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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贤堂 西亭 “诗无达诂”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其意思是说，诗没有确切的训诂或解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赋诗言志，喜欢断章取义，引用“诗”语来言“我”之志，就象我们今天运用成语一样。这里讲的“诗”，是专指《诗经》；志，是自己想要说的“意”。各人想要说的意不同，不同人所引用的同一句诗，其义也就因人而异了；甚至同一人引用同一句诗，在不同场合，对于不同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董仲舒等汉代学者认为，古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事过境迁，后人不必忠于原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应用，随心解释，因而提出了“诗无达诂”的释诗观点。 后代学者，从文学欣赏存在审美差异的角度，把“诗无达诂”这一专指诠释《诗》的方法，进一步深化为诗词的一种审美原则，超越了单纯的训诂文字、诠释词语的范围，其核心意义是：读者不仅要看到语言文字与事物之间有形的直接联系，更要认清其中的那种无形的本质联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有形的直接联系，或许可以“达诂”，而那些语言文字之外的无形的本质联系，往往正是引起读者心灵振荡的因素，犹如水月镜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古往今来的不朽诗篇，不仅能训诂文字，牵合事实，具备有形之美；而且，更可使读者根据作品提供的意象，凭借自身的学养和经验去驰骋想象，获得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艺术再造，感受多彩多姿的无形之美。因此，“诗无达诂”理论，一方面向读者提供了诗词不必“达诂”的诠释原则，另一方面向作者提出了诗词无须“达诂”的创作原则。 一、“诗无达诂”是由诗的表现手法决定的 诗的产生将近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后人对诗进行了研究以后认为，诗词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唐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是告诉我们，诗是由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而写成的风雅颂三种体裁。 赋是铺陈的意思，是对事物的直接陈述。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以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的事物来比隐晦抽象的事理，提供给读者去理解和想象。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先写一个事物引起某种思想感情，放在开头，引起发端，称为起兴；用这个事物，寄托某种思想感情，称为托兴。为什么说赋比兴这三种表现手法决定了“诗无达诂”呢？ （一）比 郑玄在注《周礼·春官·大师》中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这是说，在诗的创作过程中，因为不方便直说，所以用比。这里讲的比，应是就表现手法而言的，而不是就修辞手法而言的。比，作为表现手法时，是被运用到诗的整体，这时的作品，表面看似赋笔，其实是比体，如“咏物诗”、部分“闺怨诗”就是这样。比作为修辞手法时，是被运用到诗的局部，目的是为了更加生动形象、浅近直观、简洁鲜明地说明一种事物，被称为比喻，具体还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博喻、扩喻、缩喻、互喻、曲喻、反喻等等。运用比的表现手法的诗，解诗时就会出现以下难题： 一是作者究竟要“斥言”什么（本体），往往不告诉读者，只能由读者自己去辨析。当时人或许还能会意，时过境迁的后世之人，就很难分辨作者在什么背景下、想说什么事、诗旨是什么。 二是作者为达到“斥言”之目的，究竟要选取什么事物（喻体）来比。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是说喻体是可由作者信手拈来，“取类不常”。“取类不常”的比体诗，读者要从中追溯作者本意，那就更加难以猜度了。 三是喻有多边，诗中可能只取一端，至于取哪一端，只能由读者去想象了。钱钟书在《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中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著眼因殊，指因而旨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 综上所述，比体诗要想“达诂”，还原作者本意，是非常之难的。 （二）兴 郑众说“兴者托事于物”，意思是兴是通过物来寄托。郑玄在注《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兴是诗人看到美好的德行，为避免被人说其媚谀，将意寄托在事物之中颂扬。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谕”。“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是讲引起情思的是以物之某种特性；“比显而兴隐哉”，与比相较，兴这种比拟更加隐微；“兴则环譬以托谕”，兴在有的时候，为了引起某种情思，可能需要借用几个暗比来引起它。刘勰还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兴这种托谕，含蓄婉转，所取引起情思的“称名”（如“草木鸟兽”）可能很小，但取其意义（如“关睢”是“义取其贞”）却很大。朱熹在《诗经集传·关睢》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是由他物引起所要吟咏的内容，“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总之，兴是由一个事物引起某种思想感情，具有发端的作用，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或借景寓情，因事起兴；所以称为起兴。 从要素上看，兴要有“他物”和“所咏之辞”两个方面。从关联看，起兴之物与所咏之辞之间，既有相关联的，也有关联不紧密的，甚至还有无关联的；而有关联的之中，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起兴之物与所咏之辞之间，既有兴中含比，也有兴中不含比。从效果看，兴具有触发联想、渲染气氛、调动情绪的作用。从起兴之物看，既可以是自然物象，也可以是典故人事。从运用看，既有用在开头处（兴起），也有用在结尾处（兴结），还有开头结尾都用到的（兴起兴结）。随着兴的表现手法的发展，有光写引起之物，而不写所咏之辞的。由此可见，“兴”的表现手法要比“比”的表现手法更为曲折幽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更为耐人寻味，因而也更为难解，“达诂”更加不易。 一是兴的发端“取义”居多，比的喻体“取象”居多，取义更为广泛，可以是自然界的“草木鸟兽”等等，可以是典故，还可以是人事情感；并且，发端既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兴”比“比”更为捉摸不定。 二是兴的发端与情思之间没有相互阐发的关键词（不象比在喻体与本体之间有比喻词联结）；并且，同一发端，引起的情思有无限多样性，只有对照发端与所咏之词，才有可能猜测到作者起兴的真实原因。 三是兴的发端与引起的情思之间，关联程度可以紧密，也可以松散，甚至于看不出关联；因而，更为曲折幽隐，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 况且，比兴表现手法常常错综使用，兴中含比，比兴之间很难分辨。刘勰认为“比显而兴隐”，比是明比，兴是暗比，是以比拟方式的明暗来区分。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写草木鸟兽为了表达用意的，都属于兴，是以引起主旨与否来分辨。皎然《诗式》则认为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用形象说明的是比，用意义说明的是兴，是以取物象义来区分。叶嘉莹认为“比是由心及物，兴是由物及心”，是按情志发端于心物来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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