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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阮元被任命为浙江学政，学政这个官职听起来不高大，但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无论学政有着怎样的品级，他在任职期间都可与总督、巡抚平级，即此可见，清政府对科考选才是何等的看重。学政一任三年，都是由文化人来任此职，因此能够当上学政，在那个时代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阮元是位大学问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校勘学极其兴盛，阮元以他那超强的能力，对乾嘉学术，尤其是古文经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侯外庐就这样评价他：“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想的角色。”这句话更多的是说阮元出版了大量的经学著作，据统计，总计有三千多卷，而其中的《经籍纂诂》则有106卷之多。对于这部大书的编纂，阮元在27岁时就已着手，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未能完成此书。其实这部书也是总结性的著作，在他之前有许多大学者撰写了著作的训诂学著作，但这些著作散见于各种书中，那个时代又没有百度，很难因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通检，阮元觉得应该编这样一部书出来，人的编纂方式是“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之。”
显然，他编的这部书的体例太大了，开头容易，完结却很难，而今他当上了浙江学政，当地的一大帮文人也就团结在了他的身边。做这种通检通查之事，当然是人多力量大，于是阮元就从这些饱学之士中选出了三十多位，请他们共同来编纂《经籍纂诂》。这件事始于嘉庆二年。在阮元原稿的基础之上，这些人查检相关的著述，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编完了此书，速度之快超过了阮元的想象。其实他所请的这三十多位中有许多藏书家，比如海宁陈仲鱼等，这些人都为编辑《经籍纂诂》提供了许多的资料，对于这件事，臧庸所写的《经籍纂诂后续》中有如下说法：“少宗伯仪征阮公视学浙江，以经术倡迪士子，思治经必先通诂训，庶免凿空逃虚之病。而倚古以来，未有汇辑成书者。因遴拔经生若干人，分籍纂训，依韵归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分纂成。更选其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
其实在编《经籍纂诂》的同时，阮元也在编另外一部书，那就是《畴人传》，这部书在历史上也很重要。不知什么原因，中国古代对科技的重视程度较差，针对这种情况，阮元想编一部自然科学家的传记，这部书内收录了中国从上古到清代总共243位科学家的传记，另外还收有外国科学家37人，比如有哥白尼等等，即此可见，阮元有着颇为广阔的胸怀，这部书也是阮元的众多弟子编辑而成者。
这两部著作完成之后，阮元已满了他的三年学政任期，于是回京述职，然而他却又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又一次回到了杭州。巡抚属于地方大员，当然比做学政多了很多的实权，再次回到杭州让阮元很高兴，他觉得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在教育出版方面的理想，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当初编辑《经籍纂诂》的地方，那就是西湖边的白沙堤行宫之东，他自己掏钱在此修建了一片房屋，并且在这里建成了一个书院，并给这个书院起名为“诂经精舍”。
对于此事，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说：“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而勖新知也。”即此可知，诂经精舍就是建立在前几年他请人编辑《经籍纂诂》的原处。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知道，当年他请人编书时竟然动用了50间房，这么说来，当时编辑《经籍纂诂》的人恐怕不止是历史上记录的那三十几位，在这里阮元解释了“诂经精舍”名称的来由。阮元也同样说“诂经”一词就是接续当年的编书之业。
关于这件事，张鉴的《雷塘庵主弟子记》中录有孙星衍的说法：“扬州阮云台先生以阁部督学两浙，试士兼用经古学，识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经籍纂诂》一书，以观唐以前经诂之会通。及由少司农巡抚兹土，遂于西湖之阳立诂经精舍，祠祀汉儒许叔重、郑康成，禀给诸生于上舍，延王少司冠昶及星衍为之主讲，佐抚部授经学于经舍焉。”阮元对诂经精舍的建立很看重，他请到的教师都是那个时代很有名气的学者，比王昶、孙星衍等等。
尤为重要者，阮元建立的诂经精舍不是培养考试性人才，他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想培养出一批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古代的书院到了元明之后，虽然也有做学问者，但大多数是为了一定的实用，而阮元想恢复宋代书院的那种讲学风气，张崟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说：“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充其中，专肆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
实践证明，阮元的努力没有白费，诂经精舍最终培养出了一大批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为汉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陈居渊在《焦循阮元评传》一书中说：“……但是这些书院虽然有重古学的倾向，但是仅仅是增加了讲习的内容而已，整个书院还是安于旧习，变化不大。直到阮元的诂经精舍，才真正敢于力矫积习，提出摒弃宋学恢复汉学的理想，为培养青年汉学家设立专门机构。”
嘉庆四年，《经籍纂诂》刷版发行，到了第二年，诂经精舍建成，阮元就将编纂《经籍纂诂》的大多数学者全部转入诂经精舍之中，其中有著名学者四十多位，故而宋巧燕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一书中称：“概而言之，诂经精舍是阮元在编纂《经籍纂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诂经精舍除了刊刻几部大书之外，是否还有自己的藏书呢？
后期的记载较为详细，而阮元主持诂经精舍的时代却未见史料记载此事，故宋巧燕猜测称：“阮元非常重视杭州的藏书建设，对他自己捐俸建立的诂经精舍，也应该是厚爱有加。诂经精舍是在阮元聚焦众学者编辑《经籍纂诂》的旧址上建成，《经籍纂诂》是众学者汇集十三经和唐以前的史、子、集部中重要著作的旧注以及汉晋以来的各种字书共约一百余种而成，修书时，应该是购置了数量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书籍。诂经精舍是阮元在修书原址上建成，精舍应该也继承了修书时所购置的这些图书。”
我觉得宋巧燕的猜测颇有道理，因为编辑《经籍纂诂》需要有大量的书籍做参考，所以那里如果没有数量众多的藏本，编这部书几乎不可能。道光年间，黄鸣杰所撰《诂经精舍移建三祠碑记》中的说法印证了宋巧燕的判断：“颜曰诂经，庋置群籍，偕郡人士讲贯其中。”黄鸣杰明确地说诂经精舍内藏有一批书籍，但可惜没有说出具体的书名及数量。相比较而言，诂经精舍还是以刊刻书籍更为出名。
嘉庆六年，阮元想编辑一部更为有价值的大书，那就是重新校勘《十三经注疏》。我们多次提到经学是中国学术界，甚至是思想界的主干，因此，对十三经的修订历来是官学和私学均极为看重的一件大事。然而在宋代之前，十三经的经和书都各自单行，到了南宋绍熙年间才有了合刻本，而后几经翻刻，使得《十三经注疏》有了不少的错讹，因此阮元发誓要搞出一部新的《十三经注疏》来，并且要写出校勘记。而后，阮元请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校勘家集于诂经精舍来校这部著名的大书，段玉裁在《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中称：“（阮元）集诸名士，授简西湖诂经精舍中，令详其异同，钞撮会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燃烛，定其是非”，当时顾千里也参与了此事。因为校勘方法的不同，阮元跟段玉裁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黄丕烈作为调解人想平息此事，但没想到却产生了更大的误会，为此顾千里与其绝交，这其中的故事待到顾千里一文时再细聊吧。
总之，阮元动用了一批学者，历时五年将《十三经注疏》彻底地梳理了一遍，但不知什么原因，《十三经注疏》和校勘记当时并没有在诂经精舍刊刻出来。嘉庆二十年，阮元任江西巡抚，他在诂经精舍校稿的基础之上又组织了一批学者，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该书重校一过，于嘉庆二十一年末刻成《十三经注疏》416卷，同时也刊刻出了校勘记，使得该书成为《十三经注疏》体系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将诂经精舍烧毁。同治五年，江西布政使蒋益澧个人出资重建诂经精舍，并且聘请著名学者谭献出任诂经精舍的监院，同时蒋益澧还购买了一千三百册书藏于诂经精舍内，这件事在谭献的日记中有记载：“蒋芗泉布政买书弆精舍，凡千三百册。诸生能读，经史具在，欲为通儒，何待搜奇访秘哉！”关于这件事，谭献在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条：“二月初二日，蒋方伯来。方伯买四部书存诂经精舍，欲予禀设工役典守。”从这句话可以推断诂经精舍当时的藏书恐怕不仅仅是这一千三百册，因为蒋益澧还准备聘请专人来管理这些藏书，即此可以推断，重建的诂经精舍当年的藏书量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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