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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读经风气的形成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才逐渐形成。正如钱大昕所说： 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附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明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宋、元、明时代学者不喜古学而好自抒己见，及至清初顾炎武等大儒力排纯主观的王学，开拓了客观性科学研究的学风。阮元对此评论道：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惟以空言高论，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易极矣。中叶以后，学者渐务于难，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 阮元以自己多年切身经验总结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清代学者惩明季士大夫“空谈心性”之弊，针对宋、明学人治学的缺陷与不足，痛定思痛，崇尚实学，转而经营务实之风。 乾嘉学者以读经研史为能事，这与清廷统治者的提倡密切相关。清高宗登基之后，向地方大力推布经史，提倡实学。乾隆元年（1736）三月十三日，清廷下令，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府州县，三月二十四日，颁发官修诸经说于太学。乾隆九年（1744）八月，清廷再度提倡科举士子讲求经学，提出“务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不得专重《四书》文而忽经义”，这是因为乾隆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乾隆四年（1739）八月十六日金坛贡生蒋振生依石经式，手书十三经正文，为清廷奖励，给国子监学正职衔。乾隆十二年三月六日，鉴于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清廷重刻《十三经注疏》，高宗撰序，号召学人“笃志研经，敦崇实学”，认为这样才能“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经过政府提倡，学风有了极大改变。章学诚论述道： 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此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其真能者，故若力农之逢年矣。而风气所开，进取之士，耻言举业。 清代学者中，钱大昕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江永专心《十三经注疏》，而于《三礼》功尤深。王念孙八岁读《十三经》毕。嘉庆四年十月下旬，臧庸将友人严元照赠宋本《尔雅》在广东付梓，呼吁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近日读经之士，多思重雕十三部注疏，而未见有发轫者。盖因资费浩繁，善本亦难一时具得。”李诚甚至一人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或如周春著《十三经音略》十三卷。学林趋于实学，一方面是国家提倡号召确实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行为。因为太平盛世，人心向学，但国家取材有限，所以许多学者只好耗精神于经典之中，既可获名，又能顺应国家嘉奖，未尝不是最佳选择。正是在官学与私学共同努力之下才造成了清代经学之盛。 清代考据学兴盛后，学者依据《十三经注疏》中保存的汉儒注释来探求经传旨意，是学者治经的基本途径。清代扬州学者较早关注《十三经注疏》。乾隆四十六年（1781），焦循购得《十三经注疏》，价格昂贵，得阅不易。阮元作为汉学的“护法神”，从多方面推进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他在嘉庆六年（1801）担任浙江巡抚时，在诂经精舍给生员出题《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今《诂经精舍文集》卷六收有相关论题的论文五篇。另外，阮元延聘段玉裁、顾广圻等人校勘《十三经注疏》，后来完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于江西巡抚任职时开始刊刻《十三经注疏》，此即南昌府学刊本。仪征刘氏家族继承了乡先贤重视《十三经》的做法。刘文淇抄写《毛诗正义》，作《左传旧疏考正》及《尚书序传疏大意》，可见其钻研《十三经注疏》用力之深。刘文淇在《左传旧疏考正》序提到年已二十，方才读《毛诗疏》，“后乃得《十三经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这就是扬州研究《十三经》风气之盛才能如此，否则以刘氏家境，根本无力购买。其著作《左传旧疏考正》条举《左传正义》中的义疏，证明是出自刘炫《述义》。其子刘毓崧著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尚书旧疏考正》、《周易旧疏考正》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其它未见。据能见二书，可见其研究方法和目的都与刘文淇相同。其孙刘寿曾比较《十三经注疏》中各家优劣得失，作《十三经注疏优劣考》一文。虽然时间跨度达到百余年，但可见乾嘉学者重视经书的研习，而治学门径亦可由此窥视一二。及至其曾孙刘师培将清代汉学分为阶段：怀疑——征实——丛缀——虚诬。刘氏家学兴起于嘉庆、道光之际，介于“征实派”与“丛缀派”之间，而后刘氏子弟处“丛缀”学风下笃守“征实”之代表。刘师培对此阶段考据特色论述道： 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一曰据守，二曰校雠，三曰摭拾，四曰涉猎，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然所得至微！ 清代学者如顾炎武、惠栋、马宗琏等对杜预的《左传集解》在考证方面的疏失进行了纠正补充，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述》辑佚汉儒诸说，并对杜注说解予以驳斥。而沈钦韩则更是对杜预做法痛心疾首。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论述清初《春秋》学特色及《左传》学兴起过程，他认为顺康之交，说《春秋》者仍然仿效宋代学者喜空谈的治经方法；及至毛奇龄才以经文为纲，但是没有家法。惠士奇、顾栋高体例都不严密。治《左传》者自顾炎武作《杜解集正》开风气之先，其后朱鹤龄、惠栋、沈彤、洪亮吉、马宗琏、梁履绳等都纠正杜注，引申贾、服之绪言。清初至康熙年间，大致兼宗三传，以义例论述为主；雍正及乾隆初，则风气逐渐转变，《左传》渐兴；嘉庆晚期，《公羊》学渐被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从而兴盛。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不取唐宋以后学者论述，而依据汉、魏经说，其后学者多取法。重视汉注，贾逵、服虔等汉代经说，成为清中叶学者研究《左传》之主要方式。 二 清人治经方法可以概括为家法说、以小学治经、以史地校勘作为辅助以及博通众经方能通一经。 （一） 治经重家法 王鸣盛认为“学问之道，首识字，次穷经，次考史。然史学不必有所专主，而字学、经学则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夫说经之必有所专主，此汉经师所谓家法。”治学内容或有不同，但治经必要有所宗主，而这个宗主就是家法。在《春秋内传古注》序中，他进一步对家法进行论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何谓家法？经者，夫子之所修，而七十子传之。递相接受，以及于汉儒，必定从一家以名其学，故谓之家法也”。汉代经学所谓家法，也就是师弟传授，专守一家之学的态度。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家法是在师法基础上分出来的。皮锡瑞认为：“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易》先有施、孟、梁丘三师，而后施家分出张、彭、之学，孟家分出翟、孟、白之学，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勿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治经碻守汉师家法，不入元、明人谰言者，实始于乾隆时，分塴树帜，则有东吴、皖南两派。经学之所以如此重视家法，这是因为“三传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倘将参而取焉，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适，所废者反一传之独得”。（孔广森《公羊通义》）刘氏治经，首重家法，《春秋》三传相异者必申明《左传》之特色。此一传统亦清儒遵循汉儒（东汉）治经门径而作也。 正如阮元所说：“夫汉人治经，首重家法，家法亦称师法，前汉多言师法，后汉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义疏，惟《易》、《书》、《左氏》为后起者所夺，其余家法未尝亡也。自有破樊篱者，而家法亡矣。”之所以要重视汉儒家法，那是因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正是为了探求经典的真意，他们才要求得汉儒之义。如果不尊家法则本义不可求。经学本有今古之歧，所以必须明确家法才能避免杂说混淆。如顾炎武、钱大昕、阮元等皆主张“用汉儒家法以治史”，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顾广圻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若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如果没有家法，那就会不知如何下手。因为家法沦亡，那么就需要众多学者去考证，去辑佚。嘉庆元年（1796）五月，阮元为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撰序，表彰段氏业绩，力主“训诂必宗汉人”。即使一些思想比较解放的学者对于家法也不敢违背，象金榜治《礼》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尝援《郑志》答赵商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曰：“斯言也，敢以为治经之大法。故郑义所未衷者必纠正之，于郑氏家法不敢诬也。”所以仪征刘氏研究《左传》，注重家法，也是大势所趋。 在一定程度上说，家法并非孤陋之习，而是为了确定范围，在众多的经义中确定取舍。家法与经学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近代学者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书中云： 世尊乾嘉诸儒者，以其以汉儒之家法治经学也。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廿二史劄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如惠栋《易汉学》之类），或明一师之家法（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之类），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如江永《仪礼释例》，凌廷勘《礼经释例》之类），或著专例（如任大椿《弁服释例》之类），或为总图（如张惠言《仪礼图》之类），或为专图（如戴震《考工记图》、阮元《车制图考》之类），或专释一事（如沈彤《周官禄田考》、王王鸣盛《周礼军赋说》、胡匡衷《仪礼释宫》之类），或博考诸制（如金鹗《求古禄礼说》、程瑶田《通艺录》之类），皆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派标举公羊义例（如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凌曙《公羊礼说》之类），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犹不待言。 这就指明所谓家法其实就是为了“区畛域”，这样就可明白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各自的特色。至于治经成就，在经学家看来当然是经，而后人以泛史观识之，亦未尝不可。仪征刘氏欲为《左传》恢复《旧注》，并且予以疏证，他所取也多是汉人之注，唐以后不采，而且决不敢以《公羊》《谷梁》之说掺入，也就是严格遵循家法。 （二） 以小学为梯航 家法只是方向，而以小学治经才是其具体手段。清代乾嘉学术大家形成一致认识，欲通经学必先通小学。惠栋认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因为圣人的思想记录在五经之中，而其传授最初是口耳相传，即使著录在竹帛之上仍然需要训诂才能确切明白。汉儒谨遵家法，所以汉诂近于圣人作经之意。那么要求得经义，自然由求得确切训诂开始。“不识古训则不能通六义之文，而求其意，欲识古训，当于年代相近者求之。”乾隆十四年戴震著《尔雅文字考》十卷初成，主张“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这是因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认为“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余萧客著的《古经解钩沉》撰序，阐发由训诂以通经，通经以明道的治学主张，因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王念孙为段玉裁《说文解字读》撰序，重申“训诂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这也就是说，清儒相信义理完全可以在经文训诂中得到，“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从小学作起，认为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桂馥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钱大昕致钱大昭信谓：“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欲穷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穷经之道，必先识字；识字之要，又在审音”刘师培也有继承扬州学者的认识，1907年他在《字诠自序》一文中说： 察来之用，首恃藏往，舍睹往轨，奚知来辙?《小戴·礼运》历举饮食、宫室诸端，由后溯前，以昭递嬗。吾谓：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间，欲阐发厥隐，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假借之故，三也。 清代学者都能以小学作为治经的手段。他们认识到小学训诂对于经义理解的重要性，而且为了切近原典本义，所以他们主张尽量用汉人训诂而这思维发展的极端也就是“惟汉是从”，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考据学有时就显得固执而琐碎。 清代承学之士，咸以小学为治经入手而从事于考证。臧琳导夫先路，惠栋以汉学名家，戴震尤其显者，其后王念孙、段玉裁专以小学名家，然小学通而精力已竭，无暇于经学义理。这正是当时许多经学家所担心的。小学与经学的关系当应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能因为手段而忽略了目的。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语言学独立出来，而经学多作其研究材料，这也是“婢作夫人”吧。 （三） 以史地校勘作为辅助 在清代乾嘉学者中，大都以“读书必先校书”为原则，一时涌现了许多精于校勘的专家。如卢文弢、顾千里遇书即校，遍及四部，博涉一派，专精一派。刘氏经学与校雠相提并论，“其校雠经籍，思误是适，则顾氏涧薲流也。”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用《册府元龟》，这是因为《册府元龟》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昫、薛居正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元龟》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元龟》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可以校史，亦可以据以补史也。《册府元龟》常见，比《太平御览》多一倍。《御览》每条注明出处，便于引据。到乾隆中四库馆辑《五代史》用《永乐大典》而辅以《册府元龟》，遂引起注意。卷七《舆地纪胜校勘记序》：凡地志在《纪胜》之前者，如《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舆地广记之类》，实《纪胜》所本。在《纪胜》之后者，如《方舆胜览》多沿袭《纪胜》之说；《一统志》、《方舆纪要》，每引用《纪胜》之文。其详略异同，足资校订。以及史传、说部、诗文集，可以补脱正讹者，并为条举胪陈。其未有显据者，则存以待考，亦疑事无质之义尓。 仪征刘氏学人治学之余多为人校雠书籍，所以他们校勘学也自有一套。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八《王氏船山丛书校勘记自序》提出要忠实原稿，刘寿曾《传雅堂文集》卷一《北堂书钞校雠商例答蒯礼卿》提出分次校书。卷五《校刻汉书凡例》提出活校，材料采取涸泽而渔的原则。南桂馨认为刘师培的学问“一切以校勘为基，惟其援证博而推阐精，遂能使古书坚城悉破。”刘师培曾论清代校雠家曰： 卢抱经好改古书，自命择善而从，其实专取文从字顺。俞荫甫可谓聪悟绝人，然展一卷于案上，自以其学问审定之。前人已有之佳校，不屑一问也。其校语佳者，往往与前人雷同。……校雠之善者，莫如顾千里。然琐碎已甚，不能举大义。高邮所以不可及者，在其虽凭平生学问，又具诸本异同也。申叔既交绝于同盟，铤而走投端幕。端氏多善本书，申叔相从入都，所见益富，校雠益广。 刘氏家族作为书香门第，自己还有不少藏书，喜好金石，这也有助于刘氏治经。刘寿曾《寄示苍儿》诗中有“万卷楹书留尔读”，万卷之说或有夸张，但刘氏家藏书籍甚多，亦是事实。《文献家通考》记有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有其明兰格抄本《钦明大狱录》二卷，缪跋云：“世间传本绝少，此本仪征刘恭甫寿曾旧藏，亦罕觏之秘籍也。汪宗沂手跋曰：同学仪征刘恭甫家多藏书，以癸酉秋得《钦明大狱录》二卷于金陵书市，定为明人抄本，因以见示余。”《婴闇题跋》有一条：“《说苑》二十卷影印，刘申叔藏宋刻本。”跋云：“邓秋枚实影印作留真谱者，与拜经楼所藏同一刻本，兹取置卷首，以见宋本之面目。……”这都可见刘氏藏书应该不少，其中不乏精善之物。1853年刘文淇于邵伯市获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旧拓本，撰《汉延熹西岳华山碑旧拓本跋》。刘毓崧携其所藏《西岳华山庙碑》见示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评论：“在世所传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长垣本，宋漫堂、成亲王等所递藏，后归刘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榭山及范氏天一阁所递藏，后归阮文达者也；一、华阴本。王史、朱笥河山所递藏，后归梁茞林者也。刘氏本，则其父文淇孟瞻于扬州市肆得之，久不称于世，亦可宝也。” 钱大昭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主，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这就表明在传统乾嘉学者意识中经史泾渭分明，不可跨雷池一步。因为《左传》自身特点与刘氏精通史籍的原因，刘氏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却往往以史证经。 （四）欲通一经必先通群经 王昶在致汪中的信中主张读经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速成，他认为“通五经实所以通一经，孔孟谓博学要归反约。”“今之学者，当督以先熟一经，再读注疏而熟之，然后读他经，且读他经注疏，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经之义，务使首尾贯串，无一字一义之不明不贯。习一经再习他经亦如之，庶几圣贤循循慥慥之至意。若于每经中举数条，每注疏中举数十条，抵掌掉舌，以侈渊浩，以资谈柄，是躐等速成，夸奇炫博，欺人之学，古人必不取矣。”万斯大学精《春秋》、《三礼》，治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通诸经以通一经”，意即以诸经异同互较，详略互补，透过比较发明经义。清初学者提出“以经释经”，以本经文为主，将儒说暂置勿问等等，在方法上运用了历史的观点，有系统地依照时代先后将经和传注区别开来，提出以“经”为主要、以后世儒说为次要的观念。这样做，至少比较不容易陷入历代传注儒说是是非非的重围，较诸前人，方法上实较为严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所以刘文淇而立之年开始读经，在《诗》、《书》、《左传》等方面颇有研究，而他们家要为《五经》旧疏一一考证，也可以证明他们的通儒之学。尤其是刘师培，经学著作二十多部，对于《左传》、《周礼》等深入研究，真正践行通群经而通《左传》了。 三 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论清代学术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王先生简要地将清代学术划分为三个阶段，而且将其特点概括为“大”、“精”、“新”，同时认为嘉庆与道光时期是中后期清学分界点。从这一界点开始，清王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史革新认为： 从嘉道年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是传统儒学的主流学派——汉宋学——继续延绵，并不断调整其内部结构，以应付所面临的危机及内外挑战的时期。在此期间，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程朱理学乘汉学衰落之机一度出现短暂的“复兴”，汉宋学关系发生了从“鼎峙”到“合流”的走向。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到清朝垮台的十余年，是中国传统儒学走向衰落和发生新转变的时期。科举制被废除，《四书》《五经》遭受冷落，再加上西学和今文经学的冲击，使汉宋学旧日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章太炎、刘师培等新一代汉学家在学术研究显示出的新趋向，反映了传统汉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变化。 史先生分析近代局势，又将嘉庆之后的传统儒学划分为延续期和转变期。纵观清代学术，嘉道时期恰如午后之日，极盛之后渐趋衰落，终出新变。 为标榜文治，扩大统治基础，清统治者倡导汉学主要措施有：访求图书、编纂图书、政策偏向与提倡导向。康熙、乾隆都深知稽古右文、访求图书的重要性，多次下诏求书。文化建设方面表现在编书，有清一代编纂的各类图书中，以《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最为有名，影响最巨。乾隆特许士子入阁抄阅，从而使得江浙三阁（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杭州文澜）成为事实上的图书积聚传播中心，不仅起到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的作用，而且大大促进了清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乾隆皇帝明确肯定“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的汉学“有所发明，有裨实用”，并利用注经编书的机会，延揽大批汉学人才，给予特殊的恩宠和优厚的禄位。与此同时，还在政策措施上予以扶持，在号召“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中，加重经史考据内容，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学者吸收到各级官吏队伍中来，使汉学迅速走向庙堂，上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嘉庆之后，汉学依靠历史运动惯性的作用，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学术优势。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刊于1829年，收入从清初至嘉道期间的经学，考据学著作173种，凡1408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重建文化秩序，复兴“古学”为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同光时期的汉学出现了恢复性发展的局面。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苏学政王先谦仿阮元《皇清经解》体例编辑成《皇清经解续编》，主要汇集乾嘉以后数十年间汉学研究成果，收录书籍209种，凡1430卷，在书籍种类、卷数上均超过阮氏所编《经解》。另外，从配享文庙的先儒也可以显示当时学术风尚，汉代的河间献王刘德在光绪三年从祀文庙，受到政府赏识，这也可以看出政府提倡“实事求是”的学习风气。另外，晚清汉学的学者阵容也很可观，学术造诣深厚、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不断涌现，苦力支撑着已处颓势的传统汉学殿堂。其中佼佼者有：陈奂、陈乔枞、马瑞辰、刘文淇、刘毓崧、朱骏声、陈澧、郑珍、莫友芝、苗夔、丁晏、王筠、张文虎、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王先谦等。王先谦对于晚清汉学的成就颇为称道： 道光间，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荟萃国朝学人撰著，刊于粤东，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鬯昭代之儒风，导后进以绳矩，优优棣棣，观者美焉。今距粤东刻经之日，踰六十年，中间寇难迭兴，烽警相望，而率土人士，内函贞固之气，外炳文明之姿，枕席可安，弦诵不辍，纂述之盛，视承平时亦无多让。 乾嘉时期，考据学派已经“群众化”，从事人员众多多，风向所趋，正如梁启超所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学界对于乾嘉学术的形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往往从负面意义上强调清朝统治者笼络与镇压两手文化政策策略，而往往忽略执政者在倡导考据学时为改变社会风气所作的积极的考虑。清高宗在谕旨中多次提及经学有助于敦化世风：乾隆元年（1736）四月二十七日，高宗命广布官修经书，定生员加试经解，其理由是“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人才多则俗化茂。”三年（1738）十月二十二日，高宗颁谕，敦促士子“究心经学”，他认为“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录。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祗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十年（1745）四月二十六日，高宗策试各省贡士，以“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相号召。十四年（1749）十一月，高宗颁谕，称“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经学者”。十九年（1754）四月二十六日，高宗策试各省贡士，倡言整饬文风、学风，“以明经术而端士习”。二十五年（1760）殿试重申经学之重要。四十四年（1779）八月三日高祖颁谕，指斥一时文风士气，号召“沉潜经义”。四十五年（1780）五月十日高宗指出“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希望士子发抒“经世之略”。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重申整饬文风、士风。四十九年（1784）四月二十六日，高宗命题，于泰和殿策试天下贡士，制曰：“夫致用在乎通经”。清仁宗继续乃父的政策，在嘉庆元年（1796）二月二日颁谕，斥责地方乡试命题失当，表示将一如其父，“敦尚经义，崇实黜华”。这些谕旨表明清朝统治者认为“通经”和“致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最根本一点就在于能敦化世风。 清初学术界酝酿的强调读书，注重实际，讲求经世致用的崭新学风，在乾嘉时期逐渐转向朴实的考经证史的途径。在国家倡导经学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汉学由此确立并日益得到学者认同。明末学林于天理心性之争没有肯定答案，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论已经山穷水尽，所以只好回向原始经典，取证于经书。正如当初郑玄将经学作为纯学术研究并使其独立一样，清代经学家以往学以经世的理想难以实现，另外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国家法规的健全，也不再需要以经治国，因此学者的理想由经世致用转变为经明行修。也就是说，乾嘉学者所具有的学术理想与汉人援经治世不同，他们在康乾盛世的环境中，只求经义之明，品行之修了。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学者本身，他们都已经不再相信经学能像以往那样“经世致用”，白衣卿相。但是他们都重视经学的态度——朴素之学，面对当时许多假道学和游谈无根之学，这一学风明显影响到社会风气，那么要改变就要提倡一种求真务实的学风。这也就是清廷提倡汉学的原因。这与宋学倡导的人伦道德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是表现形式，并不如后来学者认为的那样二者相悖。汉学与宋学在当时并不处于同一层面，而是各有指向。惠栋、戴震所实践的古文经学与政治的距离使得政府可以放心的提倡。这一点政府比学者更为清醒，反而是学者自己将二者拧在一块纠缠不休。其实说到底，清政府希望当时学者能够为当时社会风气树立良好的风范，要在既定的程朱理学的伦理形态下造就朴实的民风，这就是所谓的经明行修。以往经学者的责任是发明微言大义，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微言大义”。学者没有了论政的权利，政府也不需要不希望他们论政，所以他们走向朴学。以往是经世致用，用在政治，而今是经明行修，经之用在品行。 章太炎在评价清儒时说： 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通雅。……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 其中多以考据学者为论述对象。正是因为现实政治不允许他们议政，所以他们只有训诂文字，考证典章了，由此产生了学术专业化的趋向。但是因为这种学术专业化与儒家经世理想相背，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治高压，所以是一种扭曲的学术专业化。汉学及其实证方法从未如宋学一样，广泛影响科举考试。因此，音韵、训诂造诣不仅无助于举业成功，甚至会产生妨碍作用。李慈铭在读刘文淇给朋友们写的传记与墓志之后就发有感叹，说：“所记皆一时朴学，而毕生坎廪。”“区区科名，世上小儿如拾地芥，而经师宿儒，穷老尽气，不能一遇。”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说： 汉学因与以宋学为基础的正统儒学对立，至多处于科举考试的边缘位置，其支持者往往被排斥于朝廷之外，考据学发展的结果是儒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汉学凭借士绅阶层提供的广泛赞助，赢得并维持他们在江南学术共同体的位置，捍卫小学考证的特殊意义。 刘文淇周围的一些汉学大家大都是没有功名的穷书生，以游幕授徒为生，即是印证。刘氏家族从刘文淇二十岁接触《十三经注疏》（1820年）以来，直到刘师培逝世（1919年），在百余年的治学历程中，刘氏家族始终没有脱离汉学家法，沉浸于典籍的研究，与政治较少接触，走出了一条学术专业化道路。他们不仅学术功底扎实，而且积极参与地方行政与慈善事业，真正作到了“经明行修”了。 乾嘉学者虽然不废科考之事，但并不像唐人那样热衷功名，而是互相砥砺学术，以求进步为目的。他们不仅是学术文化的宣传者，也是道德精神的倡导与实践者，甚至是地方行政力量的依赖。清朝，特别是19世纪中晚期的“地方精英”可能不仅仅属于士绅阶层；但士绅阶层的人却一定是“地方精英”。士绅阶层由缙绅与绅衿两部分人组成。缙绅指在职、非在职的官员；绅衿指有功名而未仕之人。这样一个阶层，在基层社会成为各系列组织的领袖，保证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统治的实现，确保基层社会在尊礼守法、完粮纳税、安民缉盗、防卫治安、文教卫生、民俗教化、水利仓储、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正常运行。在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对立统一体现为双层统治的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官僚流转制培育出来、具有双层身份的士绅阶层发挥着上下连接的作用。刘氏家族属于下层士。下层士包括拥有低级功名的绅衿和屡试不售的读书人。多数绅衿继续读书应考或作幕僚，向仕途努力；另一些绅衿成为地方保甲、宗族、乡族的头面人物，办理地方事务。下层士最普遍的生计是作塾师或到富人家中课子弟，生活清苦。然而正是这些学人以其纯朴的学风影响了社会风气。 章太炎认为：“诸学皆可以训致躬行。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侥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困幅寡尤之士也。”从方法论意义上称乾嘉学术为考据学虽无不可，但若考虑其精神风貌，将其称为朴学当更为恰当，因为这一学者群体在治学上普遍表现出淳朴、朴实的气质。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洪榜撰戴震《行状》成，携戴遗孤中立往谒朱筠，求撰墓志铭。朱筠称：“状中所载《答彭进士书》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朱筠大指大略有三：“其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其所立说不得复有异同，疑于缘隙奋笔，加以酿嘲，夺彼与此。其一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诂，乃不可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其一或谓儒生可勉而为，圣贤不可学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残，谓是渊渊闻道知德，曾无溢美，必有过辞。”不论洪榜如何辩论，朱筠论旨乃在于程朱思想作为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它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甚至是不可以讨论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学者只能在度数与训诂中求详、求精，对于伦理道德与政治方略是不许置喙的。也正是因为首先设置了程朱等圣贤的神圣而崇高的地位，所以读书人只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 仪征刘氏自文淇开创儒学门庭之后，严格遵循朱筠的论旨，行为世范，经求家法，对于义理多不涉及。他们不仅侍亲恭敬，家庭和睦，而且对于乡邑慈善事业尽力支持，对于节妇列女加以宣扬；治经遵守家法，不敢跃雷池一步，所以三代人兀兀穷年，欲图恢复《左传》旧注本来面目，对于其实是非价值却极少考虑。刘氏第三代学人名字取恭、良、谦、诚，亦反映了刘家的道德趋向仍然以宋明以来的理学规范为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走的是知识主义的道路，这是盛世下平庸的反映。 只有到了刘师培才完全抛弃了朱筠的论旨，他不仅颠覆了满清的政治指导思想，而且运用《春秋》夷夏观念欲图驱逐满族，进行民族革命，进而宣扬无政府主义，提倡绝对平等的社会，虽然其中充满幼稚的乌托邦思想，但他对未来的设想完全不以圣贤为依据，而是以近现代民主观念指导，从而开启了现代学术与思想。正如历史对朱筠结论的反讽一样，学术史记住戴震的考据功夫之外，学林更重视他的义理思想。当初许多大学者对于刘师培没能完成家传《左传》学深表遗憾，可是学界对于他的民族革命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载入了史册；虽然他后来对于早年学术与思想有所后悔，认为自己得意之作在于《左传》和三礼，但是他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学术史学著作与政论标榜上了时代的光辉。刘师培他亲手总结了乾嘉学风，开启了现代学术的走向。可惜天不假年，在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他就遽然逝世。他象流星一样，用一个惊叹号给他的家族学术旅程断句。 四 面临盛衰转换，新旧交替，中外冲突所带来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清代学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盛极一时的汉学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经世呼声日益高涨。正如章学诚所说：“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汉学的发展是以牺牲经世致用为代价的，与最初顾炎武因厌倦元明清谈性理而反求之经的价值取向是相背的。顾炎武认为文章须有益于天下，那么就要“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则通过爬梳整理古文献对原儒宗旨的追求，甚至将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训诂、考据之学置于价值理性之前。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是汉学高峰的延续，虽然他们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接近或达到了经书字义训释的真实，也由此而阐发了某些思想，但一方面缺少系统，一方面远离现实。他们所做的是恢复远古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作到了学术专业化，但没有直接解决当前的需要。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背景下，汉学也就面临着尴尬与挑战。 即使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期，就有诸多学者对其价值取向提出不满意见，像袁枚、程晋芳、章学诚、翁方纲等都从文学、考据、史学等不同方面对汉学提出了看法，从而出现了“非考据学对考据学的挑战”。程晋芳认为当时学者“繁琐章句，至老死不休。”姚鼐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弊与！”嘉道之际,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李慈铭这样论述当时学界风气：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渝矣。道光以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 汉学阵营学者如段玉裁、焦循等都认识到汉学弊端。段转述戴震学术宗旨时以轿夫比喻六书、九数等事，而义理则是轿中人。在总结自己生平学术时，自谓生平：“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焦循治学则“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径称“经学”。阮元则汉宋兼采，主张“崇宋学之道性，而以汉儒经义实之。” 学界认为，道咸以后，汉学至于衰落的原因有：一、汉学以提倡一个“实”字而昌盛，以不能贯彻这一“实”字而衰落；二、尊古疑古倾向最终导致今文经学占据上风，续而古史辨一派出现，逐层加剧，汉学的根本不复存在；三、汉学为承平之学，咸丰、同治年间儒经焚毁，造成很大损失。究其实质，考据学在阮元以后从兴盛走向衰微的原因与时代要求与学人传统的心理定位密切相关，亦即孔子以来“经世致用”的思想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而学术专业化的趋向也就宣告停止。 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一向为读书人所关注。刘师培着力提倡国粹，而国粹派学者大都认为学术为立国之本：“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学术救国”每每推到历史前台。18世纪中叶以后，清廷渐呈衰落征兆，政治困境导致学术与政治结缘日益亲密。社会变动在即，讲求经世，善于应变的今文经学于沉潜千年之后一朝复兴，成为显学。其倡始者，首推庄存与。与同时代的苏州、扬州学者相比，庄存与不太注意文献考证问题，而重视《春秋》隐含的“微言大义”。庄存与的保守观点可谓经学、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政治阐述三者综合的产物，体现出他和清朝国家正统学说在思想上的一致立场。汉学对古文尚书（伪）的威胁，就是对科举考试规程包含的士绅官僚共识的威胁。庄存与关心的不仅是小学研究，而是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面临嘉道年间清政权日见衰败的困境，面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逼中国的危机，刘逢禄借助《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大声疾呼从上层统治者开始采取应对措施。 嘉道以后，龚、魏等渐渐脱离《公羊》学传统的路径，他们把《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纳于“政治一途”。清代学者钱大昕这样分析儒家学术与政治密切的关系： 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 刘师培在《习斋学案序》纵观学政结合的学术史道： 昔西汉中叶，经生蔚起，以《禹贡》行水，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代谏书，虽缘饰经术，谀媚时君，似若无取。然政学合一，即此可窥。自宋儒区分体用，政学以歧，讲学之儒，渐舍事实功。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一章中说：“后之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周（予同）先生以为：“今文学者，尊崇孔子，以为他怀抱着伟大的政治思想……但不论时代，不论地域，以他主观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应用来拯救现世，这不是很危险吗？”周先生的批评可谓的当。汉学诸大家探求文献之真难以解决现实困境，因此很多学者纷纷从经学中挖掘改革或革命理论，让经学为其学说服务。章太炎与刘师培等与康、梁之辨虽然主张不同，但是论争方法都是从古代寻求立说依据，都是以学论政的思维模式。 正如当初顾炎武将大明江山的灭亡归于明代学人高谈讲学一样，也有人将清代的没落腐败归于清代学者。戊戌政变之后，湖南苏舆把地方乡绅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攻击维新派德文字编成《翼教丛编》，叶德辉惊呼公羊学、维新理论的传播引起“举国若狂”，他在一封信中说： 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况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改制之圣人，余知其必不出于此。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惑我湘人。……大抵公羊之学便于孔疏。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亦正蹈斯病。生已盗名，而欲使天下后世共趋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与！……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 叶氏作为汉学代表，难以接受维新思潮，但他忽略了许多政府官员和边疆大吏不关注国计民生，反而在旧籍中寻求一个的心安理得，对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毫不关心。所以晚清贺熙龄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批评汉学家：“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擘绩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同卷《唐镜海四砭斋文存序》：“夫学术至今日而益裂矣。其高焉者，空谈心性，而不求诸实用；其卑焉者，溺于训诂考据，斫斫于一名一物之微；又其下者，剽窃词章，以图幸进；而皆置身心于不问。故其出而临民也，鲁莽灭裂，以利禄为心，而民物不被其泽。”当然这个责任不能由知识分子承担。无论是古文经学家还是今文学者，他们都有济世情怀。这是长期以来儒家道德教化所致，学而优则仕，学术与政治搅在一起，学术与科学技术没有独立地位。学者并不能担起所有的社会任务，而应该是“恺撒的事归恺撒，上帝的事归上帝”。 章太炎从史学观念对经学进行了全新解释： 《慎子》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庄生亦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志者，史官所记当世徽号，谓书契图象之属矣。事亦从史，而义为记徽。《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义者，《春秋》凡例，掌在史官，而仲尼以退吏私受其法，似若盗取，又疑于侵官。此其言“罪”言“窃”所由也。……自《春秋》作，十二公始有叙次，事尽首尾，以年月相衔，归之隐括，而文无殆疑，故曰“经世”。经世者，犹云世纪编年矣。……始作《春秋》凡例者，必宣王时太史官也。……故《传》亦兼仲尼作也。……且孔子作《春秋》，本以和布当世事状，寄文于鲁，其实主道齐桓、晋文五霸之事。五伯之事，散在本国乘载，非鲁史所能具。为是博征诸书，贯穿其文，以形于《传》，谓之属辞比事。（属辞比事谓一事而涉数国者，各国皆记其一端，至《春秋传》乃排比整齐。犹司马《通鉴》比辑诸史纪传表志之事同为一篇，此为属辞比事。自非良史，则端绪纷然，首尾横绝，故《春秋》之失乱矣。）……《春秋》作，史道兴。 在这个基础上，他否定了通经致用的观念： 且旧章诚不可与永守，政不骤革，斟酌古今，未有不借资于史。先汉之史，则谁乎？其惟姬周旧典，见于六籍者。故虽言“通经致用”，未害也。迁、固承流，而继事者相次十有余家。法契之变，善败之数，则多矣。犹言“通经致用”，则不与知六籍本意。章炳麟曰：仲尼，良史也。……夫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辫发，削左衽。 刘文淇以礼治左是承继戴震以来否定宋代的理学，尤其是凌廷勘的“以礼代理”的思想，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而到刘师培则将它用于社会实践，妄图援古经世，实行过去的无治的政治模式。这就导致了他的悲剧。刘师培《国粹学报》三周年写祝辞，其中反对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作用，刘氏似乎认识到过分强调学术经世反而给一些学者进行政治投机提供了借口。从1907年初开始，他逐步转变文风，较少运用西方进化原理和社会学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而是把精力放在诸子校释和经学沿流的整理方面。 1919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文中首先强调要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学术，要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继而提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他甚至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优秀的民族必须有一批专注于学术研究的人群，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郭院林, 焦霓. 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以刘师培家族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 2011(3):2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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