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是联合还是胁迫？大西军从四川到云南与永历合作始末

张献忠与四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在明末清初纵横一时。尽管历来对张献忠在四川前后两三年所作所为有很大非议，表面上大西军也不如李自成的大顺军声势浩大。但大顺军在清军入关以后很快风吹云散，反而大西军辗转西南，一直坚持到康熙初年。尤其李定国最后退守云南与缅甸边界，与郑成功同一年去世，实际大西军造成的影响却比大顺军长久得多。

今天人们对大西军的了解往往受限于张献忠，传说和误解居多。如大西军为何选择从四川去云南，他们与永历朱由榔的关系究竟怎样？由于李定国最后的忠勇形象容易让人先入为主，真实的历史可能并不像传说那么简单，实际是各种错综复杂线索的交织。

一、大西军在四川的退却转移

张献忠在崇祯初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豪杰风云际会，他从一开始就相对独立，朝南发展。崇祯七年（1634年）就攻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之后进入湖广，声势迅速扩大。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联合罗汝才（绰号曹操）再次攻川东，罗汝才作主攻，成为官军主要目标，走向衰落。张献忠在四川山区转战半年，在开县黄陵城（今重庆市开州区丰乐街道，距开州新城两公里）打败追击的左良玉，又一次出川，攻克襄阳，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处死。到崇祯十六年占据汉阳、武昌，又处死楚王朱华奎，投入长江，将楚王财宝全部拉走。拿出一部分征集湖广流民加入义军，势力倍增，开始称“大西王”。

这时张献忠大军再入川东，从忠州占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和梁山（今重庆梁平区），扫清外围，再攻重庆，巡抚陈士奇督战勇敢，宁死不降了，被凌迟而死。之后，张献忠亲率三路向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双雄会》中张献忠形象，导演是陈凯歌父亲陈怀皑

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今南充市顺庆区）援救成都，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大西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成都城内，蜀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官员拒不投降，均被处死。蜀王祖上擅长黄白之术，到朱至澍这一代相当富有。大西军逼近时，刘之渤建议拿银两招募兵勇守卫，朱至澍不肯听从，打算跑去云南。刘之勃劝谏，还与内江王朱至沂争执。最后，朱至澍与兄弟（是太平王还是内江王说法不一）妃嫔、宫女等全投井自杀，张献忠手刃其尸扔到锦江中。

这一年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今四川阆中市保宁镇）；孙可望下龙安（原龙州宣抚使司，羌族土司，嘉靖年间改龙安府，今四川平武县龙安镇），使王运行防守，又率兵攻茂州（今四川茂县）。艾能奇又攻克雅州（今雅安市，土司天全高氏所有，也是羌族，相传出自魏晋南北朝进入蜀地的氐羌）。四川大部在大西军掌握，于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

因张献忠不断掠夺财富，引发各地乡绅誓死抵抗，大西军在四川根基不稳。与此同时，清军南下也积极推进。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受命进军西南。此时四川境内打明军旗号的力量渐渐汇集十万左右，张献忠处于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试图顺江再由重庆出川发展，进到彭山县江口镇与杨展激战，所以有“江口沉银”的故事。

杨展是嘉定人（今乐山市），早年追随杨嗣昌任参将。张献忠攻成都时，杨展与曹勋守卫被俘，寻机跳江逃往新津（今成都市南面新津县）。南奔犍为召集人马反抗大西军，反攻嘉定和叙州（今四川宜宾市），后被孙可望击败退至仁怀（今贵州遵义市所辖仁怀市），得到弘光任命的督师王应熊支援（位于播州遵义府，明代播州属四川）。

王应熊为重庆府巴县乐碛人（今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名为督师，手下根本无师可督。王应熊散尽家财，招兵数千人，开府遵义，推荐一批川将罗于莘、侯天锡、曾英、王祥，包括杨展。

隆武元年（1645）八月进巫山组织川东一带散兵游勇，逐渐发展至八万人，杨展与皮熊领军收复永宁（今泸州市叙永县），过鱼腹关经合江（属于今泸州市）返回嘉定，寻机收复成都，凑巧与大西军发生江口一战，阻断张献忠的转移计划。

张献忠没有料想会遭遇杨展大军突然堵截，回成都重新谋划，分兵给四子，意图先固守川中，然后寻机突破（当时大西军号称五六十万，难免夸张，就算半数约三十万众是有的）。张献忠自己主攻川北，试图打开局面。杨展追击进攻成都，四子之一刘文秀失败，明军收复邛州（今邛崃市）、眉州（今眉山市）、雅州（今雅安市）等成都周边地区。

张献忠驻扎西充凤凰山，叛徒刘进忠引豪格部将鳌拜大破营地，张献忠战败身死，年仅四十岁。大西军腹背受敌，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鳌拜攻打四川既消灭大西军也消灭明方势力，随后被任用的吴三桂封王以后从陕西南下，表现比鳌拜还卖力，他们才是当地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人）。孙可望以长兄身份与众兄弟商议改朝西南撤退，以刘文秀为前锋，突围重庆，到遵义府休整。

在遵义府，总结大西军在四川失败和考虑前途经过一番激烈的变数。

四兄弟之一艾能奇痛斥大西丞相汪兆龄和张献忠皇后的恶劣行为，由孙可望拍板将其一并处死，四兄弟各自恢复本姓，以云贵方向为目标，努力拓展新的局面。

汪兆龄是张献忠少有重用的读书人，此人来历不明（史学界有狱中放出或俘虏所得两种说法），在大西军占据武昌后的前途，他有过重要影响。原本张献忠计划顺江而下占据江南，汪兆龄建议再攻西蜀，以秦蜀两地作为北伐图霸的根本，历史上成功经验较多。北伐一是收复张献忠家乡陕西，二可以取代李自成占据全国，三是江南地方只能自保，要再学习朱元璋从江南占据北方那就重走明朝旧路，也为当时义军所鄙视。

汪兆龄随大西军入蜀，已经摸清张献忠贪财的个性，加剧盘剥民间富户。据说汪兆龄还提出“安反侧”言论，杀了许多原本投降的人，令大西军在四川立足艰难，所以四兄弟对汪兆龄一致痛恨，对于重振大西军士气非常得人心。

至于张献忠妻妾，本不见史料记载。最初的妻子早于崇祯十三年就失散，入蜀以后另有妻妾应该不假，但数量是杂史胡乱所写，数人和数十人都有。

之后，由艾能奇在当时率先提出意见，很得军心，就让他领军为南下先锋，进发东川（今云南会泽县），遇当地土司军禄万兆、禄万亿兄弟伏击，艾能奇中毒箭身亡，年仅三十左右。所部归冯双礼统领，冯双礼则是孙可望部下，等于孙可望吞了艾能奇人马。艾能奇之死是大西军后期事业非常可惜的转折点，相当于刘备入川失去了凤雏庞统，后来的败局早早就已经种下。不久，他们收到云南方面的消息，意图与之联手。

二、云南沐王府向大西军求援与迎接朱由榔

随着清军以鳌拜为先锋开始在四川深入，而大西军有要下云南的风声，云南方面早已风声鹤唳，局势十分不稳。

明代初年以来，功勋卓著的黔国公沐英子孙世代镇守云贵（沐家爵位是黔国公，但居住在云南，所以实际掌握云贵两省地盘，甚至早年还可指挥四川部分军队，对西南三省都有相当声望），沐英儿子沐春、沐晟都是杰出人物，两兄弟与太子朱标、建文朱允炆的感情非常深厚。

昆明保留的沐天波手书碑文

沐家由于世代显贵，后期子孙也开始奢靡享乐。天启年间的黔国公沐启元曾和其祖父沐昌祚争名位，沐昌祚于天启四年病故，沐启元继任黔国公，骄纵不法，百姓都很不满。其父沐睿就是与云南巡抚陈用宾一起被治罪，死于狱中。其母宋氏非常害怕沐启元再带来灾祸，居然设计将儿子毒死。崇祯元年（1628），由年仅十岁的孙子沐天波继任，成为沐家最后一代黔国公。

沐天波年纪尚小，大体事务自然是地方官员负责，家族方面也有其母陈氏和管家负责。到崇祯后期沐天波开始主事时，大西军在四川得势，沐天波号召云南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征集土司兵防守边境，结果反而激起一连串风波。

武定府（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参将李大贽受命前往布置川滇边界的防御，刺激元谋彝族土司反抗，接着武定府土司吾必奎也起兵，声称“朱家皇帝已殁，何来沐国公？”大姚、定远、姚安各地都纷纷响应。

沐天波很是不忿，以为可以凭祖宗威望号召更多的土司去平息武定府的反抗，原本滇南蒙自土司沙定洲趁着与石屏土司龙在田（今红河州石屏县），宁州土司禄永命（宁州为今玉溪市华宁县宁州镇）、景东土司刁勋等确实联手合作平定吾必奎。

这一批土司全都源远流长。像宁州禄氏属于彝族，其实不姓禄，在宋末大理被蒙古征服的时候，这一家族同宗的子孙或姓豆或姓普。在明初归顺而受封，赐姓为禄，寓意吉祥福禄。这一家族因为人丁兴旺，势力很大，在明初时候总体声望是滇南土司最高的。

红河土司属于今哈尼族地区，但龙氏家族以史书所记倾向出自文山县，族别则众说纷纭。有彝族、壮族、汉族、哈尼族各种说法。相对壮族和彝族观点比较突出，云南各地彝族首领众多不用多说。至于认为龙氏是壮族主要与宋代岭南侬氏家族有一定渊源。

云南文山与广西相邻，由于迁居和婚姻发展成云南的龙氏，如前面提及四川巡抚龙文光正来自广西柳州马平县。云南龙氏迁居通过与其他土司互相联姻，与石屏、阿迷土司的确都有姻亲关系，所以，龙在田成了出生在石屏县的龙氏后裔，也有一定依据。

景东土司基本属于傣族，以陶氏家族最资深，善于训练象兵。例如陶氏和沙氏在万历年间抵御水西安邦彦、奢崇明时，景东陶氏就派出众多象兵阵击破安邦彦，被朝廷嘉奖一等功，封赠三品官位。原本景东土司与水西土司联姻习俗很多，所以朝廷当时对滇南土司深明大义，维护稳定非常欣赏。当地刁氏家族被认为由部分刀氏改姓为刁。

像蒙自沙氏也是滇南杰出代表，沐天波本来非常感念沙定洲之父沙源素来忠心明朝和沐家，沙源与阿迷州土司普名声在平定水西土司时候英勇非常，很受沐家器重。所以，在沙定洲代表联合众土司来解决武定府的动荡，沐天波特意留沙定洲在昆明进行一番慰问。

顺治二年（南明隆武在位1645），沐天波以为沙定洲继承乃父忠勇，在府上设宴践行，沙定洲却趁机反客为主，领军攻占沐府。龙在田、禄永命奋力保护沐天波仓皇逃到楚雄，这里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暂时安顿下来。沐天波的母亲陈氏和妻子焦氏都未能随行，据说逃入尼姑庵自尽。沐天波的弟弟沐天泽和沐天润则在府上遇害。

谢国桢先生的南明史略

沙定洲得到国公府珍宝，进而占据省城昆明，劫持巡抚吴兆元，要他写信向朝廷上疏沐氏无道，全靠沙军才平定吾必奎，还要朝廷封赏由他代替沐天波世代镇守云贵。又到禄丰县抓前大学士王锡衮，要他在贡院为自己宣传。次年沙定洲带兵攻楚雄，未能攻下，只在作战时杀了宁州土司禄永命。

这时大西军开始进入云南。不过，究竟是大西军主动进攻沙定洲，还是沐天波授意邀请前来对付沙定洲，一直颇为蹊跷。

有关沐天波的史料认为，先是沙定洲主动出战孙可望失败，沐天波趁机派儿子沐忠罕接洽，可能有后来孙可望刻意贬低沐家的嫌疑，为了显示沐家走投无路。从客观上看，沐家处境确实艰难，除了求助他人别无出路。

另一说是石屏土司首领龙在田原本与孙可望早有渊源，率先联系。以温睿临《南疆逸史》《劫灰录·沐天波传》等不少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1639），龙在田曾以官军副将身份追随熊文灿（四川泸州叙永人，和吕大器一样都在明末支撑社稷贡献很大，在东南有接触招抚郑氏家族的功勋）平张献忠，正是龙在田负责在谷城（属于今湖北襄阳市）看管张献忠，那时龙在田就与孙可望相识。

当沐天波十分困顿的时候，龙在田主动修书联系：“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于是，孙可望领军赶跑沙定洲，从曲靖进入昆明，然后西进。守备楚雄的云南副使杨畏知坚决抵抗，在禄丰启明桥投水未死。孙可望知道杨畏知的名声。他也是陕西出来的将领，早年就与高迎祥、李自成交手，一度隶属孙传庭。

杨畏知被救，无奈向孙可望建言合作。孙可望称自己入滇本就是为黔国公报仇，并折箭为誓。杨畏知约以三事：不用献忠年号，仍尊明朝；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孙可望答应，于是顺利收复西路八府，兵不血刃，与杨畏知一起写信给沐天波，让刘文秀往永昌迎接沐天波返回昆明。

到顺治五年（1648），沙定洲终于被大西军追击诛杀，沐天波穿戴整齐感谢孙可望为他报了家仇。可等到大西军迎接永历朱由榔到安龙以后，沐天波发现孙可望并非真心扶持朝廷，沐天波不得不躲避大西军，只暗中与杨畏知书信往来，倾诉愁肠。

假如排除史料中一些情绪化的内容，也可以发现，作为民间力量的大西军入云南与明方合作的确并非如历来传说那样理所当然，至少有过一些变化，情况颇为复杂。

再说永历朱由榔为桂王后裔，原本一家人在湖南衡州（今衡阳市）为藩王。崇祯十六年，大西军入湖南，举家开始南奔，朱由榔途中与家人走散，好容易才被地方官员送到广西梧州与家人重逢。隆武继位后，朱由榔袭父兄爵位为桂王。

由郑家扶持的隆武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败亡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与郑成功交情颇好，两人都是钱谦益的杰出弟子）、巡按王化澄与吕大器等共同推举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监国。

很快岭南战事发生，朱由榔逃回梧州，在桂林、南宁、全州各地辗转。何腾蛟、瞿式耜领军一度在湖南取得胜利，李成栋、金声桓等投降清方的官员也一一反正，几乎收复湖南。没多久，随着孔有德、耿仲明的出击又相继失败。

就在朱由榔在广西不知所措的时候，拥戴他的吕大器建议，原贵州督师王应熊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秋在永宁土司城身亡，“川蜀地居上游，为国根本，川蜀安则楚粤俱安，宜及时收拾”。

朱由榔升吕大器文渊阁大学士兼少傅，赐尚方宝剑，令代王应熊总督西南诸军。吕大器为潼川州遂宁县北坝人，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

永历二年（1648），一个号称朱家宗室的朱荣藩自称监国于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李占春为其所依赖，还派使者向忠州石砫土司秦良玉征粮。秦良玉认为朱荣藩违礼僭越，没有答应，朱荣藩恼怒遣军攻打。吕大器父母当时在贵州，他带着永历的诏命前往贵州经过涪州，李占春率部相迎。

吕大器十分愤慨，原来朱荣藩根本不是什么明朝宗室，以《明季南略》卷十一《朱容藩僭乱本末》称，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府下一庶人也。后逃入左良玉军中假称郡王，引兵害人，为诸将所恶。后又到南京贿赂马士英，请以“镇国将军”监督楚营。永历立，容藩为丁魁楚所荐，掌宗人府事。永历素恶容藩，本欲斩之。其以贿内监庞天寿，得保全，后由楚进川。容藩假称“三省总督、兵部右侍郎”，一路招摇撞骗。

李占春恍然大悟，恳请讨伐赎罪。于是，吕大器命李占春、于大海、胡云凤合攻容藩，出兵救助秦良玉，联手于大海与容藩大战于三教坝（一名三角坝，属夔州，今奉节县兴隆镇）。容藩败走，逃入万县天子城，后走云阳自杀。

在最后的社稷名臣吕大器经营下，巴蜀境内稍微恢复元气，大西军在云南也立足重振，大西军成为支撑南方明朝的重要支柱，以此号召天下，多番谋划收复湖广。

直到把永历朱由榔接到云贵，尽管这个朱由榔对大西军只有象征意义，可不但没有为收复起到积极振作的正面影响，反而导致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分歧增大，最后大西军力量居然急剧削弱，实在令人猝不及防。

实际可以看出，大西军与永历的合作并不是一般概念的强强联合，更不是什么归顺或投诚。要说依附的话，反而是黔国公沐天波和颠沛流离的朱由榔在依附大西军，为此他们都心不甘情不愿，结果令大西军产生背上包袱以后的不断分歧和内部争端。

今天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民间义军的研究早趋于衰微，但毕竟曾有过一些有见地的认识基础。大西军支撑永历十来年是事实，但大西军的本质毕竟不同于官军，最后这一阶段的联手实际是一次非常微妙的历史现象，虽然客观延续了南明，却同样造成大西军内部的矛盾和衰微，实则还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