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李定国死后，其子李嗣兴连册刘文秀儿子刘震等俱降清。 孙可望过了几年王爷生活，永历帝灭后，被清朝廷也“射杀“。 一场复国大业，就此灰飞烟灭。 兄弟劫，痛心吗？ 01大西皇帝张献忠死了 1644年，满清入主华夏，南明小朝廷继续作死，相继建立的弘光、隆武、永历政权，延续着朋党相争、文武不和的传统戏码，不但无力北伐收复故土，更是被清军逼得几无立身之地。 李自成1645年5月身死湖北九宫山，大顺政权瓦解，余部四处分散，主力汇入南明政权，开始联明抗清。 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既反明，又抗清，成为众矢之的。 1646年初，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军南下四川，意图消灭张献忠部。 当时张献忠与南明将领杨展作战于江口，败回成都。 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南明又派曾英、王祥联师进攻，阻拦张献忠出川。 五月，豪格攻占汉中。 七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决定北上陕西。 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 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 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相遇。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 张献忠只带了几个小兵，连盔甲都未披戴，出营巡视，大西军叛投清军的将领刘进忠隔河指点：“那人就是八大王。” 肃亲王豪格发箭而射，张献忠竟中箭而死，年仅四十岁。 张献忠虽死，但他留下了四养子，四人皆是人中龙凤。 老大孙可望，雄才兼具大略，若强比，可类似曹操，日后孙可望也真似曹操，掌控永历帝，上演了一出挟天子令诸侯的权谋，当然他并不如此认为，他恨恨地说，我只是保全大明天子，何来令诸侯？何来诸侯？也是，南明那时已玩儿脱了，哪还有什么“十八路诸侯来勤王”的戏码。 老二李定国，勇猛且刚直，有万马军中取上将头颅若等闲的风采，赵云似的人物，日后打得清军甚至一度有划江而治的打算。 老三刘文秀，有史家评其“恂恂退让，有名将风”，识大体顾大局，然终难挡兄弟阋于墙，郁郁而终。 老四艾能奇，一员虎将，惜乎早死。 大西之福，或者说南明之福，全赖这四位养子，四将军一改张献忠之军阀流寇作风，从头收拾大西军，又定下联明抗清大计，狂飙突起，但也在这个过程中，上演了一出兄弟离心的悲剧。 本可造就一个新时代，却又成了时代的炮灰。 02四将军跳出包围圈 张献忠死后，四兄弟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急速南下，在前有南明军队扼守长江，后有清军穷追不舍的情况下，一昼夜奔驰数百里，赶至重庆江北。 未几献忠败死。可望、定国等率余数千，由顺庆（南充）南奔，所至杀马而食，马尽食人，遂陷重庆，屠之。走綦江而南，所至杀掠如故。——《南明史·孙可望传》 这里记载的“马尽食人”“屠之”“杀掠如故”，不过是清人抹黑之词。 南明史料，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其间各方立场不同，所记便不同。 张献忠时期，大西军确有流寇作风，因为没有根据地，只能打到哪抢到哪，杀人也不可避免，张献忠也因此有屠夫之称。饶是如此，张献忠也并非“一日不杀人便怏怏不乐”，如著名的“七杀碑”，不过是封建文人对杜撰而已，这块碑其实是张献忠的“圣谕碑”，“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颇有劝人向善之意，而满清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不过是为了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清朝的“正义”罢了。关于张献忠屠蜀等，各种记载也是矛盾重重，无法辩白。事实上张献忠在蜀地颇受爱戴，张献忠死于凤凰山，不久就有人在风洞楼为张献忠塑像纪念。在绵阳市七曲山文昌庙，里面也供奉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一通张献忠的禁令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 历史任人评说，真伪如何分辨？ 四将军带兵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 曾英驾巨舟数十，围孙可望于江心，艾能奇放冷箭射杀曾英，明军大溃，由此进入重庆，稍作整顿补充军需，孙可望此时下令：“自今非决斗，不得杀人”。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的意味？据此后世便说孙可望早有称帝之心，从而导致了日后兄弟反目。 其实，在那种被清兵追着打的情况下，大西军出路在哪都还不清楚，孙可望哪有心思寻摸称帝？他发布这样的命令，就是单纯地想整顿队伍，张献忠时期，孙可望就对流寇作风很不满，曾哭谏张献忠“不要无故杀人”。 后有清军，大西军还得继续渡江南撤。 1647年农历正月，大西军进军至綦江，继而向贵州进军，抵达遵义后，清军因粮草难以接济，停止追击，“凯旋”回师。 大西军终于摆脱了清军的追击，短暂驻扎遵义。 这时，一个迫切的问题摆在了四将军的面前：大西军向何处去？也就是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的问题。 他们的选择，将深刻改变历史的走向。 03遵义会议 张献忠虽然死了，但大西政权还在。 随大西军出川入黔的，还有大西政权的象征——张献忠的妻子陈皇后，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 既然是一个政权，那么形式上的东西还是有的，他们设朝廷于遵义桃源洞，各位将领每日上朝，坐朝的就是陈皇后，汪兆龄就坐在陈皇后旁边，这二人可不是什么傀儡，诸事皆问，诸事要管，因为按照大西政权的体制安排，将领是需要听命于宰相的。 陈皇后与汪兆龄顽固地坚守张献忠的执政风格，不顾局势变化，不思长远出路，还是打到哪吃到哪的流寇思路。 汪兆龄在成都时就怂恿张献忠大开杀戒，弄得天怨人怒，民不聊生，四将军对其早有看法。 陈皇后虽然年轻，但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此时还都冠以张姓，陈皇后为彰显身份，朝上朝下对四将军的称呼都是“儿”，这让四将军也深感压抑。 在遵义获得喘息的机会，大西政权的下一步怎么走，政治体制和军事路线如何调整，已关系到大西军的生死存亡。 四将军在军营举行了秘密会议，在孙可望的主持下，作出了几项决议—— 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陈、汪拿下，推翻旧的统治体制，建立四将军共同领导制，四人分别恢复本姓，孙可望称平东将军、李定国称安西将军、刘文秀称抚南将军、艾能厅称定北将军； 分析此时局势，原来的推翻明政权的革命目标，此时因满清入主华夏，阶级矛盾已然让位于民族矛盾，因此只要南明政权不再敌视大西军，使与之合作，以驱逐满清为首要政治目标； 严抓军队作风建设，不交战不得杀人，不得扰民。 决议作出，随即实施，1647年1月下旬，抓捕陈氏及汪兆龄并立即处死，随后发布了决议公告，大西军将领、军士无不拥护。 遵义会议彻底改变了大西政权流寇的本质，转向成为一支有着明确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的武装部队。 当然，也有很多史料说此次会议，四将军看法并不一致，主要集中在是否联明抗清和大西军下一步的动作上。 孙可望不主张联明抗清，而是要大西军入广东南岭一带，危急时便可出海；李定国则坚决联明抗清，以云南为根据地，甚至二人为此拔刀相向，故事演绎得很精彩，塑造了孙可望有大志（称帝）而无大才（逃跑）的形象，李定国则成为了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正义化身。 这些史料或传说，大多不可信，多为后世不同立场的人对历史的不同解释。事实上，当时情况下，大西军立足未稳，在解决了领导人的问题后，第一位的问题是建立根据在，而当时贵州也并未全部拿下，孙可望即便有野心，也根本毫无条件，日后进入云南，也是因为另有契机而已，之所以有这些说法，不过是为了附会日后兄弟反目而已。 但在这个时候，四将军还应该是目标一致的。 也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接下来他们很快征服了贵州全境。 四将军将大事议定办妥，随即进军贵阳，驻守贵阳的南明按察使张耀、布政使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退往定番(惠水)，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率五千人马进攻定番，张耀被杀，曾益自杀，陈瑞征遁逃。随之，四将军分兵征服贵州全境。 04谋定云南 大西军征服贵州，四将军应该是想将贵州作为根据地来建设，但贵州贫瘠，能否支撑起一个政权，特别是志在恢复华夏的大西军来说，很难 恰在此时，孙可望接到了南明云南总兵龙在田的书信，告知云南蒙自土司沙定州谋反，说什么“已无朱姓皇帝，何来黔国公沐氏”，突袭了昆明，沐天波侥幸逃脱，要孙可望入滇平叛，共扶明朝。 四将军商议后，决定接过这支递过来的橄榄枝，出兵云南，打造抗清大基地。 他们决定这么做，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他们很信任龙在田，而这份信任，来自于张献忠与龙在田的关系。 张献忠起兵后，曾短暂接受过明政府的招抚（1638年到1639年），明政府将张献忠部安排在湖北谷城，那时的龙在田是湖广总兵，张献忠史义上接受招抚，实际一直在考虑日后的出路，出于策略考虑，他拜了龙在田为义父，因这层关系，张献忠部与龙在田及其部下都过往甚密，关系很好，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能当时也在军中，自然与龙在田关系不错。 四将军遂率部入滇，为减少进军阻力，他们散布假情报，说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武装，入云南为沐氏复仇。 沐氏家族，即朱元璋开国时的功勋沐英，世代受封云南，深孚人望，而土司沙定洲则已为当地人所厌弃，四将军的这一策略也因此收到明显效果，“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大西军占领平彝（今富源县），二十八日攻克交水；次日移兵曲靖，歼灭沙定洲所设守军五百名。 占领曲靖后，大西军并未直接向西进攻昆明，而是南下直趋阿迷州（今开远），那里是沙定洲的老家，在蛇花口击败沙定洲援军一千名。 沙定洲见老家危急，就在四月十八日放弃昆明，逃回蒙自故里佴革龙。 而四将军则又朝昆明而来，留在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等人此时才知道来的是大西军，不是什么焦氏家族武装，但他们手上无兵，无法抵抗，四月下旬，大西军经宜良顺利地进入昆明。“二十四日，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 大西军进入昆明，但云南全境并未征服，再加上以后要经营云南为抗清基地，事多繁杂，四将军共同领导体制显然已不适应这种情况，四将军中孙可望年龄最大，见识、阅历与能力俱佳，于是面“以事权不一，推可望为帅”，孙可望称国主，确立了他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这又一次的权力分配中，四兄弟是否已有心结，特别是李定国，对推举孙可望是否发自内心，并无资料显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孙可望排行老大，以他为首，也是自然而然。 孙可望随即部署兵力，征服云南全境。 当时云南有叛乱势力，即以沙定洲为代表的土司集团；还有效忠于沐天波的军事势力和南明驻守云南楚雄的杨畏知。 李定国带兵于五月二十二日攻点临安府，距沙定洲的老家阿迷州近在咫尺，正当李定国决定拿下沙定洲之时，后方的原昆陽知州冷陽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惟恐后方有失，李定国赶紧回兵，历时一个多月，才平定了叛乱。 刘文秀则带兵由昆明北上，收取武定州、和曲、禄劝等地，又西推进，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平定了滇西北地区。 孙可望在八月间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 杨畏知的军队被击溃，本人被活捉。 杨畏知一贯反对沙定洲叛乱，而且此人在治理云南多年，在云南官绅、百姓中都很有人望。 此时就显示出了孙可望的大略，他力劝杨畏知同自己合作。 这若是张献忠，根本不考虑那么多，杀了就行了。而孙可望已为长远打算，知道人才难得，这也说明了这支军队已完成了质变。 杨畏知作为南明官员，表达了他的观点，那就是不可能和“流寇”建立的大西政权合作。 事实上，孙可望此时虽还未放弃大西政权的称号，但此时的大西政权，已完全不同于张献忠时期。 对杨畏知的观点，孙可望表示理解，于是他们达成了妥协：一是以后不以大西年号纪年，不提国号，只用干支纪年；二是不妄杀人；三是不焚庐舍、婬妇女。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西军在进入贵州后就已经这么做了；能做到第一条，说实话，这就是孙可望的政治智慧，弃表现而取其实质。 孙可望的国主，自然也不是白叫的！ 当年九月，刘文秀带进抵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沐天波也想借大西军复仇，于是很快达成合作协议，派自己的儿子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并发出檄文责成相关官员向大西军缴印投降；迤西一带于是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到1647年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 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定北将军艾能奇征东川。也就是在此役中，艾能奇中毒箭而死，四兄弟从此为三兄弟。 孙可望厚葬了艾能奇，另派精兵平定了东川及其附近州县土司，然后于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了老寨佴革龙，沙定洲被迫投降。 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当地百姓终于过上了无兵火的安宁生活，清初人士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 05经营云南 大西军此时据有云贵两省，尤以云南为基业，开始整顿经营地方，为以后图谋大业积蓄力量。 云贵偏远，清廷与南明集团纠缠，两三年的时间里，清廷与南明都未顾及此地，这给了大西军重振声威的机遇。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义军为何失败？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流动性过大，占有一地却也能轻易失去一地，没有一个牢固的基业所在。 在这一点上，孙可望既能清醒认知，又抓住了时机，在在平定全滇之后，即“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牢牢控制住云南，孙可望实施了两手抓，一手抓云南的地方治理，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一手抓政治建设，除加强自身统治力外，还与南明试着接触，以正大西军的旗帜。 在加强自身统治力上，为最广泛地争取云南汉族官绅和当地土司的支持，孙可望明确废除了大西国号，并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因当时还没有同南明永历朝廷建立联系，纪年还是暂用干支。 再次明确了领导体制，四兄弟都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艾能奇为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也就是所谓的“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组建朝臣队伍，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严似祖为吏部兼礼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焜为户部尚书，任僎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马兆羲为学院，张虎为锦衣卫；沐天波仍为黔国公，府、州、县官员也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换伪印，独天波佩旧印不改”。 新政权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贪治污，弓匠出身的大西军老将领、工部尚书王应龙不时巡察各地，“访姚安知府谢仪贪酷，孙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于署前斩首传示。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第二件事即是与民便利，“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两件大事一抓，效果立显，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 在土地管理上推行切实可行的赋税政策，实行营庄制，税额为分成制，既保证了政府和军队的收入，也使地主不能任意盘剥农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成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乐如初。 为保护、促进民间贸易，他们利用云南盛产铜矿的优势，铸兴朝通宝，云南从此在商品流通中才普遍用铜钱，活跃了云南和内陆经济上的交流。还加强井盐生产管理，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孙可望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商税。来自盐课的收入每年多达白银十余万两。 整顿军纪，加强军队训练。大西军平定云南全省之后，“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既包括了对原明朝官军的改编，也吸收了不少当地少数民族的军队。为了操练士马，在昆明征发数万民工，扩建教场，“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 一系列的治理，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云南出现了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 孙可望甚至还开科取士，为以后储备人才。1651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官员，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 在云南，必定涉及少数民族管理，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不持敌对态度就承认其统治权，并责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员和粮饷，不少土司的头人成了大西军下的将领。他们排除民族偏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将士用其所长，不但扩大了兵源，甚至组建了一支“象军“，也就是训练大象成战象。 不得不说，孙可望的行政治理能力，无愧其“国主“之称。 而孙可望始终没有忘记早晚要出滇作战，所以他开始试着和南明朝廷接触，以期以明正统旗号围绕抗清力量，这才有了著名的封王风波。 06秦王之争 孙可望向南前永历朝廷强要秦王之封，后世论及，多说他此举暴露了称帝野心，是为了压制李定国、刘文秀。 兄弟之间何时出现离心分裂，并不可考，一个更为广泛的传说是，孙可望虽名义上是带头大哥，但李定国、刘文秀也同时称王，与孙可望平起平坐，孙可望为树立自己权威，曾在练兵场上发怒棒打李定国，然后又抱着李定国大哭，说自己不得不如此等等。 此等传说可能为假，但假传说往往有真历史，也就是这种传说广泛流行，可能已证明兄弟之间已各有想法。 两年的休战时间，乱世之中难得的和平时期，而孙可望依靠有效治理云南，其威望日隆，李定国、刘文秀手握重兵，以西府、南府老爷自居，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真正形成，他为了名正言顺地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通过永历朝廷的加封明确自己的地位，也不失为一条路子。 一个集团的领袖地位，要么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如张献忠，我举的大旗我当然是大哥；要么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孙可望却比较尴尬，他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领袖，他们都是领袖张献忠的义子、大将，是兄弟，地位平等产；但张献忠死后，一开始孙可望凭的是大哥身份，在治理云南后凭显示了非凡的行政统治能力，应该是自然形成的领袖，但奈何名义上与自己平等的还有两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特别是李定国，人刚烈仆直，并不以领袖视孙可望，每每与之相左。 要说孙可望此时有压制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也是说得通的，但要说他此时就有称帝的野心，倒也并不见得。 入滇两年后，由于南明永历朝廷的吏治腐败和内部互相倾轧，抗清阵营不思分崩离析，控制的疆土越来越小，抗清形势不断恶化，而大西军的实力在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决定出兵出滇抗清。 孙可望同杨畏知、沐天波商议：“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然后他说到要以朱明王朝为旗帜，以获得更多的同盟者，这样，就得联系永历朝廷，请求加封自己。 从这里看，孙可望的请求加封，还只是看中朱明王朝的号召力而已。 这时，杨畏知就派上用场了，他本就是南明的官员。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和户部龚彝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并带了孙可望的一封书信： 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所谓先秦王，即指张献忠。 张献忠出自己陕西，在称帝前曾自称秦王。 于是孙可望要求封自己为秦王。 但秦王这个称号，是一字王中最尊贵的一个，历史上称秦王的人，最终称帝的很多，如秦王李世民。 也因此，永历朝廷对孙可望起了疑心，于是演出了一场封王闹剧。 当时的永历朝廷，正处于在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连续败亡，险象环生之时；拥有强大兵力的孙可望决定与永历朝廷携手抗清，本是永历朝廷福音，但他们固有的阶级的偏见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说出了“可望贼也，不可以封。劾畏知为贼游说，请收之”的话，甚至的官员拼死反对。 杨畏知以明朝旧臣、孙可望使者的双重身分陈明利害：“可望兵强，可藉为用，何惜一封号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树敌”？他建议封孙可望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 但是永历朝廷依然拿不定主意，纷争了几个月，杨畏知无奈，于是请封可望为公爵，定国、文秀为侯爵，永历朝廷勉强同意，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 但就在杨畏知回云的途中，永历朝中一位高官又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南明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由于忠贞营（投靠南明的李自成余部）驻扎在相邻的宾州、横州，担心自身利益难保，于是便想倚仗大西军的声势同忠贞营相抗。他听说孙可望在请封秦王，竟然利用永历帝颁给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又铸造了“秦王之宝”金印，派人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并不知内情，对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极为满意，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率其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后，又秦王升座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然后把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 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西军已经奉南明永历为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但不久杨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带来了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印，孙可望大为惊异，杨畏知问明情况，说封秦王是假的。 孙可望大为恼怒，他极为愤慨：“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 这句话，显示了孙可望的王霸之气，称帝称王，我自己说了算，你们如此蝇营狗苟，太可笑了。 下令把杨畏知关进监狱，又告给永历朝廷真相。但永历朝廷死脑筋，还不会就坡下驴，坚决不承认孙可望是秦王。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朝廷极不满意，仍不改初衷，决定出滇抗清。他在给永历朝廷的上疏中说：“国姓岂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办虏，功成之日，自听公议。” 永历小朝廷就是如此能作，不亡也没天理了。 看看清廷，投过去的明军将领，哪个不是封王封侯？ 天命所在，天命如此！ 07定国功大 兄弟失合 1650年，大西军由云南开赴抗清前线。 其实早在1649年，孙可望就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进入了贵州，1650年四月，李定国也来到贵陽，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同年八月，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陽。九月，刘文秀、白文选北上遵义、永宁。到1650年十二月，孙可望已进至贵州东部的铜仁，贵州全省都处于原大西军管辖之下。 孙可望接管贵州，下一步即是自己和李定国东攻湖广，刘文秀等进军四川。 1651年四月，孙可望派冯双礼由黔入湘，攻克沅州后，移兵上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到1652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部于五月中旬进攻靖州，连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退至长沙，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湖南大部分州县尽入大西军手中。 李定国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对清定南王孔有德已形成严重的威胁。 六月，李定国由武冈、新宁直攻全州，全歼清军，孔有德带领桂林留守军队前往兴安县，企图扼险拒守，被李定国击败，“浮尸蔽江下”，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李定国进抵桂林城郊，将桂林包围得水泄不通，几天后，攻破武胜门，孔有德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自杀，他的儿子孔庭训被查获，他的妹妹孔四贞乘乱逃出。 大西军又南下平乐，杀清府江道周令绪，擒平乐知府尹明廷等；收复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汉蕙。 李定国坐镇桂林，派出军队收复广西各府县，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且设置了“布、按、有司”各官。 李定国占领桂林以后，又乘胜挥军进攻梧州，广西全省拿下。 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功绩巨大，此时本应该先行稳定广西，再收取广东部分地方，扩大控制区。 这时孙可望可能感受到了压力，李定国军中威望、实力大增，恰这时清敬谨亲王尼堪率军进入湖南，孙可望于是下令李定国部由桂入湘迎战，但这一方面造就了李定国刀劈尼堪的衡陽大捷，李定国势头更猛，另一方面广西留守兵力有限，李定国走后，清兵又卷土重来，重又占领了广西。 1652年二月，吴三桂入川，很快推进到成都。孙可望惟恐清军在四川站稳脚根后，南犯贵州，派刘文秀统入川反攻。吴三桂“北撤，以保万全”，撤入保宁，刘文秀一路所向无敌，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进抵保宁城郊后，强行全面攻城，吴三桂则困兽犹斗、背城一战，结果险胜。 刘文秀率残兵败卒返回贵州，孙可望以兵败为由，解除了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自此兄弟二人失和。 在李定国连歼清朝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震之时，孙可望更加坐立不安，此时他的心思已由抗清大业转至担心李定国是否会功高震自己的考虑上来了。 当李定国部署衡陽战役的时候，原议由马进忠、冯双礼移军白杲市，定国主力驻于衡州，等待尼堪大军过衡山县，马、冯二部抄至敌后，同定国部南北合击，一举全歼尼堪所统清军。孙可望得知这一部署，惟恐定国大功告成，密令冯双礼退师宝庆，马进忠也随之而走。由于孙可望的拆台，李定国虽击毙了清军主帅尼堪，却因兵单势孤，在十二月间放弃了衡州。 衡州战役以后，孙可望又密谋定计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只待定国到来即行拘捕，至于定国所统军队则转交冯双礼指挥。 孙可望是否真出此下策？各种史籍都有，更重要的是，这一消息，是刘文秀的儿子刘震透露给了李定国，让他千万不要赴会。 这件事看来是真的。 孙可望这么做，还有一个底牌，那就是永历帝在自己手中。 08安龙所 1652年，永历小朝廷已无路可退，，在贵州安隆所依附了农民军。 1649年正当孙可望部署原大西军由云南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时，清军向永历朝廷管辖下的两广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两广地盘土崩瓦解。 驻于梧州的永历帝一天之内接到东西两省省会失陷的消息，惊恐万状，逃往浔州。浔州守将庆国公陈邦傅决意降清，陰谋劫持永历帝献给清方，朱由榔得到密报，不顾倾盆大雨，仓皇窜往南宁，危难关头，他不得不依靠孙可望，却依然不愿封孙可望为秦王，只封为冀王，孙可望置之不理。 1651年二月，清军由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孙可望这才派出贺九仪、张明志领劲兵五千赶赴南宁护卫永历皇帝，同时也借此机会逼迫朝廷承认封秦的合法性。朱由榔无奈被迫正式承认，封秦的争议总算是解决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缓和。 孙可望来既需要朱明皇帝这面旗帜，把永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明知朱由榔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违心地同意真封秦王。于是，他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策略，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正式自称秦国“国主”，在贵陽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 永历帝彻底沦为傀儡，孙永望将朱由榔安置在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 09两入广东失败 当李定国得知孙可望蓄意谋害自己后，即率所部四五万兵马放弃永州（今零陵），经永明（今湖南江永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兄弟二人就此失合。 而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兵力十万。 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 双方列阵相峙，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战败，伤亡颇众，清军趁胜占领宝庆府。 抗清形势，转入低潮。 再说李定国，他决定由广西向广东进军，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同驻守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孙可望发生摩擦，同时也希望与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和广东抗清义师配合，他的战略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 1653年二月，李定国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师出广东，围困肇庆，坐镇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率领平南、靖南（耿继茂）两藩主力赶赴肇庆，李定国强攻肇庆被击退，原寄希望的郑成功又杳无消息，于是主动撤回广西，第一次进攻广东的战役就此结束。 1654年二月，李定国再次入粤，占领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雷州总兵先启玉也以城归降。 李定国一面再次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确定两军会师地点为广州南面的新会，他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发。 新会战役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但郑成功一直未到，六月开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李定国军终于抵抗不住，全线溃败，不得已又撤回广西。 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作泡影。 10兄弟对决。 孙可望自从把永历帝迁到安龙以后，朝廷大权已经完全被他掌握。 就连在安龙永历帝身边的权臣马吉翔也为自身富贵着想，暗中依附孙可望。他对太监庞天寿说：“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 在当时情况下，孙可望要玩弄一场“禅让”的把戏很容易，但问题是，永历可以取代，朱明王朝的号召作用孙可望却代替不了，孙可望不得不顾虑包括李定国、刘文秀等原大西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各种抗清势力。 而永历帝也是坐卧难安，他只好把希望又寄托于李定国身上。他们对李定国的战功、兵力、人品和同孙可望之间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 大学士文安之是建议召李定国统兵入卫的主要策划者，他曾作出判断：“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为了摆脱孙可望的严密控制，永历着手秘密联络李定国。派身边人身藏密敕，于1652年十一月启程前往定国军中。 当时，李定国正在湖南、广西一带与清军作战，不暇内顾。到1653年六月，永历帝见林青陽出使半年，音耗全无，再派人秘密上道，李定国看了“词旨哀怆”的敕旨，深受感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但是，消息终究还是走漏了出去，被孙可望知道，随即命以永历朝廷名义组织审判，以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等为从犯，立即处斩；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姑念为大臣，勒令自尽。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李定国两次入粤均告失败，他知道此时“只有凭借本部兵力，亲赴安龙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才有可能东山再起。 1655年，李定国出兵，孙可望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扎于田州（今广西田陽），阻截李定国北上，李定国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李定国不忍打杀自己人，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西府，即李定国的西王府，大军遂所向无阻。 1656年正月，李定国距安龙已不远，顺利入城后，便将永历帝迁往云南昆明，二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暂时停留在这里，自己带领精兵前往昆明料理。 当时，在昆明的大将有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是听命于“国主”孙可望的；刘文秀和李定国一样拥护永历朝廷，同孙可望有矛盾，他地位虽高，兵权却不大。 李定国保驾已至曲靖的消息传到昆明，刘文秀和王尚礼、沐天波等人会商应付办法，拿不定主意。因为若是开门迎接永历帝近于背叛“国主”，可是出兵相拒又显然不恰当。 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李定国已亲统兵马来到昆明城外。无奈只能出城迎接。三月二十六日，永历帝进入昆明。 1656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等，黔国公沐天波是明初以来世袭镇守云南勋臣，自然得到永历帝的信任，除了遇有紧急事件可以随时入奏外，还让他执掌禁卫军。 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自己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威权公开决裂呢？ 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 刘文秀此时受封蜀王，随即北上四川，但第二年即返回返回昆明，首尾不到一年，未取得多大成果。 孙可望在当了几年实际的执政者之后，这时却要交出权力，听命于李定国、刘文秀拥戴的永历皇帝，对于他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他终于下定决心，诉诸武力，消灭昆明的异己势力。 1657年八月初一日，孙可望在贵陽誓师，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八月十八日，兵渡盘江，滇中大震。 李定国、刘文秀亲统主力阻击孙可望入滇。 九月十五日，双方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 孙可望自以为计划周全，万无一失，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次出兵讨伐纯属内战，虽兵力占优，但将军兵士皆不愿内斗。 十九日，李定国、刘文秀兵马开营出战；可望也挥军迎敌，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 孙可望军心不稳，在一片“迎晋王！迎晋王！”的呼声中，十几万大军顷刻瓦解。 孙可望见形势陡变，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陽。 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此时也只能无奈降清。 孙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内讧和兵败降清，对清廷来说无异是喜从天降。 清廷对于孙可望的来归极为重视，这年十二月，特旨封孙可望为义王。12凄凉结局 平定内乱后，李定国实际上控制了南明永历小朝廷，正如董卓走了来了曹操，把谁放在那个位置上，谁都得有点想法，李定国虽不至于有僭越之心，但掌控朝政大权，还是一定要做到的。 比如对于和刘文秀的关系，能与李定国并列的，现在只有刘文秀这个兄弟了。 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请永历帝移驻贵陽，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 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陽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 李、刘之间裂痕已明显暴露。 李定国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陽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 这年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调回大后方昆明，把军权牢牢抓在了自己手上。 至此刘文秀受到彻底冷遇，他内心非常苦闷，甚至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把李定国比作孙可望第二。 不久刘文秀发病卧床不起，心病无药可医，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 其后的事就很简单了，在孙可望的加持下（献清军于川滇军事地图），清军大举而来，李定国独木难支，血战磨盘山失败，永历政权西逃入缅，从此与李定国失去联系。 李定国在得知永历在缅后，两度进攻缅城，无果。 1662年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生日，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李定国恸哭，两目皆血泪。 六月二十七日夜，李定国死于勐腊（一说景县），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可死到荒郊野外，也不可投降。” 但李定国死后，其子李嗣兴连册刘文秀儿子刘震等俱降清。 孙可望过了几年王爷生活，永历帝灭后，被清朝廷也“射杀“。 一场复国大业，就此灰飞烟灭。 兄弟劫，痛心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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