书中录出，使是书得以流传，堪称善举。然而误将明初朱升《周易旁注》本文夹杂于其中，致使读者将此作为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6年前后）文字读之，则是不曾深入校考之误。即使所录原本（两淮马裕家藏本）有此误，亦当甄别而剔除之。 周易图说二卷 元钱义方撰 其说谓河图为作易之本 大传云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 乃圣人即理推数 二者可以相通 故并言之 非谓作易兼取洛书 又引朱子之说 谓圆图有造作 且欲挈出方图在圆图之外 又谓朱子易本义于先天后天卦位 必归其说于邵子 似歉然有所未足 是以不揆其陋有所著述云云 其说较他家为近理 然犹据陈抟以来相传之图书言之 其实河图洛书虽见经传 而今之五十五点四十五点两图 其为古之图书与否 则经传绝无显证 援左传而有三坟 而谓毛渐之书 援周礼有连山归藏 而谓即刘炫之书 考古者其疑之矣 且系辞言洛书 不言九畴 洪范言九畴 不言即洛书 卢辩注大戴礼记 始云明堂九宫法龟文 其说起于后周 阮逸伪作关朗易传 因而述之 于是洛书之文始传为四十五点 而九畴亦遂并于易 义方知九畴之非易 而不知洛书本非九畴 其辨犹为未审 至其谓自汉以来 惟孟喜本易纬稽览图推易 离坎震兑各主一方 余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 为有图之始 寥寥千载 至陈抟始本易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说 为横圆大小四图 传穆李以及邵子 又本帝出乎震之说为后天圆图 内大横图之卦为否泰反类方图 则于因易而作图 非因图而作易 本末源流 粲然明白 不似他家务神其说 直以为圣人之制作 可谓独识其真矣 郭彧案：《周易图说》卷上列“本旨图七”。以《伏羲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横图》为伏羲所画八卦，谓“此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画卦之最亲切而明白者，又何待于傅会牵合而后成之邪？其不主于则河图也，亦明矣”。至于“河图”之用，则曰：“圣人之则河图，盖谓揲蓍，非画卦也。”如此，《提要》所谓“其说谓河图为作易之本”，就非是书之要。 通观《周易图说》全书，只列一幅十数《河图》，而不列九数《洛书》，图说中但言“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言圣人则之而已，未尝指言则为何事也。自汉孔安国、刘歆皆谓伏羲则河图以画八卦，后世遂信其说，相承而不悟。贤如朱子亦未免曲说求之，而卒不可通。……圣人则河图以揲蓍者甚明白而无可疑也。……若夫洛书，则蔡元定之论详矣，故不复赘。”此外无一处再提及“洛书”。《提要》所谓“义方知九畴之非易，而不知洛书本非九畴”亦非是书之要，“其辨犹为未审”之评，则是无的放矢。 钱义方《周易图说》卷上七图，以朱熹大小二横图为“伏羲作易之本”，以十数《河图》说“圣人则河图以揲蓍”，以《蓍变奇偶图》、《蓍变得爻图》、《阴阳爻老变少不变图》、《一卦变六十四卦图》四图论“伏羲教人用易之法”。卷下则出“后天演义图凡二十”，谓《六十四卦次序图》为“文王推衍之义”；《六十四卦卦象图》乃“文王、周公相继推衍之义”。又谓《八卦天地定位图》（即朱熹《伏羲八卦》小圆图）和《六十四卦八卦相错图》（即《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非为“伏羲先天之学”，乃“非吾夫子不能为之”之图。又就《六十四卦节气图》，辨胡方平以六十四卦配二分、二至、四位（按：“位”乃“立”字之误）各两卦外十六卦气各配三卦之非。谓二十图中之十六图“皆孔子推衍之义”。最后是《邵子六十四卦方图》，曰：“是图也，所谓发前圣之未发者，而非汉儒者穿凿附会为图者之所可企及也”。要是本朱熹《易学启蒙》易图衍出二十七图，并本之《易传》将各图重新分类，属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其准《说卦》之文，命所谓“先天八卦图”为“八卦天地定位圆图”，“后天八卦图”为“八卦帝出震圆图”，亦较前人之命名为有据。然其称朱熹以一阴一阳叠加而成之大小二横图为“伏羲作易之本”，则失朱熹“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说之本意。 钱义方本朱熹《易学启蒙》之图书推衍，而是书《提要》所谓“然犹据陈抟以来相传之图书言之”，则无意而成影射之意。其余所谓“孟喜本易纬稽览图推易，离坎震兑各主一方，余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为有图之始”及“又谓朱子易本义”云云，皆不见于《周易图说》本文。 四库馆臣所出是书《提要》洋洋近六百字，使人读后却不得《周易图说》之要领，甚至导人误以为钱义方是主“河图为作易之本”者，诚不可称此文为《周易图说》之提要。 周易爻变义蕴四卷 元陈应润撰 其书大旨谓义理元妙之谈 堕于老庄 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 皆非易之本旨 周子无极太极二气五行之说 自是一家议论 不可释易 盖自宋以后 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 郭彧案：金华黄溍为陈应润书所作之序曰：“泽云以书来曰……今幸爻变易蕴粗完，使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于爻变之义、易之蕴否乎？子其为我订正之”，又陈应润自序曰：“大传曰‘乾坤其易之蕴耶’，夫易之蕴散在诸卦，岂独乾坤二卦而已哉。……易之诸爻，皆以变动取义，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变之蕴也”。由此可知，陈应润之书当名《周易爻变易蕴》，监生依浙江吴玉墀家藏本誊录之书亦作“周易爻变易蕴”。《四库全书总目》做“周易爻变义蕴”，非是。 陈应润是书除以出于《说卦》之《八卦方位图》为“八卦之定位”而外，又自作《易有太极图》，谓“濂溪先生自是一家议论，释易之大传，恐初学者不可晓，今重画此图，则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义，粲然复明”。又有《爻法图》、《卦变图》、《逆顺图》等。应该指出，是书列有十数《河图》和九数《洛书》，并于“序图说”中曰：“易之有图，尚矣。河图洛书，有象而无文，不图不可也。”如此，四库馆臣所谓“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就是不实之评论。其实破刘牧黑白点图书之学者，北宋时期已有宋咸、陈希亮、叶昌龄等人，岂是自仍列黑白点《河图》和《洛书》之陈应润始？ 经部五 易类五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易学启蒙意见五卷 明韩邦奇撰 是编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 一卷曰本图书 二卷曰原卦画 皆推演邵氏之学 详为图解 三卷曰明蓍策 亦发明古法 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 四卷曰考占变 述六爻不变及六爻递变之旧例 五卷曰七占 凡六爻不变六爻俱变及一爻变者 皆仍其旧 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者 则别立新法以占之 所列卦图 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 与焦延寿易林同 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 非汉儒之易也 郭彧案：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为全录朱熹《易学启蒙》原图原文并附以衍图及“意见”之书。其体例仍是四篇。卷首“启蒙意见原序”曰：“朱晦庵氏为之本图书，为之原卦画，为之明蓍策，为之考占变，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数辞象之功懋矣。奇也，鲁而善忘，诵而习之，有所得焉则识之于册，将以补备温故焉。奇也，愚而少达，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则自为之说，将以就有道焉。是故为之备其象，尽其数，增释其辞矣，理则吾莫如之何也”。书末苏佑所作“跋启蒙意见后”曰：“苑洛先生早承家学，茂惇素履，极研易道，乃著是篇。首本图书，以溯其源，次原卦画，以崇其象，次明蓍策，以极其数，次考变占，以达其用”。是书卷一为“本图书第一”和“原卦画第二”，卷二为“明蓍策第三”，卷三、卷四为“考占变第四”。并非“一卷曰本图书，二卷曰原卦画”，“三卷曰明蓍策”，“四卷曰考占变”，“五卷曰七占”。监生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誊录之书亦不是“易学启蒙意见五卷”，而是四卷。 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篇中有“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此即所谓之“七占”。《易学启蒙意见》第四卷实接第三卷继续提格引用《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之原文，而卷首“七占古法不传久矣，朱子以事理推之如前，犹有可疑者”至“今以六十四卦之变列为三十二图”（此为《易学启蒙》本文）前之一段，为韩邦奇讨论七占新法之“意见”。所以，不能谓“卷五曰七占”。 朱熹《易学启蒙》“考变占第四”于述“七占”之文后，“以六十四卦之变列为三十二图”，皆是一卦变六十四卦之图。韩邦奇于卷四只列其第一幅图，又有自作“加详”之三十二幅图。图后则又是《易学启蒙》书末之文：“以上三十二图，反复之则为六十四图。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然其条理精密，则有先儒所未发者，览者详之”。所以，韩邦奇所附之图皆为依朱熹“七占说”和三十二幅“变占图”而来，其法并不与汉儒焦延寿之《易林》相同（《易林》是本《序卦》之序而将主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并非以爻变得卦。如“乾坤屯蒙……”、“坤乾屯蒙……”、“屯乾坤蒙……”等）。朱熹亦自谓“条理精密，则有先儒所未发者”。想来作是书《提要》之人，并不明白《易林》，亦不曾详读《易学启蒙》及韩氏《启蒙意见》，以致有此误。 是书《提要》所提大多为朱熹《易学启蒙》之要。如谓“三卷曰明蓍策，亦发明古法，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则是指韩邦奇书中所引《易学启蒙》本文而言。其文曰：“近世诸儒乃有前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之说，考之于经乃为六扐而后挂，不应五岁再润之义，且后二变又止三营，盖亦误矣。” 四库馆臣于是书《提要》中称《易学启蒙意见》之宗旨为“宋儒之易”，无疑谓朱熹列《河图》、《洛书》等图之《易学启蒙》，亦为“宋儒之易”。然其间又曰“二卷曰原卦画，皆推演邵子之学”，如从《四库全书·皇极经世书提要》所谓“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非谶纬数术家所可同年而语也”之说，则“邵子之学”亦不失为“儒者之言”。然而，又于《易数钩隐图提要》中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又于《大易象数钩深图提要》中曰：“盖纯主陈抟先天之学，朱子所谓易外别传者也”，又于《易通变提要》中曰：“南宋之后，以数言易者，皆以陈、邵为宗，又以陈本道家，遂讳言陈而惟称邵”，又于《易学象数论提要》中曰：“盖易至京房、焦延寿而流为方术，至陈抟而歧入道家，学者失其初旨，弥推衍而谬葛弥增”，又于《周易玩辞集解提要》中曰：“慎行受业于黄宗羲，故能不惑于图书之学，……其言皆明白笃实，足破外学附会之疑”，等等。虽各篇《提要》出于不同人之手，有力尊汉学如纪昀者，有服膺宋儒如姚鼐者，然谓图书之学出于陈抟、为流入道家之外学，则无大分歧。但是在因人而说方面，却并不公允。因刘牧说《河图》、《洛书》，就谓其“出于道家”；因朱熹《易学启蒙》说《河图》、《洛书》，就谓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因邵雍说“先天之学”，就谓其是“易外别传”；因朱熹《易学启蒙》“原卦画”大量引用邵雍语录而成篇，亦谓其是“宋儒之易”。此种因人而异撰写《提要》之风，实不可取。当然，《易学启蒙》被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四库馆臣不敢置喙，亦是个中原因。今天看来，撰写易学群书之《提要》，当有统一之格调，当以书中内容而论其是与非，不应因人而异或因“御纂”而异。 易象钞四卷 明胡居仁撰 居仁字叔心 号敬斋 余干人 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是书前有居仁自序 称读易二十年 有所得辄钞积之 手订成帙 取先儒图书论说合于心得者录之 三卷以下则皆与人论易往复剳记及自记所学 又为櫽括歌辞以举其要 居仁之学虽出于吴与弼 而笃实则远过其师 故在明代与曹端薛 宣俱号醇儒 所著居叶录 至今称道学正宗 其说易亦简明确切 不涉支离元渺之谈 考万历乙酉御史李颐请从祀孔子庙庭疏 称所著有易传春秋传 今颇散佚失次 朱彝尊经义考载有居仁易通解 注曰未见 而不载此书 岂此书一名易通解欤 然李颐时已称散佚失次 何以此本独完 疑后人裒其绪言 重为编次 非居仁手著也 郭彧案：胡居仁（1434-1484年），绝意科举，筑室梅溪山中，以讲学为业。后主讲白鹿书院，布衣终身。与薛瑄、曹端齐名，俱为明代理学大家。其学主“因气以成理”说，曰：“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是说反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明儒学案》）四库馆臣此《提要》谓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玄渺”，可见其所“钞积”之易学著作中不会充斥大量易图。“三卷以下则与人论易，往复答记及自记所学”，则其内容主要是与理学有关者。 今见《四库全书》本《易像钞》（非“易象钞”）十八卷（非“四卷”），其前五卷为本列图集说体例而成，共列易图三十二幅。有《马图》、《龟书》、《易有太极图一》、《易有太极图二》、《体用一源图》、《河洛卦位合图》、《一阴一阳谓道之图》、《通知昼夜之图》、《全体天心之图》、《竖图》、《十二月卦之图》、《一中分造化方图》（先天原图）、《一中分造化方图》（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图》（补定后天）、《一中分造化圆图》（先天）、《一中分造化圆图》（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圆图》（补定后天）、《乾坤易之门》、《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后一原图》、《序卦图》、《三十六宫都是春》、《杂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图》、《四象珓卦全图》、《八卦上下相综全图》、《先天八卦往顺来逆图》、《八卦变游归宫之图》、《阳生自下阴消自上全图》、《重卦先天后天消息全图》。很难想象，有明一代之理学大家会有此等样易学著作。 是书所列图后抄录诸家之说，有虞翻、邵雍、邵伯温、张行成、朱熹、陆九渊、杨简、蔡元定、项安世、王应麟、翁泳、胡方平、胡一桂、吴澄、胡炳文等。就其中所录明代诸家之说来看，即可知是书出于胡居仁之后。其一，“阴阳两端再参得甚物来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阴一阳交变，错综生千生万，无穷无尽更不可限以数目，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下注“胡叔心”，如此书为胡居仁所作，无自属其名字之理；其二，引“虚斋蔡氏”之语，乃出蔡清（1453-1508）《易经蒙引》。蔡清为成化甲辰（1484）进士，其时正为胡居仁离世之年；其三，引“章本清”语，乃出章潢（1527-1608）《图书编》。章潢于万历乙巳（1605年）以荐授顺天府学训导，时年已七十九。章潢出生之时，胡居仁已离世四十余年；其四，引“杨止庵”语，乃出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杨时乔，号止庵，嘉靖乙丑（1529年）进士，其时距胡居仁离世已四十五年；其五，引“顾叔时”语，考讲学东林书院之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学者称泾阳先生。顾叔时出生之时，胡居仁已离世六十六年；其五，引《易筌》语，考《易筌》六卷乃焦竑所撰，焦氏乃万历己丑（1589年）进士，时距胡居仁离世已百余年。此外还有“金氏”（疑即金贲亨）、“龙岗贺氏”等人。胡居仁怎能于易学著述中引身后之人语？ 考明钱一本有《像抄》六卷。是书卷一、卷二亦有《马图》、《龟书》等三十二图。对照之后发现，《像抄》前两卷文字与《四库全书》本《易像钞》前五卷文字完全相同，其三十二图，唯《马图》画有“龙马”，《龟书》画有“神龟”，其余亦完全相同。（窃疑“龙马”、“神龟”为四库誊录监生缮写时去掉，只取黑白点图）。又清初高雪君所刻《易经来注图解》之卷末“周易采图”，收《像抄》图二十八幅，其中有十五幅注明“像抄定”，可知其图是采自钱一本《像抄》。 钱一本（1539-1610），字国瑞，武进（进属江苏）人，别号启新。万历癸未（1583年）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以上疏论政弊，被削职为民。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分主东林讲席。著述有《像象管见》九卷（《四库全书》著录）、《像抄》六卷（四库易类存目）、《续像抄》二卷、《四圣一心录》六卷。四库馆臣所据撰《提要》之两淮盐政采进四卷本，与誊录之十八卷本有所不同，而《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亦据李颐之疏疑是书“非居仁手著”，惜乎未加深考。倘若以之与“易类存目”中钱一本《像抄》对照，则不会有此钱冠胡戴之误。此误又证明总纂官、总校官乃至于卷四末加盖“乾隆御览之宝”之皇帝，皆不曾细读此书，否则，以引文中之“胡叔心”、“杨止庵”、“顾叔时”等人之先后，即可断定本非出于胡居仁手之书。 据说，“乾隆遇事自矜明察，当时臣下，善承意旨，往往故为脱误，以待帝之御笔指出”（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然如此将钱一本之书作胡居仁书录之之误，则并非“故为脱误”之所允许范围，实不加深考之误。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喻曰：“惟是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伪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几处。”幸此钱冠胡戴之误未被乾隆发觉，否则，纪昀又要被罚几斗米了。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 关氏易传一卷 旧本题北魏关朗撰 唐赵蕤注 朗字子明 河东人 蕤字大宾 梓州盐亭人 是书隋志唐志皆不著录 晁公武读书志谓李淑邯郸图书志始有之 中兴书目亦载其名 云阮逸诠次刊正 陈师道后山谈丛 何远春诸纪闻 及邵博闻见后录 皆云阮逸尝以伪撰之稿示苏洵 则出自逸手更无疑义 逸与李淑同为神宗时人 故李氏书目始有也 吴莱集有此书后序 乃据文中子之说 力辨其真 文士好奇 未之深考耳 郭彧案：朱熹《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一”篇曰：“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朱熹尝曰：“关子明易是阮逸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考陈师道（1053-1102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元佑初，由苏轼（子瞻）等人推荐为徐州教授，又为太学博士。所著《后山谈丛》卷二曰：“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朱熹所言即据此而出。 清江永《河洛精蕴》曰：“元魏太和时，关郎子明，述其六代祖渊有《洞极真经》，其‘序本论’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尽其画。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谓乎？”以此知朱熹《易学启蒙》所引“河图之文”云云，系出自关朗所述其六代祖渊之《洞极真经》，而不是什么关朗所著《易传》。朱熹一面谓《关子明易》是阮逸伪撰，一面又引“关子明”之河图洛书说，难道朱熹当初定审定蔡元定起稿之《易学启蒙》时，真是不知《关子明易》为伪书？实有深考之必要。 朱熹《易学启蒙》引所谓关子明河洛说，并不出于关朗《易传》，而是出于《洞极真经》，此言之者以江永说为一证。元初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外篇》录有《洞极真经》之“序”、“生传第一”、“资传第二”、“育传第三”、“叙本论”、“明变论”、“极数”、“原名”、“原德”、“次为论”之文。所加按语曰：“洞极真经，莫知作者，而元魏关朗子明之所传次也。虽无预于易，然叙本论述圣人本河图以画卦，朱子启蒙之所援，证其为极也。……其为书也，生传一、资传二、育传三、论上四（叙本一、明变二、极数三、原名四、原德五）、论下五（体用六、为用七、为拟八、次为九、互为十、极图十一），子明自为之序。今录序及生、资、育三极与二论要者于左，以见一书大略云”。所引“叙本论”前有拟玄图，其文曰：“子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观之以画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正者全其位，偶者尽其画。易曰四象生八卦，其是之谓乎？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右七，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圣稽之以为三象，……”。或谓《关子明易传》与《洞极真经》当为一书，其实则不然。所谓“关子明易传”当为关朗所撰（或某人托关朗之名而撰）之易学著作，而《洞极真经》并非易学著作（《道藏·周易图》称“关子明拟玄洞极经图”）。胡一桂所引《洞极真经》“关朗序”曰：“朗业儒蓄书，积数世矣。自六代祖渊，会鼎国之乱，徙家于汾河，所藏之书散逸几尽，其秘而存者唯《洞极真经》而已。六世祖尝谓家人曰：‘《洞极真经》，圣人之书也。吾后数世当有贤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于稷契，倘不时偶其颜渊之流乎，是经之蕴当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闻遗言于祖父，敢不勉勉以发扬先祖之意乎？”由此则知，《洞极真经》是由关朗六世祖关渊所传（或托名者有此伪言），并非所谓“关朗”手著。如此《易学启蒙》所引河图洛书说，谓其出于《洞极真经》则可（或谓出于伪撰者则可），而谓其出于“关子明曰”，则不可。 据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记：“周易传一卷 后魏关朗撰 唐赵蕤注”（入“传”类），“洞极真经一卷”（无撰者，入“拟易”类）。则知南宋初郑樵（1104-1162年）所见为二书，一为题关朗撰之《周易传》，一为无撰人之《洞极真经》。蔡元定起《易学启蒙》之稿时所引之“关子明曰”，当出于《洞极真经》，而误将其中“叙本论”有关河图洛书说作关子明说而已。依元初胡一桂所引，则知其时有此“河图洛书说”之书尚存，而名曰《洞极真经》，而不是“关子明《易传》”。至于阮逸所撰伪书，从《洞极真经》之内容上看，亦即是此书，而不是“关子明《易传》”。所谓“河图之文”，以六、七、八、九为四象而用三数（三画）为坎、离、震、兑，所余之数为乾、巽、艮、坤，其说实本《易数钩隐图》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之图（上七、下六、左八、右七）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之《太皥氏授龙马负图第一》之图说而来（与范谔昌《四象八卦图》之图说本同，见《道藏·周易图》）。而其“洛书之文”又是本“九宫数”而出（无中宫之五），显然是与《易数钩隐图》唱反调。阮逸当北宋仁宗庆历时，与宋咸等皆反对刘牧之易学，以托古之“洞极拟玄”伪书即可从根本上否定刘牧之河洛说。四库所采内俯藏本《关氏易传》，既引诸说而谓其“则出于逸手，更无疑义”，则当本名为《洞极真经》，而不是“关子明《易传》”，能有《关朗易传》之名，当出于后人之改易。 由此可知，蔡元定所引“关子明曰”当出于《洞极真经》，而朱熹谓“关子明易是阮逸作”，则是因陈师道之误记而误。是陈师道所记从苏轼处转来其父苏洵之说，误将前有关子明序之书稿作“关子明易传”（但谓阮逸有伪作之书，则本属实）。郑樵所记关朗之《周易传》一卷与无撰人之《洞极真经》一卷，必不是一书。如阮逸伪作关朗《易传》，则其河图洛书说就不当出于《洞极真经》，如其河图洛书说出于《洞极真经》，则郑樵所记关朗撰之《周易传》，就不是阮逸伪作。总之，有河图洛书说者之书当为阮逸伪作，当名《洞极真经》，而无河图洛书说者之书当不是阮逸伪作（或他人伪作，也未可知）。元胡一桂之所以明知朱熹有“关子明易是阮逸作”之说，而仍谓“朱子启蒙之所援，证其为极也”，亦是本此而发。是书之《提要》不察于此，而谓《关朗易传》是阮逸伪作，实考之欠详。 又案：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四“关子明易传约”曰：“《关子明易传》曰：兆于一，生于二，成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于五，成于六，偶于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以错综也……”，又于卷五按“洞极约”曰：“此书不必关子明，而理自得易中一端之精处。惜不知先天八卦，以二、四、八、六立体，则亦何以明洛之维正耶？《关子明易传》曰：一不可用，二生可推，三极中而兼两，六来则一去。以三十与十二明蓍，开百原之端。故知《洞极》非子明手，季氏以其八卦九宫遂实宋咸之言”。从方以智之说，可明以上辩证为有据。 周易不我解二卷 明徐体乾撰 体乾字行健 长淮卫人 嘉靖癸未进士 自序谓尝得青山易半卷 希夷易一卷 其法以天星配四时 解乾卦六龙即指龙星 解坤为牛 亦指牺牛星 盖即林世光水村易镜之说而变幻之 殊为附会 书中多引邵子及左传占法 而以青陈左邵并称 其名不我解者 言解不以我也 然陈抟之易 但有龙图一卷 载于宋志 今未见其书 而尚见其序 绝无仰观星象之说 青山易则更莫知所自来 其亦在影响有无间矣 序称为书六卷 朱彝尊经义考引黄百家之言曰 是编流传者寡 余家只存乾坤一卷 后五卷访之不得 此本乾坤二卦一卷 与百家所言合 又有古易辨诸条别为一卷 则百家之所未言 盖残阙之余 所存者互有详略 故其本不同 百家又云其易本陈希夷赵青山 然体乾自序云青山不知何许人 未审百家何以知其姓赵 殆因赵文号青山 而以意揣之欤 郭彧案：南宋林世光撰《水村易镜》一卷，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以易学召赴阙，充秘书省检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宝佑二年（1254）补迪功郎。其书独取《系辞》所谓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之义，以所擅长之天文知识释《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以下《离》至《夬》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义。曰：“易镜之义，何也？天镜庶徵人镜，众星治象，星象常相镜，万古不歇。汉家有董仲舒、京房数子，粗能代天开口”，于是“代天开口”以释之。如，释《离》“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曰：“离南宫也，五行为火，五常为礼，五事为视。人君礼修视明，则火得其性，煊成万物，鸟兽鱼鳖咸若供祭祀充庖厨，物虽死无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杀牲皆有制。唐人谓释氏以宰杀为非，则包牺为地下之罪人乎？此言近理。”又如释《益》，则谓《益》卦有“耕犁象”、“耒耜象”、“耒耨象”，曰：“心三星曲而下垂，全似耒尾，九星勾而仰，全似耜，俗称为犁钩星，东作时见箕四星，全似箕，种时播种，熟时扬簸，尾似犁半入乎艮，艮土也……”林氏所出二十余幅图皆为卦象与星宿相配之图。徐体乾《周易不我解》之“乾龙辩”列《希夷龙图》，为以空心圆点所作注有“ 勺”、“招摇”、“天门”、“角”、“渊”等星之图，其《乾六位配四时之图》，为一圆圈内画北斗等星之图，释《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所出《龙日夕惕图（希夷龙图）》，为以空心圆点所作注有“心”、“尾”、“龟”、“房”、“钩钤”等星之图，其后之《渊星分野之图（希夷龙图）》，亦为以空心圆点所作注有“斗”、“女”、“牛”、“渊”等星之图。其说其图与林世光迥异，所以不能谓“即林世光水村易镜之说而变幻之”。 元人托克托所编《宋史·艺文一》记“陈抟易龙图一卷”，而南宋冯倚亦曰：“中兴书目易龙图一卷，本朝处士陈抟撰”（见《厚斋易学》附录二），此说则早出于李淑《邯郸书目》。然郑樵《通志·图谱略》“记有”中之易图，有“荆定易图 先天图 汉上易图 八卦小成图 乾生归一图 龙图 伏羲俯仰画卦图 陈希夷易图 刘牧钩隐图 稽览图”，其于《通志·艺文略第一·经类第一·易》中又记“钩隐图三卷刘牧 续钩隐图一卷黄黎献 龙图一卷 河图洛书解一卷沈济”。郑樵所记“龙图”和“龙图一卷”均无撰者，以其记“希夷易图”推之，如“龙图”确为陈抟所撰，当不致不属其姓名。朱熹尝谓“龙图是假书，无所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不知作是书《提要》者，为何于此不引此说而证徐体乾所谓《希夷易》一卷亦为假书？今以元初道士雷思齐《易图通变》所谓“愚幸及其全书”之说考之，《龙图》一书于九位“龙图”本图而外又有“以五十有五数别出一图，自标之以为形洛书”者，则知所谓“龙图”为九数、“洛书”为十数，此与元末张理推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所据之“易龙图序”本不相同，可证“易龙图序”为另一伪作，并非所谓“易龙图一卷”书之序。是吕祖谦为当时士子所欺，信之而将“易龙图序”收入《皇朝文鉴》中。其不收“易龙图一卷”，是知“易龙图”为假书，然而却不知“易龙图序”亦为假书。 《龙图》为假书，元代刘因亦言之，曰：“龙图之说，未必出于刘牧之前”（见《易图明辨》卷四），此乃本“易龙图序”而发，其说为有见。考今见“易龙图序”之“天之垂象，的如贯珠”，乃是反本《易数钩隐图》“天地之数生成相因，理如贯珠，不可骈赘而设也”之义而出，所谓“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之说，又是反本《易数钩隐图》“观今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说而出，所谓“夫龙马始负图出于羲皇之代”，又是本《易数钩隐图》“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说而出。是刘牧之后为反对其九图十书之说者，为证十图九书之说为确而伪作“易龙图序”（此“易龙图序”之伪作者似并不见《龙图》伪书而有此作）。又观其所谓“是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龙图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数”之说即知其为伪作。“伏羲合而用之”，是先合之成“河图”而后画卦，“仲尼默而形之”是孔子画之成图，则孔子不当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道藏·周易图》载有《帝出震图》，其图说有“希夷曰”字样（此图即似所谓“陈希夷易图”）。《宋史·隐逸上》谓陈抟“好读易，手不释卷”，则陈抟准《说卦》之文而作《帝出震图》为可能（但《宋史》于本传中却不言其有“易龙图”或其它易学著作）。《周易图》所列之《陈氏三陈九卦图》曰：“希夷曰：‘龙图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三陈九卦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故履德之基，明用十（明用十五，亦明五用于谦）；复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故三卦属上经，明乾之用统于坤，六卦属下经，明坤之用兼于乾也。斯则天三三地二二之义耳。’”此则与元张理于《易象图说》中所引“易龙图序”之文有异，观此文则知，所谓“希夷曰”是为明“三陈九卦之旨”而言“龙图”及其数，并非说“圣人则之”什么图画卦。盖“易龙图序”又为后人所改也。 四库馆臣本意为辨徐体乾所谓之“希夷易”为假书，然而却引《宋志》之记，告人曰“陈抟之易，但有龙图一卷”，此不啻为画蛇添足，而又是考之欠详。岂是不知朱熹之说欤？ 致谓“书中多引邵子及左传占法”，亦为不实之词。一则邵雍自言“买卜稽疑是买疑”（见《伊川击壤集》），本不信世俗之命；二则所谓言邵雍占法之书皆为后人伪托；三则《周易不我解》根本没有引什么“占法”。又讥徐氏“以青陈左邵并称”，然而此处亦自以“左邵”并称。 周易旁注图说二卷 明朱升撰 是书原本十卷 冠以图说上下二篇 上篇凡八图 下篇则全录元萧汉中读易考原之文 此本又尽佚其注 独存此图说二篇 汉中书已别著录 余此八图 仅敷衍陈抟之学 盖无可取矣 郭彧案：朱升是书名为《周易旁注前图》，有“前图上”和“前图下”二卷。“前图上”列十九图（《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合一图》、《始画八卦图》、《重为六十四卦图》、《先天八卦方位图》、《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先天后天合一图》、《周易卦序图》、《卦变图》、《卦主图》、《互体图》、《卦数图》、《卦位图》、《纳甲图》、《三陈九卦图》、《蓍卦变占图》、《蓍七卦八图》）；“前图下”节录“萧氏读易考原全书”、列《三十六宫图》。是书《提要》所谓“八图”，本为朱元升自作图，其“周易旁注前图序”曰：“愚自中年以经书授徒，教子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于两字之间。苟又有不明不尽者，则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学者读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则有前图者，《易》之为易，其本也图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书，实为图象作注脚，故明此经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图，洛出书，天不爱道，泄诸象数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图洛书合一图》第一。圣人之则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传于今也，各有横图、圆图，而六十四卦圆图中，又有方图，则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为哉？作《先天后天合一图》第二。先天后天其始其终既各有序矣。连山归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终既未济，经分上下，其间卦序仍复于彼，作《周易序卦图》第三。卦变也、卦主也、互体也、卦数也、卦位也、纳甲也之六者，时杂见于经传，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图第四。淳安夏氏有《读易十字枢》，愚平日窃窥于《易》得三大义，二者经传训释之机要也，则以附六图之后。圣人处忧患之道，自履至巽，其传古，其指深，卦之名义殆未足以尽之也，作《三陈九卦图》第五。揲蓍以求卦，因变而用爻，比义从长，宜勿拘一说，作《蓍卦变占图》说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圆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图》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为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萧氏周易卦序之学，区别于三画、六画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变始终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为图，今录其全文于后，而系以邵子之诗，履运处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宫图》说第八。八图为之前，而后《周易旁注》可得而读矣。”此序分明自谓作图有八，而将邵子《观物吟》之诗与《三十六宫图》并说系以“萧氏读易考原全书”之后。朱升八图，“前图上”有七，“前图下”有一，并非“上篇凡八图”。四库馆臣于此谓“下篇则全录元萧汉中读易考原之文”，于著录《读易考原》之时，则出现将朱升《三十六宫图》并说作元代文字录入之误，其根源当发于此。 朱升所列十二图，实本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和吴澄《易纂言外翼》诸图而出，其自作之图亦即本此十二图演变而来。谓其“仅敷衍陈抟之学，盖无可取”，则是郢书燕说。以朱升“前图序”及两卷内容观之，实不可评之曰“敷衍陈抟之学”。何为“陈抟之学”？又何为朱熹“象数之学”？撰是书《提要》者，有所不明也。“卦变”之说、“互卦”之说、“纳甲”之说、“卦主”之说、“三陈九卦”之说，皆不是始出于“陈抟之学”，“周易序卦图”亦是《易经》本身固有之图，“重为六十四卦”则出于《易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之说，等等，岂可以“敷衍陈抟之学”一语而概括之？ 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 明方孔炤撰 孔炤字潜夫 号仁植 桐城人 万历丙辰进士 官至右佥都御史 巡抚湖广 为杨嗣昌劾罢逮治 谪戍 久之释归 崇祯末起故官 屯田山东河北 兼理军务 事迹附见明史郑崇俭传 是书即罢官后所著 凡图象几表八卷 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 其立说以时为主 故名时论 盖孔炤初筮仕 即撄珰祸 及膺封疆之任 值时事孔棘 又遭齿 齿 有所忧患而发于言 类多证据史事 感慨激烈 其讲象数 穷极幽渺 与当时黄道周董说诸家相近 孔炤自著凡例 称少侍先廷尉 教以三陈九卦 案孔炤父大镇 字君静 万历己丑进士 官大理寺少卿 著有易意四卷 载朱彝尊经义考 则易固其家学也 是编刊于顺治庚子 前有李世洽序 经义考作十五卷 或朱彝尊所见之本无图象几表欤 郭彧案：“凡图象几表八卷，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共二十三卷（非二十二卷）。是书前八卷为方孔炤之子方以智编录。《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首属“皖桐方孔炤潜夫授编”，之后是方孔炤之序和方以智之记。方孔炤序曰：“朱子启蒙以图书、卦画、蓍策、变占四者约之。序曰……惟此图象，为格通万一之约本，无言语，无文字，而天下理得，秩序历然，随时随位，开物成务，而于穆其中。此邵子所以终日言而不离乎。仅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辈编录，题曰《几表》。谓费隐交轮之几，难以指示，不得不于时位旁罗之象数，表其端耳。崇祯癸未潜夫方孔炤识。”方以智记曰：“以此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全实全虚之冒，本末具焉；物物互体互用之紬，本末具焉；纲维统治之宰，本末具焉。圣人随处表法，因形知影，而隐用于费，知体在用中乎，知至体大用在质体质用中乎，则不落而并不落其不落矣。立象极数总谓践形，犹之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也。时序之交轮，可得而数矣；事物之节限，可得而徵矣。既不为文字所胶，而又岂为洸洋所荡乎？故作冒示、密衍、极倚诸图，依然辟喻耳，在研几者自得之。不肖智记。”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主要是本杨时乔《周易全书》“易学启蒙”五卷之图编录，分“图书”、“卦画”、“八卦”、“卦变”、“蓍策”、“卦序”、“旁徵”七部分，集图二百一十二幅。主要者为：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朱升《周易旁注前图》七图、《易学启蒙卦变图》、《八宫游魂卦变图》、《三互图》、《朱子卦变圆图》、《大衍蓍原析图》、《易东丁氏倚九十九图》、《三十六贞悔方圆图》、《直日图》、《具爻纳虚图》、《五运六气图》、《三阴阳图》、杨时乔《周易全书》所载“太极”等“诸家冒示”十五图、“密衍”十一图、“四象新说”二图、“方圆诸象”十二图、“中天四坎四离变衍”五图、“元公黄氏衍京变”三图、《石斋黄氏天方图》等。其中《黄帝五位性情图》、《八风图》有目无图。方以智所集之图多被清初李光地、江永、胡煦等人所采用。特别是其“河洛积数概”十五图、“参两说”二图、“商高积矩表”三图，皆被李光地采入《御纂周易折中·启蒙附论》之中，而胡煦《周易函书约存》所采方氏《图象几表》图为最多。 是书方孔炤之序作于崇祯末年（1643），时当“崇祯末起故官”之后，亦即清世祖入关称帝之年。所以四库馆臣谓是书方孔炤“罢官后所著”，非是。又是书《提要》对八卷之《图象几表》内容及编录者（方以智）无一字提及，但曰方孔炤“其讲象数，穷极幽渺，与当时黄道周、董说相近”，则有失“提要”撰写撮一书大凡之体例。所考方孔炤世爵上及其父，却不下及《图象几表》编录者方以智，亦是考之欠详。《提要》作者不细读是书，拈得一义，即率而操觚，因以立论，又居然出卷数之误，此实不可取。 雪园易义四卷 图说一卷 明李奇玉撰 奇玉字元美 嘉善人 崇祯戊辰进士 官至汝宁府知府 是编惟解六十四卦 议论纵横 而词胜于理 前列增补四易图说 参订图说 进退变化图 对待流行图 生生竖图 卦变图 纳甲图说 皆推衍先天之学 其因云林傅氏之说 以先天为归藏 后天为连山 又出邵氏本论之外矣 郭彧案：明李奇玉所撰《雪园易义》前有图说一卷，其“四易图说”所列《六十四卦后天方图》即是将《先天图》内方图反置之图，《后天小成方位图》是乾统三男于左坤统三女于右之圆图，并谓之为“文王八卦次序”；其“参订图说”则以刘牧“太极第一”图之说及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参以朱熹《河图》、《洛书》而衍出《河图太极生生图》、《先后天合图》、《河图合八卦对待图》、《河图合八卦流行图》、《先后天男女相生图》，并谓“此连山图，相传以为后天，即洛书数也”；其“变化进退说”列《变化进退图》，以《河图》与《洛书》之数比附《系辞》“变化者，进退之象”之义；其“对待流行图”列《图书对待流行之图》，“图书说”曰：“图本偶也，而一六合七，二七合九，三八合十一，四九合十三，体偶而用奇也，为图反属对待；书本奇也，偶为方，反属流行。尤见奇偶互根，方圆迭运，为体用一原也”；其“生生竖图”列《大衍数合太极生生竖图》、《易卦数合太极生生竖图》；其“卦变图”列《卦变合先天图》、《合先天归藏图》、《卦变合连山图》、《卦变合后天图》，以“乾率三女于南，坤率三男于北”为“归藏之象”，又谓“连山图即旧传后天图，乾率三男于北，坤率三女于南”；其“纳甲图说”列本出朱震《纳甲图》之衍图、《浑天六甲图》，本虞翻之说而为“纳甲图说”。要是本朱熹《易学启蒙》之图演变之而出新图，并重新命名或以之为首艮之“连山图”和首坤之“归藏图”。 四库馆臣不曾细读此书，致谓李奇玉所出诸图“皆推衍先天之学”，实不知邵雍和朱熹所谓“先天之学”之本旨。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观物外篇》），又有“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著功夫”、“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能知同道道亦得，始信先天天弗违”等诗句（《伊川击壤集》），朱熹则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公易说·答袁枢》）。邵雍以先天地生之“道”为“先天”、有卦画文字之迹者为“后天”，朱熹则以“伏羲易”为“先天”、“文王易”为“后天”，虽二人之定义有所不同，然则二人却从无以“卦变说”、“纳甲说”为“先天之学”。李奇玉之书是本朱熹所谓之“先天”和“后天”而推衍，并非专门“推衍先天之学”，此则观书而后即可知之。是书《提要》此说，则误导人以为李氏为一“先天之学”推衍者，非是。 历来易学著作中之河洛说，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考其本乃“圣人以此神道设教耳”，古无其事，皆后人之穿凿附会而已。即使邵雍亦从无以所谓之黑白点《河图》、《洛书》为“先天之学”之内容。而是书《提要》竟将李奇玉大篇之河洛说归入“推衍先天之学”范畴之内，则是以己之误而及人之误，实不可不为之辩证。致谓李氏“以先天为归藏，后天为连山”本“因云林傅氏之说”，则不知其本又出于朱元升《三易备遗》之说。 既作存目之书，其书之《提要》则尤为重要，是因一般人不易看到存目之书，而多以《提要》为先导。如此，一书《提要》之作必作于通读是书反复沉潜作者本意之后。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著录之书与存目之书《提要》之所以屡屡有误，皆多出于无暇从容研究书中内容之故，又加之总统其事者并非易学家，且力尊汉学而轻视宋代以来之理学，其误则在所不免。以今日之易学研究成果来看，宋代以来易学著作之《提要》，实在有重新撰写之必要。 附录：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经部易类十篇提要 易类一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周易正义十卷 魏王弼 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疏 要之辩证是书《提要》以顾夷与顾悦之为一人之误。又引用大量文献资料考证《提要》所谓“至颐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说与史实不合。曰：“逮及贞观时颖达作疏，众说之废已三百年，郑学之微亦数十年矣。今顾以诸家之废绝，尽归咎于《正义》之行，此特侈口而谈，聊以快意，而未考史实之言也”。 周易集解十七卷 唐李鼎祚撰 要之辩证是书《提要》谓李鼎祚“始末未详”说。引刘毓崧《通义堂集》跋说，考李鼎祚为四川资州磐石县人，唐玄宗时召为左拾遗，代宗时献《周易集解》。曰：“《提要》以为始末未详者，固由未见《舆地纪胜》，然于《元和郡县志》等书，亦未引证，则未免太疏略矣”。又引马国翰《目耕帖》“然则卢氏者，卢景裕也”之说，以补《提要》谓卢氏“《隋志》已佚其名”之注。 易类二 总目卷二 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 宋刘牧撰 引《四库全书总目》于此谓“今考《道藏目录》，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而于彼又言《道藏目录》收入刘牧《易数钩隐图》，本旧入易类，无从以为道家者。要之辩证四库馆臣前后二说之不一。曰：“夫图书之学出于道家，原有明徵，不必引此为证。如谓收入《道藏》即为出于道家，则执一羽流之言，可以定古今学术乎？恐转不足服牧之心矣。” 易类三 总目卷三 易变体义十二卷 宋都洁撰 引陆心源《仪顾堂题跋》总叙《易变体义》出处，较是书《提要》为详。《易变体义》本十六卷，今本十二卷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录出。曰：“于末又不著卷数，皆非也。” 淙山读周易记二十一卷 宋方实孙撰 引《仪顾堂题跋》之记，辨正《提要》“实孙不知何许人”及“以布衣入史局”之说，知方实孙乃福建莆田人，字端仲，庆元五年进士。曰：“此篇即取材于《后村集》一百单七卷《方实孙经史说跋》，乃含混不加说明，亦可怪也。” 周易集说四十卷 宋俞琰撰 要之辨《提要》所谓琰“生宝佑初”之误。引明代卢熊《苏州府志》之记，曰：“考自宋理宗宝佑元年至元成宗元贞元年，裁四十四年，不得云年七十，卢《志》误矣。《万姓统谱》卷十二云：‘俞琰字玉吾，吴人，宝佑间以词赋称。’则非生于宝佑初也。” 周易象义十六卷 宋丁易东撰 谓“瞿镛藏有宋刻残本”，案曰：“《四库》本所阙《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既济》、《未济》彖传注，《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象传注及《系辞》上‘彖也者，言乎其得失’至‘各指其所也’之注，宋本皆全”，“惟《四库》本《豫》、《随》、《无妄》经注之阙也，瞿氏宋本亦阙，则终无可考焉”。 易类五 总目卷五 周易象旨决录七卷 明熊过撰 要是引《后汉书》赵歧本传及注，明“决录”之义，而辨《提要》“盖定本之谓”说之非。曰：“是则《决录》之决，犹决嫌疑之决，谓决断其贤愚善否而录之，使有定论耳，非谓定本也。《提要》不知赵歧《自序》尚存，乃谓决录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解为‘定本’，可谓不考之甚也。” 易类存目一 总目卷七 方舟易说二卷 宋李石撰 要之辨《提要》谓李石“本名知几”之误。《提要》说本出《老学庵笔记》，而“放翁亦莫得而详矣”。又引宋李心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记“李知几豪迈”一条，谓其与《提要》所引《资州志》“互有详略”，辨之曰：“然方志出于后人之手，多不可信，当先引宋人书。舍《朝野杂记》而引《资州志》，非也。” 易类存目三 总目卷九 易论 无卷数 国朝徐善撰 要之引诸家之说，证徐善字敬可。辨明《提要》谓徐善与徐敬可“惟名有异，未知为一人二人”之疑。 后记 撰写此书之意，缘起于拜读台湾黄沛荣先生《近十年来海峡两岸易学研究的比较》 （载《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一文而有感。笔者步易学研究之正道，避免游谈无根、误入歧途之险。 承蒙北京师范大学郑万耕教授提供《四库提要辩证》一书， 得以参照余嘉锡前辈之“经部易类” 提要辩证。为铭感谢之情，此记。 郭 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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