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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艳丹 内容摘要:《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约在乾隆中期传入中国,颇得乾嘉学者的重视。但在阮元翻刻此书之前,乾嘉学者大多只能通过借抄的方式了解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高邮王氏旧藏《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抄本、北平图书馆旧藏吴骞抄校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恰可作为考察乾隆中后期此书在学者们之间流传、阅读、研究的佳证。这两个抄本反映出乾嘉学者对《考文补遗》关注的不同面向,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前者为高邮王氏父子旧藏,留有钱坫跋语,可知钱坫在四库开馆后不久即抄出《考文补遗》;后者为吴骞出于校正经文的目的向鲍廷博借抄而得。而大约同时期,卢文弨、周广业等浙江学者皆曾借鲍氏此本校经,对《考文补遗》寄予莫大的关心。 关键词:《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高邮王氏 钱坫 吴骞 引 言 江户中期学者山井鼎著、荻生北溪等补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补遗》)享保刊本约在乾隆中期传入中国[1],很快获得学者的重视。乾隆二十六年(1761),翟灏经杭世骏向汪启淑借得享保刊本《考文补遗》,乃知海外尚有皇侃《论语义疏》的存在,之后十馀年间,传说于友人之间[2]。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定名曰《四库全书》。汪氏所藏此本《考文补遗》进呈四库全书馆[3],《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条[4]。有关《考文补遗》对乾嘉时期学者研究的影响,已有诸多讨论,但关注重点多集中在清儒对《考文补遗》的评价及对其校勘成果的吸收等方面[5]。有关《考文补遗》在不同群体的学者之间得到的关注与不同学者群的具体利用情况,则尚待阐明。 其实,在嘉庆二年(1797)六月阮元翻刻《考文补遗》之前,中国学者大多只能通过借抄的方式了解此书。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云:“元在京师仅见写本,及奉使浙江,见扬州江氏随月读书楼所藏,乃日本元版菭纸印本,携至杭州,校阅群经,颇多同异。”[6]阮元乾隆五十一年(1786)初入京师,乾隆五十八年出京,以其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尚“仅见写本”,足见当时享保刊本《考文补遗》在京中属稀见之书。随月读书楼即阮元舅祖江春的藏书楼,据说阮元是乾隆六十年冬在江春家见到享保刊本[7]。 大庭脩曾考察《考文补遗》享保刊本在中国流传的情况,指出在汪启淑、鲍廷博各自所藏享保刊本及阮元翻刻所据享保刊本之外,尚别有一系统,即莫伯骥藏高邮王氏父子旧藏写本[8]。今考高邮王氏父子旧藏《考文补遗》写本,其源头亦来自汪启淑进呈本。笔者管见所及,《考文补遗》除四库抄本之外,现存如下几种抄本[9]:其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高邮王氏旧藏抄本(以下简称“高邮王氏本”),即大庭氏所谓别一系统者;其二,北平图书馆旧藏吴骞乾隆五十三年(1788)校抄本(以下简称“吴骞校本”),赵万里撰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一“经部·群经总义类”、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卷一“经部·四书类”著录[10];其三,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藏清抄本(以下简称“台图本”);其四,秀水王相、沈知方递藏抄本,凡40 册,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经部”著录[11]。 以上四种抄本,以高邮王氏本、吴骞校本信息最为丰富,可以反映京中学者群与浙江学者群各自关心侧重的不同,是探讨《考文补遗》在乾嘉学者之间流传、阅读、研究的佳证。故而本文将重点考察此二本成立背景及各自特点,分析学者们在阮刻本尚未出现的年代对这两种抄本的利用,探究《考文补遗》在乾嘉时期各个维度的阅读史及接受史,由此管窥乾嘉以来学者们热情搜求海外佚书的学术风气。 一、高邮王氏本《考文补遗》的基本信息 表1 享保刊本、高邮王氏本分卷情况对照表 细检原本,并对照表1,不难发现此本有重新分册装订的痕迹:第三册外封墨书“三”,内封淡墨书“书经一之十二”;第五册外封墨书“五”;内封淡墨书“书经注疏十三之廿”;第七册外封墨书“七”,内封淡墨书“诗经注疏一之六”;第九册外封墨书“九”,内封淡墨书“诗经七之十五”;第十一册外封墨书“十一”,内封淡墨书“诗经注疏十六之廿”;第十三册外封墨书“十三”,内封淡墨书“左传一之廿”;第十五册外封墨书“十五”,内封淡墨书“左传注疏廿一之卅八”;第十七册外封墨书“十七”,内封淡墨书“左传注疏卅九之五十八”;第十九册外封墨书“十九”,内封淡墨书“礼记一之十”;第廿一册外封墨书“二十一”,内封淡墨书“礼记注疏第十一之十九”;第廿三册外封墨书“二十三”,内封淡墨书“礼记注疏廿之卅四”;第廿五册外封墨书“二十五”,内封淡墨书“礼记卅五之四十九”;第廿七册外封墨书“二十七”,内封淡墨书“礼记注五十之六十二”;第廿九册外封墨书“二十九”,内封墨书“论语一之十,及附孝经”;第三十一册外封墨书“三十一”,内封淡墨书“孟子考文卷一之十四”。此外,高邮王氏藏印均钤于奇数册卷首,可推测此本原先或分为16 册,后经重装,册数乃与刊本相同。 莫氏跋文洋洋洒洒,留心到该抄本卷首钤印系出高邮王氏父子,却未曾注意到第三十二册卷末的钱坫跋语: 是书叚宝善亭纂校官本以白金八两钞出,时癸巳十二月初九日献之记。 按,该跋语笔迹不同于钱坫一贯笔迹,或为过录[14]①。但乾隆三十八年(1773),钱坫曾向四库馆借抄汪启淑进呈本《考文补遗》,自无疑义。然而,高邮王氏本果真都出于“学人手笔”吗? 钱坫跋语中“以白金八两钞出”的记录已说明该抄本有抄工参与,细检此本笔迹,可知抄工并非如莫伯骥所称那般精善,以下略举数卷加以说明。 以上梳理可知,高邮王氏本虽错舛不在少数,但该本所据原本系汪启淑进呈本，且最早抄出之际有钱坫参与的痕迹。这个抄本的存在，作为四库开馆后《考文补遗》一书迅速为京中学者所识的明证，具有重要价值。 二、高邮王氏本《考文补遗》的流传与利用 高邮王氏本《考文补遗》为何会有钱坫曾经参与的痕迹，钱坫与高邮王氏父子的关系如何？这里提出以下几种假设：①此本原系钱坫抄出，后归高邮王氏父子所有；②此本为高邮王氏父子据钱坫抄本转抄。无论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钱坫在四库开馆后不久即抄出《考文补遗》，钱坫与高邮王氏父子都对《考文补遗》的价值相当重视。 首先考察钱坫抄出此本的背景。乾隆三十七（1772）年，二十七岁的钱坫入都依叔父钱大昕，其时著有《春秋解例》《篆隶异音考》[15]。同年冬，王念孙赴安徽太平府治所当涂县安徽学政朱筠署。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开馆，四库馆臣、京中士人纷纷抄录、校勘馆书，于一时学术风尚之养成意义甚大[16]。是年九月，朱筠以生员缺考造册错误案罢安徽学政，降调翰林院编修。十一月下旬，王念孙随朱筠抵京，寄居椒花吟舫，为其校书[17]。而钱坫亦于此时结识朱筠，从其游，并被延为上客[18]。既然是年十一月下旬王念孙方抵京中，那么王念孙应无可能参与抄写那部当年十二月九日即已功竣的《考文补遗》，故而最初的抄出之本无疑为钱坫拥有。 这段时期，钱坫与王念孙同属活跃于京中、投身《说文》研究的青年学者，浸润京中小学研究的风气[19]，彼此亦不乏交集。如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王念孙偕同张埙、钱坫、陈以纲、任大椿赴玉皇庙赏菊[20]。乾隆四十年秋以来，汪中、钱大昕、钱坫、王念孙论文字训诂甚详[21]。 前引钱坫跋语所云宝善亭位于翰林院后堂，乾隆三十八年于翰林院署置钦定四库全书馆，宝善亭成为校雠场所之一，主要工作在于校勘遗书[22]。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乾隆三十八年条”记录馆臣日常工作： 自癸巳春入院修书，时于翰林院署开四库全书馆，以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又院中旧贮《永乐大典》内，日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23] 在京短短数年，钱坫因精于小学、擅长篆书及有叔父照拂之故，已声名鹊起。乾隆三十八年秋，钱坫为翁方纲的书斋青棠书屋题写篆额，翁氏作赋赠答，赞美“钱郎劲笔无匹俦”，又以“方今图书萃四库，四方铅椠来谘诹。子如奋飞必有用，上者编蒇次校雠”[24]之语相激励，足知这一时期钱坫充分具备“叚宝善亭纂校官本以白金八两钞出”《考文补遗》的交游条件。应当注意的是，尽管钱坫借抄四库馆藏书籍之际很可能得到翁方纲等学者的帮助，但并不意味这一时期《考文补遗》已在北京学者群体内得到普遍的重视与利用。譬如翁方纲虽称颂“迩惟七经孟子挍，足利本杂明天崇”[25]，但他对《考文补遗》显然并不熟悉——这可以从他在《四库提要稿》中数千言抄缀凡例等要则、却潦草称其为“朝鲜板”的错误中得到明确判断[26]。毕竟当时京中汇集了极为丰富的书籍，抄出《考文补遗》只是众多抄书行为中的一例而已。 那么，钱坫在四库开馆后不久即从如许珍籍秘本中抄出《考文补遗》，足见对此本关心之切。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钱坫应甲午科顺天乡试，仅中副榜贡生，遂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出都，翁方纲、姚鼐等人皆撰序赠行[27]。乾隆四十年，钱坫著《论语后录》，其序作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称书有七例，考异本、校谬栞、钩佚说、补剩义、正旧注、采通论、存众说，多引《说文解字》《史记》《汉书》、熹平石经、开成石经互校，并采阎若璩、惠栋之说[28]。当中偶有录皇疏者，如卷四“夫子何哂由也”下云：“皇侃本夫子作吾子，云曾点呼孔子为吾子。”[29]《考文》之《论语》卷六“先进第十一”条下云：“曰夫子何哂由也，夫子作吾子。谨按：义疏云，曾点呼孔子为吾子也。”[30]《论语后录》卷四“年饑”下云：“郑康成饑作飢。”小字注：“日本本亦作飢。”[31]《考文》之《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条下云：“年饑用不足，饑用飢。”[32]《论语后录》卷五“好行小慧”下云：“郑康成曰：《鲁》读慧为惠，今从古。惠栋曰，《汉书》言昌邑王清狂不惠，义作慧。是慧与惠古通字。坫案，日本有古本《论语》，慧正作惠。”[33]《考文》之《论语》卷八“卫灵公第十五”条下云：“（古本）好行小慧，慧作惠，注同。”[34]此时皇侃《论语义疏》尚未传入中土[35]，以上各条正是钱坫参考《考文补遗》的确证。《论语后录》亦可窥钱坫的治学路径，即精于《说文》，由小学而经学，经史并重，以史证经。他抄写的《考文补遗》自然也诞生于这样的关心之下。 乾隆四十一年（1776），钱坫赴关中，入毕沅陕西巡抚幕。次年夏，入都应丁酉科顺天乡试。八月十九日京中学者宴于陶然亭，朱筠、翁方纲、程晋芳、孔继涵、王念孙、钱坫等皆同席，为一时盛会。可惜此番应试，钱坫依旧落榜，遂于九月仍归陕西毕沅幕，此后专注金石考订及收藏、编纂方志等，学术、交游活动由京中转向关中[36]。也许他离京之际将《考文补遗》写本留在北京；若他离京之际带走此本，则高邮王氏本的转抄更可能在乾隆四十二年以前[37]。 那么，高邮王氏父子是否留有利用此本的信息？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国子监本《毛诗注疏》有朱彬识语云： 乾隆乙卯九月庚午，自打磨厂移寓悯忠寺，假伯申《七经孟子考文》校传、笺一过，至后一日粗毕。 十一月望后，覆校正义一过，晦日而毕。唯释文脱者甚多，未暇悉补，以有原本在故也。是书于《考文补遗》往往已经改正，馀异于宋板者每多挖补痕迹，盖刊木时不学者以私意妄改耳。日躔斗十度，记于京师法源寺之寓斋。郁甫朱彬。[38] 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夏间，朱彬来京，与友人王念孙第三度会面，学问深得其赞许[39]。此时阮刻本尚未出现，即阮元在京师“仅见写本”的年代。因此朱彬借来校书的，正是这部高邮王氏本《考文补遗》。 此外，高邮王氏本《考文补遗》第一册卷首还粘有王引之致朱彬书札一通（见图1），录文如下： 尊价来时，弟适在程君（时）[40]处，《通艺录》伊见在无之，唯索得《读书随笔》一部，兹奉上。旗匾银两尚未有日期也。此覆 《通艺录》为程瑶田所著；《读书随笔》一名《群经补义》，为江永所著。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九日，王引之参加乙卯恩科顺天乡试，九月榜发中式第十九名[41]，朱彬为大挑二等[42]。旗匾银两即发给新中式举人的银两，故此札系年当在该年九月之后，正是朱彬向王引之借取《考文补遗》校书之际。这封短札或许是朱彬在京校书期间夹入，还书之际留存其中。 以上可知，四库开馆之初，京中青年学者钱坫即抄出《考文补遗》，他同时期的著述中也偶见引用。不过钱坫这一时期的学问重心集中在文字、训诂、音韵领域，至少就其著述而言，《考文补遗》并未留下太多痕迹。 另一方面，王念孙与钱坫同龄，亦为同客京中的友人，被当时京中学界目为同好六书之人[43]，不论高邮王氏本是从钱坫处得到，还是转抄自钱坫藏本，都不为怪[44]。但在阮刻本诞生之前，王念孙并未在著述里留下利用《考文补遗》的痕迹，这与他其时研究重点是《说文》有关。因为《考文补遗》于保存海外经书方面的特长与《说文》并无多少关系，至多《尚书·古文考》一卷有所涉及。乾隆五十三年（1788）起，王念孙开始注释《广雅》，计十年为期[45]。《广雅疏证》固不乏引皇疏之处，但当时已有王亶望重刊本及乾隆五十二年武英殿本《论语集解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则多见引用《考文补遗》宋本、足利本信息，并载若干念孙考证意见。不过《经义述闻》先后经过三次刊刻，且经历了不断增补修改的过程，因此难以判断所引《考文补遗》具体为何本[46]。但可以肯定的是，王氏父子在阮刻本出现之前已拥有一部《考文补遗》写本，且《考文补遗》的学术价值受到他们的重视，是没有疑问的。 三、吴骞校本《考文补遗》的信息 如果说高邮王氏本的存在证明了四库开馆后京中学者对《考文补遗》的关心，那么因地利之便最早接触到此书的浙江学者们，对之又有怎样的关注？前文已指出，在阮元刊刻《考文补遗》之前，一般学者不容易得到享保刊本，而只能通过借抄的方式接触此书。素来热心校勘经籍，与卢文弨、陈鱣、黄丕烈等学者、藏书家往来极多的吴骞曾向友人鲍廷博借得享保刊本，并抄成节录本。吴寿旸辑《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条云： 钞本，十三册。先君子跋云：“《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三十有二卷，为日本西条侯掌书记山井鼎所辑。往武林汪君鹏既获彼国《古文孝经》及皇侃《论语义疏》以归，余友鲍君廷博次第刻入《丛书》，复得此本，惜卷帙稍繁，未有踵鲍君而梓之者。予从鲍君借观，就其所考经、注而钞之，疏则未暇也，故名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夫经籍去圣日远，阙文讹字，谬本实繁。赖古书流传海外，使学者犹得藉以考证其谬误而补订其阙失，岂不诚斯文一大幸哉！序称享保十一年丙午，为国朝康熙五年。凡例中又有永和纪号，则不可考矣。鼎字君彝，其署名上冠以山井，而物茂卿序又称为神生，殆神其姓，而山井乃氏，如东里南郭之比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日长至书于拜经楼。”[47] 据此可知，因时间所限，吴骞仅抄录经注部分的考证，故名《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48]。吴骞校本卷首即此乾隆五十三年序，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朱文方印[49]。随后是荻生徂徕《补遗叙》，是页钤吴骞“新坡/乡校”白文印。第三册《毛诗》卷首钤“吴骞/之印”（左朱右白）、“履泰/之印”（白文）。第七册《左传注疏》卷第四十二末有“兔床手校”朱文长方印。正文半叶九行，行廿字，格式与享保刊本接近，但舍疏文不录，故册数大大少于刊本。卷末不仅抄录刊记“享保辛亥六月穀旦梓毕”，还尽数收载享保刊本卷末“东都书林”之下承担刊刻任务的各家书肆名称，而该信息在高邮王氏本、台图本等处均被略去。 抄本卷端偶有吴骞墨书、朱书校语，录之如下： 1. 按享保十一年丙午为大清康熙五年。（《七经孟子考文叙》“享保十有一年丙午”上） 2. 嘉庆庚午五月，仲鱼从五柳居陶韫买南宋刻《毛诗》，毛传、郑笺及陆氏释文，每板二十行，每行二十四字，雕刻极精，皆前辈所未见者。其文与《七经孟子》所载闽宋板间有不同。如“莫或遑处”，“或”作“敢”；“奚其适归”，“奚”作“爰”之类，悉数之不能尽。真希世之珍也。（钤“槎”“客”白文连珠印）（第三册《毛诗注疏》卷首） 按，嘉庆十五年（1810）夏初，五柳居主人陶蕴辉归自都门，携有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一部，由陈鱣购得，黄丕烈曾向其借抄[50]。此外，吴骞还于《毛诗注疏》卷前空白处抄写“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卷第一”及陆德明衔名等，说明对此本卷首格式的关注，不过他对不同系统的《毛诗》未有更明晰的认识。 3. 宋本作“莫敢遑处”。（《毛诗注疏》卷一之四“殷其雷”条“莫或遑处莫下有敢字”上） 4. 周云本当作木。（《毛诗注疏》卷四之一《大车》“本之赤苗”上） 5. 自卷一至卷八乾隆丁未四月二十日校于海昌城水门舟次吴骞。（《毛诗注疏》卷八末） 6. 觩，周云觩当作觥。（《毛诗注疏》卷十四之二《桑扈》“兕觥其觩觩作觵注同”上） 7. 直当是悳字之讹耳。周云，直管以隔标出切，大短、徒短以本母出切，三翻相同，不必疑也。（《左传注疏》卷二十四宣公十七年“直字可疑”上） 按，周春《十三经音略》卷五《春秋三传》“断道之断宣十七年”下云：“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云，断，直管翻。谨按，直字可疑。臣往年校《经典释文》，而今无所记其然否。按《公羊传》作'音短，又大短翻’，《谷梁传》作'徒短翻，一音短’（以上山井氏元文）。案直澄管翻，隔标出切，与大定短、徒定短翻本母出切同，并音段，上声，无可疑也。一音短者，都端管翻，端上声。宜山井氏不知定澄，然亦可谓善疑矣。”[51]可知吴骞原本也与山井鼎意见相同，认为此处“直”字可疑，或为“悳”。后记录周春观点，认为此处“直管翻”以澄切定，即隔标切，故而直字无误。 8. 周云下“攅”字当改，本作“攢”。（《礼记注疏》卷八“天子之殡也至天子之礼也”条，“谨按”之“字书菆，祖官切，音攅。别作櫕、攅，并非”上） 按，京都大学藏山井鼎进献西条藩藩主写本、享保刊本的确均作“字书菆，祖官切，音攅。别作櫕、攅，并非”，而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刊本《十三经注疏》卷端校语知，山井氏最初笔记无误，作：“《字汇》：菆，祖官切，攢。别作櫕、攅，并非。” 9. 按今本“屏之远方”上原有“不变”二字。（《礼记注疏》卷十三“司徒修六礼至曰进士”条，“考异”之“屏之远方，上有不变王三字”上） 10. 《唐石经》同。（《礼记注疏》卷十九“其吉祭特牲至是谓阴献”条，“补遗”之“祭殇不举肺，无肺字，宋板、足利本同”上） 11. 与皇氏注合。骞疑此七字或后人因皇侃说而增存之，以备一说可耳。予所藏宋小字本《九经白文》有此句，与《考异》同，近本多无之，为诸友所赏。（《礼记注疏》卷十九“子夏问曰至吾弗知也”条，“考异”之“殷人既葬而致事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足利本同”上） 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有“九经白文”条，记吴骞跋文，可与此条互为参照：“右《九经白文》，乃宋麻沙本之佳者，盖明锡山秦氏刊本之所祖也。楮墨古雅，经卢抱经、鲍绿饮、黄荛圃诸公所赏鉴。其经文字句较时本间多不同，如《曾子问》'殷人既葬而致事’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句，殆宋人因皇氏之说而增之，与日本《七经孟子考文》所引古本相符。其馀字句，不及备载。”[52] 12. 《唐石经》同。（《礼记注疏》卷三十九“君子之听音”条，“补遗”之“铿锵而已矣作铿鎗而已也，宋板、足利本同”上） 13. 《唐石经》同。（《礼记注疏》卷四十四“君之丧子大夫”条，“考异”之“子大夫公子众士食粥，无众士二字，宋板、足利本同”上） 由这些校语可知，吴骞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二十日之前已从鲍廷博处借得享保刊本《考文补遗》，并抄录经注考异部分。是年四月二十日，校《毛诗注疏》卷一至卷八部分。次年夏至日作序。嘉庆十五年（1810）五月，陈鱣购入宋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后，吴骞又以《考文补遗》所录南宋建刻十行本《毛诗注疏》与之参照。4、6、7、8条称“周云”者，为转录友人周春观点[53]。10、12、13条提及与《唐石经》的对校，吴骞曾作《唐开成石经考》，知为其一贯关心之所在。嘉庆九年，黄丕烈得宋拓蜀石经《毛诗》残卷。陈鱣自黄氏得摹本一部，携示吴骞，吴“欣然赏之，遂作《考异》二卷”[54]。吴骞以汲古阁刊本为底本校蜀石经《毛诗》残卷，以唐开成石经、《考文补遗》参校，“因诵习之暇，为校其同异，附石经之末，以俟留心古训者”[55]。此外，吴骞曾藏汲古阁刊本《论语注疏》，以《考文补遗》手校，“均细书于行间，又录《论语集解序》于卷首”，乃存皇疏之旧[56]。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吴骞对这部节录本《考文补遗》的重视是长期的。 四、浙江学者群对《考文补遗》的关心 事实上，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从鲍廷博处借抄享保刊本《考文补遗》之前，吴骞至迟已于乾隆四十六年从商人汪鹏处获见《考文补遗》，并以当中所记《论语》古本信息与从鲍廷博处获见王亶望重刊本《论语义疏》校勘，乃知日本皇疏有数本，认为根本逊志刊本为“新镌之定本”，“《七经孟子考异补遗》卷帙既繁，未有踵鲍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同异，并平昔肄业所及，或闻诸师友谈说者，辑而录之，釐为十卷，曰《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掇拾补苴，无关著述，藏之家塾，以备童观可尔”[57]。《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并未刊版，仅有吴骞抄本及仓石武四郎、藤塚邻所作若干复制本存世[58]，卷首吴骞序作于乾隆四十六年仲秋。 而就在稍早前的乾隆四十四年，吴骞的忘年交卢文弨也从鲍廷博处初见《考文补遗》，此本亦为汪鹏自日本携归[59]。本文开篇已指出，乾隆二十六年，翟灏曾借得汪启淑藏享保刊《考文补遗》，乾隆三十八年此本进呈四库馆，那么鲍氏藏本显然是乾隆四十四年之前汪鹏新从海东带回。卢文弨感慨海外小邦犹有能读书者，此书的出现，正与其三十年来欲校经书之误的志趣相合[60]。他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二日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详叙此间旨趣： 此书余从友人鲍以文借得之，犹以其古本、宋本之误不能尽加别裁，而各本并误者虽有正误、谨案诸条，亦复不能详备，又其先后位置之间颇费寻检，因欲取其是者别为一书。庚子入京师，又见吾乡沈萩园先生所进《十三经正字》，则凡讹误之处多所改正，其不可知者亦著其疑，又凡所引经传脱误处皆据本文正之，此出自中国儒者之手，又过其书远甚；然所见旧本，反不逮彼国之多，故此书卒不可弃置也。余欲两取其长，凡其未是处则删去之，不使徒秽简编。然今年余已六十有五矣，未知此志能竟成否。聊书于此，以见余之亦有志乎此也。[61] 同年五月一日，卢文弨致友人吴翌凤札中亦提及校经事，再次感慨年老而不知其功可毕与否： 嘉善浦君名镗有《十三经注疏正字》一书，沈椒园先生更为校定，其嗣君送四库矣。有抄得之者，弟借阅之，其功良勤而犹有未到者，因与日本国之《考文》两书合订而参以愚管。《考文》则有古本、宋本及明代诸本，所见颇多，而文义则未能持择。《正字》于疑误处思索极精，而亦间有参错不考核处，且于宋刻未之见也。弟故综合为一，始成完书，惜乎老矣，仅成《易》《书》两种，余不知能卒功否耶？[62] 《过夏杂录》为周广业乾隆四十八年后所记,卷一“七经孟子异同”条称《考文补遗》凡例等已具载《四部寓眼录》,并摘录山井鼎的版本判断,“《左传》大抵与永怀堂同,《诗》篇题下有附释音三字,与正德本同,《礼记》大抵与陈皓集说本同”。因《考文补遗》卷帙浩繁,只选择经文尤异者,“以资博闻”。此外,“《论语》皇侃义疏、《古文孝经》中原并有刊本,故不复记。《论语》文异尤多,已另录”,“《孟子》异同已载《孟子四考》,兹亦不复述云”[67]。周广业《孟子四考》卷三《古注》开篇“章指”条下云,为求赵注原貌,先后得善本数种,“一为日本山井鼎所辑《七经孟子考文》及物观等《补遗》,亦即汲古注疏,而用古本、足利本逐一核对,条列异同”,“《考文》所录古本,间与宋本殊,似前于宋。足利本往往与小字本同,惜印用活板,时有差讹”[68]。《孟子四考》刊于乾隆六十年,最初撰于乾隆三十四、五年间,凡六七易稿,乾隆四十六年乃有定本,故其序作于是年。乾隆四十九年,周广业春闱下第,留京佐沈景熊校四库书者二年,其稿复得吉梦熊、翁方纲、吴省钦等在京学者意见。后广业南归,多得卢文弨指点。朱珪视学浙江时期,又常请教,并求得序及书后二篇[69]。由此可知,《过夏杂录》中提及《孟子四考》尚非最终定本,但当时周广业显然已见过《考文补遗》,并将校勘内容录入《孟子四考》稿。 由是可知,周广业从鲍廷博处借得《考文补遗》并完成辑录《孟子》赵注的工作,当不晚于乾隆四十八年,随后另录《论语》异文、《考文补遗·凡例》,虽认为山井鼎所用校本数量不足,但仍认为其中所记古本颇有价值,故拣选摘录若干条。 结 语 [1]考证《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成书经纬及传入中国始末的研究,以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支那学文薮》,东京弘文堂,1927 年)最称精详;有江侠庵译文,收入《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 年)。 [2]翟灏:《四书考异》“总考”三十二“前人考异本”, 无不宜斋乾隆三十四年(1769)序刊本,叶六。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条下注“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中华书局,1965 年,第275 页)。 [4]《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丙集,乾隆三十九年(1774)序刊本,叶十九。 [5]如陈东辉、王坤:《〈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之关系探微》,《国学学刊》2015 年第1 期,第42-58 页。 [6]阮元:《揅经室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43 页。 [7]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 年,第126 页。江春所藏此本或许来自浙江藏书家的介绍,因其与杭世骏等学者、藏书家往还极频。在江春《随月读书楼诗集》(嘉庆九年〔1804〕歙江氏康山草堂刊本)中可以看到江春所咏与杭世骏往来的诸多诗句,如卷一《送杭堇浦归杭州》《岁暮再送杭堇浦归杭州》等,如“满船书画堪遮眼,一水蒹葭直到门”之句正是二人书籍交流之证。 [8]大庭脩:《中国でなくなった書籍の逆輸出———佚存漢籍還流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35 卷,2002 年,第27-29 页。 [9]《考文补遗》抄本、节录本应不止此处罗列的这些,只是传世者未必有多部。李调元辑《函海》收入《考文补遗》之《尚书·古文考》,序云:“余家有日本山井鼎、讲官物观所著《七经孟子考文》写本,中有《尚书·古文考》一册,大抵采之金石隶篆各书有关于《尚书》者,纂而集之,分篇摘录,并注今文于下,诚异本也。余复据各书互相校订,庶以补各字书之未备云。”知李调元家亦有《考文补遗》写本一部,且他的关心在于《尚书·古文考》。此外,也需注意,享保刊《考文补遗》传入中国部数本就不多,且卷帙较繁,作为一部域外著述,未必有许多人积极传抄,因而也不宜将抄本数量想象得太多。 [10]赵万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3 年,叶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40 页。此抄本今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统一编号“平图000775-000787”。台图“古籍与特藏文献资源”已公开此本胶片,书号:1256。 [11]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上海世界书局排印本,1934 年,叶三)著录:“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王氏信芳阁藏书,有秀水王相印记,明旧钞本,书法精工无比,《易》十卷,《书》十八卷,《诗》二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廿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按,判为“明旧钞本”,误。此抄本曾现身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05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今不知何所。 [12]按,卷六十三,抄本误记作“卷六十五”。国图数字古籍卷六十二后有空白页,标记“缺63-64”,实非。 [13]莫伯骥著,曾贻芬点校:《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卷三,中华书局,2016 年,第163-165 页。 [14]对比同时期钱坫笔迹,皆与此处跋语有所差别。有研究指出,青年时期钱坫行书的特点是“其字形体扁短,横画较长,结体向左欹侧,饶具姿态,信手写来,颇有书卷之气”(莫家良:《钱坫书法四论》,《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2012 年,第35 页)。国图藏孔继涵、孔广栻父子校抄永乐大典本《春秋释例》(书号:A01141)有钱坫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七月间数条题识,的确都有“横画较长,结体向左欹侧”的一致特点,而此条跋语则笔力稍弱。此外,该时期钱坫多自署“钱坫”“嘉定钱坫”“坫”,也可作为过录的旁证。 [15]有关钱坫生平及著述情况，以陈鸿森、莫家良的一系列研究最称详备。陈鸿森：《钱坫遗文小集》，《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2010年，第253-275页；陈鸿森、潘妍艳：《钱坫事迹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53-59页；陈鸿森：《钱坫年谱》，《中国经学》第9辑，2012年，第109-166页；莫家良：《钱坫书法四论》，《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九卷第三期，2012年，第31-75页。 [16]有关四库开馆后私家抄录、校勘风气的盛况，可参考杨洪升：《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文献》2013年第1期，第56-75页。 [17]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2006年，第20-29页。 [18]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称：“坫字献之，少而颖敏，有过人之资。精于小学，游京师，朱笥河先生延为上客。”（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朱筠《笥河诗集》卷十二《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曰：“我涉江归此识君，派导群言窥一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39册，第631页）知钱坫得识朱筠乃在此际。 [19]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旧藏小字本〈说文解字〉源流考述——兼论旧椠〈说文解字〉在乾隆中后期京城学者圈的流传及影响》（《版本目录学研究》第9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22页）一文指出，乾隆中后期，京中形成了以朱筠椒花吟舫和翁方纲苏斋为核心的研讨金石、交流《说文》的学者圈。 [20]张埙：《九月廿六日同陈竹厂上舍、王怀祖孝廉、钱献之明经玉皇庙看菊，任子田祠部后至，孔荭谷农部未来》，《竹叶庵文集》卷八，乾隆四十三年序刊本，叶五至六。 [21]汪中《致刘端临书之三》云：“书契之始，有声音而后有语言，有语言而后有文字，故小学必自声音始，而形体训诂次之……自去秋别后，与钱辛楣学士及钱献之、王怀祖论此甚详。”（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第434页） [22]《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55-1056页。赵慎畛：《榆巢杂识》下卷“编纂《四库全书》”条，中华书局，2001年，第224页。亦可参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四库馆的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48页。 [23]翁方纲撰，英和校订：《复初斋诗集》卷末附《翁氏家事略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刊本，叶三十六至三十七。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翁氏家事略记》（书号：13252，叶三十六）字句略有出入。又翁方纲《四库全书纂校事略》（国图地方馆藏特色资源之山东图书馆复制南京图书馆稿本）所记亦可参考：“闰三月十八日到馆。五月初八日于宝善亭分看外省遗书，每人分廿四部。” [24]翁方纲：《篆秋草堂歌为钱献之赋》，《复初斋诗集》卷十一，清道光二十五年重刊本，叶二至三。这一时期钱坫自号“篆秋主人”，亦持有此印。 [25]翁方纲：《日本鎏金镜歌》，《复初斋诗集》卷六五，叶九。 [26]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附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25页。 [27]翁方纲：《送钱献之序》，《复初斋文集》卷十二，李彦章光绪四年（1878）校改本，叶十一至十二。姚鼐：《赠钱献之序》，《惜抱轩文集》卷七，《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111页。 [28]钱坫：《论语后录叙》，《论语后录》，嘉庆七年（1802）拥万堂刊本《钱氏四种》。 [29]钱坫：《论语后录》卷四，叶八。 [30]《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30册《论语》卷六，享保刊本，叶二。 [31]钱坫：《论语后录》卷四，叶十。 [32]《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30册《论语》卷六，叶六， [33]钱坫：《论语后录》卷五，叶五。 [34]《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30册《论语》卷八，叶十。 [35]乾隆四十三年，浙江商人汪鹏赴长崎贸易，带回根本逊志本《论语义疏》，交给浙江巡抚衙门。时任浙江巡抚王亶望于次年上专折进呈此书。后此书作为浙江采进本收入《四库全书》。有关皇侃《论语义疏》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流传、翻刻史，可参考刘玉才：《皇侃〈论语义疏〉流传之检讨》，《立命馆文学》第664号《芳村弘道教授退职纪念论集》，2018年，第385-396页。 [36]详参陈鸿森：《钱坫年谱》，第120-127页；莫家良：《钱坫书法四论》，第34-35页。 [37]转抄之本很可能不止一部，此处只是提出若干可能。 [38]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二册“毛诗注疏二十卷，明万历十七年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27-128页。 [39]《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21、第89-90页。 [40]“时”字旁注表示删改的卜煞符号。 [41]《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91页。 [42]朱为弼：《赠吏部尚书郁甫朱公墓志铭》，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三九，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排印，1932年，叶二十三。 [43]朱筠《笥河诗集》卷十二《送钱献之坫还嘉兴即题其篆秋书屋图》“何人目笑指六君”下注：“时呼好为六书者，翁覃谿、戴东原、陈竹厂、王怀祖、君及余为六君，盖嗤之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439册，第631页） [44]李宗焜编撰：《景印解说高邮王氏父子手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史料暨典籍系列之二，2000年，第267页）中有王念孙《书目》稿本，其中载有“七经孟子考文”。虽然该书目不知是藏书目还是参考书目，书写年代也不明，但王氏父子在乾隆中后期拥有一部抄自四库进呈本的《考文补遗》，并曾借给友人校书，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45]《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63-64页。 [46]《经义述闻》参考《考文补遗》所记，有引《古文尚书》者，如卷三《尚书上》“誓字古文”：“日本人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古文《甘誓》字作。引之谨按：以上诸体皆传写之讹也……其《七经孟子考文》所载《甘誓》古文作，则字之讹也。”（钱文忠等整理：《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94-95页）有引足利本者，如卷十五《礼记中》“夏后氏之鼓足”条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曰：足利本鼓足作足鼓。或曰，此释文正义无可考。但唐石本自作鼓足，未可辄改。家大人曰，足鼓，鼓名也。与楹鼓、县鼓文同一例。若云夏后氏之鼓足，则文不成义。”（同上，第369页）有引宋本者，如卷十七《春秋左传上》“具囿”：“《七经孟子考文》曰：宋板囿作圃……家大人曰，作具圃者是也。”（同上，第401页）。据张琦先生指点，此处所引第一条见诸《经义述闻》十五卷本（1816年刊），后两条见诸《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本（1827年刊），其时或已参考阮刻本《考文补遗》。 [47]吴寿旸著、郭立暄标点：《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48]国图藏吴之澄辑《拜经楼书目》（书号：15585，一册，卷首钤“沈韵/斋藏/书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抄本叶二十一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条，下注“二百六卷抄本”，云“旧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补遗，盖日本书也。其书成于康熙七年，以中国所刊诸本与其国古本参校，颇为详备”。台图藏逸园抄本《拜经楼书目》（书号：05007，钤“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玉垒山房”“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彊斋/行笈”“冯雄/印信”等）叶二十八亦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条，下注“十三本、钞本”。 [49]有关此抄本入藏北平图书馆的始末，今暂失考。 [50]陈鱣：《经籍跋文》“宋本毛诗跋”，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清刻本一卷，叶十至十一。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一经类“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二十卷（宋监本）”，广文书局影印“书目丛编”3，1967年，第57页。 [51]《十三经音略》卷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乾隆嘉庆间刊《周松霭遗书》本，叶五。 [52]《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第17-18页。 [53]吴骞与同邑学者周春过从甚密，据吴骞著，张昊苏、杨洪升整理《吴兔床日记》（凤凰出版社，2015年）统计，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间，有关二人往来论学的记录近二十条。 [54]陈鱣：《蜀石经毛诗考异序》，《蜀石经毛诗考异》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朱昌燕跋抄本（书号：06106）。 [55]吴骞：《蜀石经毛诗考异序》，《蜀石经毛诗考异》卷首。 [56]《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第18页。 [57]吴骞：乾隆四十六年《序》，《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吴骞稿本。 [58]1932年，藤塚邻在北京借伦明藏抄本以白棉纸精写一部，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所收即为藤塚邻抄本）。藤塚邻称吴骞此稿“极精细，可充分窥知吴骞苦心，是义疏研究最出色者”（藤塚邻：《论语总说》，弘文堂，1949年，第190页）。之后仓石武四郎借孙人和藏本誊写、复制数十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静嘉堂文库、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国士馆大学等处有藏。高桥均曾比较此二种抄本之别，并撰校勘记。高桥以仓石本卷首有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日某氏序，认为这是某氏过录吴骞稿本之年，故而仓石所据孙人和本并非吴骞自笔稿本云云。又以仓石本有初稿痕迹，藤塚本成立稍后，而以藤塚本为定本，以仓石本作校本（高桥均：《呉騫〈皇氏論語義疏参訂十巻〉について》，《东京外国语大学论集》第54号，1997年，第88-73页）。这是当日高桥因未见孙人和本原貌而作的错误推断。孙人和本即吴骞稿本，今藏哈佛燕京图书馆。卷首序为唐翰题所记，封面有唐氏识语，内有浮签，知此本为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唐氏以番银三饼又六角得于沪估书船，正文版心下有“拜经楼钞本”，确为吴骞手稿，并有周广业校语。顾廷龙谓唐“所得吴氏遗物为多，是拜经传人也”（顾廷龙：《安雅楼藏书目录跋》，《顾廷龙全集·文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今以京大文学部图书馆藏仓石本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对照，可知仓石本已尽力还原稿本面貌，稿本所附浮签亦一仍其旧。只是仓石本复制部数不多，向少有人利用。如今稿本电子图像既已公开，便不宜再满足于高桥氏的研究，应对吴骞此本重加考察。 [59]汪鹏《日本碎语》曰：“余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之士林焉。”（梁玉绳：《清白士集》卷二四《瞥记》七附载《日本碎语》，嘉庆五年〔1800〕序刊本，叶三十六）。梁玉绳题《日本碎语》曰：“吾杭汪翼沧贾于海外，著《日本碎语》一卷，亦云《袖海编》。”狩野直喜曾据汪鹏《袖海编》识语所署“乾隆甲申”及汪氏云“吾三到崎嶴”推断鲍廷博从汪鹏处得到《考文补遗》当不晚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并疑惑为何与鲍廷博关系极密的卢文弨直到十馀年后才见到此书（《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第202-203页）。松浦章利用中日档案文献，考证1772年至1780年，汪鹏曾作为船长七次抵达长崎，与《两浙輏轩录》（卷三四“汪鹏”条）记朱文藻跋汪鹏《里海编》“游日本垂二十年，岁一往还，未尝辍”相合，可知汪鹏曾连续多年往还于中日两国之间，携归的《考文补遗》应不止一部（松浦章：《浙江商人汪鵬と日本刻〈論語集解義疏〉》，《关西大学文学论集》，1995年，第387-407页）。而卢文弨从鲍廷博处第一次见到《考文补遗》，应该是鲍从汪鹏处得到不久，并非如狩野推测的隔了十多年。又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昭代丛书戊集均收入《袖海编》，但并无朱文藻跋。《里海编》今未见也，仅见《两浙輶轩录》提及（阮元辑：《两浙輶轩集》卷三四，嘉庆六年〔1801〕序刊本，叶十三）。 [60]卢文弨：《周易注疏辑正题辞》，《抱经堂文集》卷七，中华书局，1990年，第85-86页。 [61]《抱经堂文集》卷七，第87页。有关卢文弨对《十三经注疏正字》的关注，详见刘玉才：《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论略》，《王叔岷先生百岁冥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5月，第393-408页。 [62]李经国、马克编：《过云楼旧藏名贤书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464-467页。感谢友人陆蓓容先生赐知此札。按，此书整理者认为该函系“卢文弨致桑调元书札”，乃误。此札称是年正月后“弟到山西”，知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抵山西主讲三立书院事（柳诒徵：《卢抱经先生年谱》，《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年，第62页）。而桑调元已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况札中称“伊老学长兄”，自称“弟文弨”，亦不可能是对恩师兼岳父的称呼。《卢文弨全集》收录此信，题为《与吴翌凤书》（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0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0-242页），无误。 [63]陈鸿森考证，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吴骞与陈鱣同访卢文弨于江宁钟山讲舍，认为陈鱣之识抱经盖在此时；又云是年秋吴骞与陈鱣为武林之游，往返旬日（陈鸿森：《清儒陈鱣年谱》，《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1分，1993年，第149-215页）。按，这两件事当在同时，即吴骞与陈鱣并非是在江宁拜访卢文弨，而是在杭州拜访暂时归自江宁的抱经。《拜经楼诗集》卷二《喜卢弓父学士归自白下》二首，有“忽漫思亲回远棹”等句，知是年秋卢文弨自江宁暂归杭州；同卷附载卢文弨《酬槎客见投原韵》《一槎客招同人集湖舫即席》，有“与君相见非今日，千里神交即一堂”，“倦游归故里，孑然一身藏。有美延陵子，闻名夙所详。相距百里遥，引脰时彷徨。秋风吹七尺，迳来登我堂”，“更携颍川子，英英比圭章”等句（吴骞：《拜经楼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6页），知此番杭州之会确为卢文弨与吴骞、陈鱣的初次相见。。 [64]语见上海图书馆藏卢文弨致吴骞手札（收入《庞虚斋藏名贤手札》第六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446-1447页）。吴骞乾隆六十年所作《哭抱经学士》，有“空看箧里盟音在，肝胆轮囷照九秋”句，下注“今秋学士寄书，有誓言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之语”（《拜经楼诗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54册，第71页），即谓此信。 [65]陈鱣:《论语古训叙》,《论语古训》,乾隆六十年刊本。 [66]周广业:《四部寓眼录》,蟫隐庐排印本,1933 年,叶二十八至三十一。 [67]周广业:《过夏杂录》,周勋懋校抄本,国家图书馆藏(书号:A02792),叶三至九。 [68]周广业:《孟子四考》卷三《古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58 册,第103 页。 [69]周广业:《孟子四考跋》,《孟子四考》卷末,《续修四库全书》第158 册,第154 页。 [70]《吴兔床日记》,第15 页。 [71]萧穆:《敬孚类稿》卷八《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黄山书社,1992 年,第209-210 页。 [72]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1963 年第2 辑,第25-60 页。 [73]陈鱣、钱大昭、胡虔曾代阮元校《考文补遗》,陈奉兹《题说经图》,有“搜遗补前哲,校本包海隅。三君参其间,师友道不孤”之句,注云“阮公校刻日本人所撰《七经孟子考文》”(《敦拙堂诗集》卷十三,乾隆六十年刊本,叶十二至十三)。 [74]吴克勤:《礼记经文多误字脱字,可以唐石经、山井鼎诸书正之否》,阮元辑:《浙士解经录》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 辑第10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476-477 页。 [75]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渡边文库藏《外船赍来书目》享和元年(1801)酉一番外船“别段卖赍来书目”中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九十四部 四套”,“部”指部数,“套”即函数。94部之数比起《考文补遗》传入中国时的部数可称庞大。 [76]大庭脩编纂:《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第256 页。 [77]乾隆四十四年王鸣盛撰《尚书后案》已将《考文补遗》所记古注作为参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二《日本尚文》,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第6 册,中华书局,2010 年,第1357 页)。又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说录二》“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条略载此书信息(《嘉定王鸣盛全集》第7 册,第54 页)。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所见古书》云:“读《七经孟子考文》,云日本足利学所藏宋板五经注疏,《毛诗》、《春秋》二经稍劣,皆附陆氏《释文》。卷首题'附释音毛诗注疏’,与明正德本相似。”(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5 册,凤凰出版社,2016 年,第549 页) [78]藤塚邻:《论语总说》,第167-219 页。 [79]卢文弨:《重校关中新刻淮南子题辞》,《抱经堂文集》卷七,第88 页。 [80]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淮南内篇杂志》卷二、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153 册,第450、620 页。 [81]龚自珍:《与番舶求日本佚书书》,《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330-331 页。 [82]龚自珍:《城南席上谣,一名嘲十客谣,一名聒聒谣》,《龚自珍全集》,第465 页。 [83]水上雅晴:《近藤重藏と清代乾隆期の校讐学》,《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第117期,2005 年,第93-146 页。 [84]松崎慊堂《慊堂日历》“天保五年(1834)八月七日”条记录缩刻唐石经的计划及预算,“天保十四年正月四日”条记刻书功将竣(《日本艺林丛书》第11 卷,第729-730 页;《日本艺林丛书》第12 卷,第527 页)。刘玉才:《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虞万里主编:《七朝石经研究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年,第313-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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