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宝有约｜孙宏开：为濒危语言保驾护航60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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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介

绍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羌语简志》《独龙语简志》《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等，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中国的语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等，参与编写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等。

孙宏开先生60多年来潜心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调查研究过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新发现了15种少数民族语言，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孙宏开先生

Q

尊敬的孙先生，您好！多年来，您一直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也是最早推动、设计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称语保工程）的人员，请您谈谈在语保工程筹备阶段您所做的准备工作。

孙先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当时，国际上一些文章谈及拯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行动和重要性，联系中国实际，我也觉得必须重视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工作。我们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比较注重这个问题，当时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来准备叫“濒危语言”，但是，研究所中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应该任由这些语言自然消失，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没必要去抢救。后来改为“空白语言调查”，最后确定为“新发现语言调查”。后来组织了一批人开展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1997年开始出书，目前为止出版了近50本，所描述的语言都是处在濒危状态的语言。

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 “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会上，我和曹志耘教授就“濒危语言或方言的抢救和保护问题”各做了一个报告，这两篇文章后来发在2001年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分别是《关于濒危语言问题》（孙宏开）、《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曹志耘）。我另一篇文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2006）曾在首届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对中国语言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分析，主要是讲为什么要保护濒危民族语言、中国濒危语言的状况、活力等级及表现。此文后来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被翻译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网站上公布。

我之前对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语言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境内外大量藏缅语族语言的资料。

1994年我申请了“中国少数民族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项目；1997年主编了《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2006-2009年期间，应国家民委邀请，主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再版工作，共60种语言。此外，我还在做新发现语言的调查研究，原计划要写60本，现在约有50本已交稿。新发现语言不包括之前国家民委语言简志丛书的60种语言，绝大多数为濒危语言。2007年我主持编著了《中国的语言》，共搜集了129种语言，包括汉语。虽然只是对每一种语言进行简要概述，但我认真通读、修改了每一种语言的使用状况，最后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情况了解得比较具体。2003年和2011年，我两次参加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并建议另外制订《保护濒危语言公约》。

因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了解比较全面、认识比较深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始的阶段，曹志耘教授首先来找我一起做语保工作。

Q

您能详细谈一下筹备期间的预备工作吗？

孙先生：我记得当时我正在机场候机准备前往云南调查，曹志耘教授联系我，和我商量是否能将工作纳入国家计划，之后在确认教育部已批准做濒危语言保护后，曹志耘教授和我商量汉语方言和濒危语言的保护要怎样进行。回到北京后，我们又反复沟通讨论教育部启动语保工程的事情，当时还没有相关文件，只是口头上说要做语言保护抢救工作。我们之后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后来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开始组建团队，组织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一起来做语言保护工作。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称北语）主要是曹志耘教授带领的团队，有王莉宁、刘晓海等。这边主要是我、黄行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丁石庆、李锦芳等一些专家教授。

首先就是编写调查大纲，这个调查大纲是根据汉语方言调查的模式来做的，汉语方言的词表就1000多词，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表需要更多，后来定为3000词。100个句子也主要是根据汉语方言的语法特点而定，我当时说藏缅语100个句子远远不够，可能要1000个句子才能理清语法框架，后来根据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尤其是藏缅语的特点拟定了100个句子。

大纲编写完成后开始正式实施，此前，北语团队曾去多个民族地区做过综合调查，并做了一个框架，我们围绕这个框架就调查过程中怎么提问、怎么调查、怎么找发音合作人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提出了一些示范样板。随后，对将承担语保工程的课题组负责人进行了统一培训，第一批培训在北语，当时由王莉宁、刘晓海等人进行示范。

在语保工程筹备期间，对整个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如何开展，我提了很多建议。在做预备工作的时候，我主持了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大纲和语法调查手册的编写。向语保中心全盘提供了自己知道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

Q

语保工程启动后，您组织、参与和实施了哪些科学有效的工作呢？

孙先生：语保工程开始以后，我第一年就申请了濒危语言阿侬语的保护。2015年秋天，为了完成语保工程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项目，我们再次对这种语言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是我第 10 次对阿侬语进行调查。

语保工程开始后，因我对大多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都比较了解，在讨论将哪些点列入计划时，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语保中心，包括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心。每年的计划我都参与并提出具体意见，提供我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主要负责第一期语保工程濒危语言组的21个点，后来这21个点又要出濒危语言志。遗憾的是，在濒危语言志的审查阶段，我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之后的工作便让李大勤老师帮忙参加，包括商务印书馆的多次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我跟大勤老师经常交换意见，这些书已经定稿。

工程的质量方面，摄录的音视频要经过语保中心专家的严格检查才能入库。第一年由于是试点，需返工的课题比较多，但后期经过补录，重录后，最后所有语料都顺利入库了。

Q

您能详细谈一下在做阿侬语语保项目时的经历吗？这次较之前的调查有什么不同呢？

孙先生：我1960年首次接触阿侬语，之后又多次前往不断扩充调查的语料。2004年在国内出版了《阿侬语研究》，2009年出版了英文版《阿侬语语法》，这一版的内容更详细一些。此外还发表过《阿侬语——一个新语言》（英文）《阿侬语概况》《对一个正在衰亡语言的研究——阿侬语》（英文）、《阿侬语的存在与消失》（英文）等文章。

之前做调查时，我在当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跟当地的群众比较熟悉。因此，这次是在有一定的语料和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开展调查的。记音原来有词表，只是内容和顺序与语保工程的大纲有些不一样，我自己对阿侬语也比较熟悉，可以提醒发音人一些词。因此，很快按照语保工程的要求完成了3000词词表和100个句子的记音工作，工作整体来讲比较顺利，但这中间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首先是交通不便，阿侬语分布在中缅边界怒江一带，需要先到昆明，再寻找交通工具。阿侬语的摄录工作请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专业团队来做，但由于摄录标准严格，在寻找摄录场所时不太顺利。原来考虑租用当地一个公司的录音室，但收费一天500元，价格太贵，又因录音室距宾馆很远，往返需要打车，就放弃了。后来宾馆的负责人特意为我们腾出来一个比较封闭的仓库作为录音室，四周门封起来后杂音能少一些。但因为是宾馆，楼上放水、擦地、人员走动都会产生杂音，因此，我们等半夜大家都睡了，没有噪音时才起来工作。九、十月份的气温还好，但在封闭的环境中，加之我和夫人的年龄较大（分别是82岁和78岁），还是比较辛苦。

环境的困难相对比较容易克服，最大的问题是阿侬语是一个濒危语言，所以寻找发音人非常困难。最初1960年调查时的发音人及之后多次调查的发音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病无法参与，所以需要重新物色发音人，但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发音人（老年男性）汉语不好，听汉语有困难，后来又找了一个年轻一点（50多岁）的男性发音人，汉语比较好，阿侬语也还可以，但是有些词和句子就不像年龄大的发音人知道得多，最后是几个人在讨论中才完成了3000词词表的调查。句子的调查录制相对容易一些，提供材料的主要是不会汉语的老年发音人。

记音及摄录工作完成之后是濒危语言志的写作，为此，第二年我又前去调查。没想到这次去遇到了新的问题，参与工程的发音人眼睛瞎了，再物色别的发音人根本不可能。考虑到我已经出版了新发现语言丛书中的《阿侬语研究》，用英文在荷兰出版了《阿侬语语法》，同时怒江州又把我的阿侬语词表做成了《阿侬语简明词典》，有6000多词，无奈最后放弃了新阿侬语志的写作。这是我比较遗憾的。

这次调查收获比较大。我到村子里先开了一次座谈会，跟村干部了解了一下语言的使用情况和当地近几年的风土人情，对阿侬语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调查的语言很多，阿侬语是我调查的几十种语言中的一种，我从1960年开始对阿侬语进行了十几次的语言调查，每隔几年就去一次，最后一次是2015年，从60年到2015年一共55年，对阿侬语如何走向濒危的过程了解得比较具体，语言结构的逐渐变化观察得比较细致。恐怕也没有一个人50多年对一个语言持续跟踪调查。

此外，语保工程开始以后，当地的一些本民族年轻人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之后开始培训本民族的一些人来做这件事。这说明语保工程的后续工作已经受到了本民族群众的重视。

未完待续！

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语宝有约”，与孙宏开先生一起，展望语保未来！

稿件来源：谢颖莹（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