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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生财 校对 修改 编辑●王成海
1984年秋季，我被学区又分派去了一个叫西哈拉沟的村子任教。这个村也是在深山大沟处，村南沟口有一条（白音察干去胜利的）简易公路。当时村里闹两派，没有经过上面的许可和认定，两派的村民们把桌凳抢回去，各派教各派的孩子。一段时间以来，原集体学校陷入了瘫痪状态。上面为了稳定这个村的学校局面，就分派我来这个村。
村里几个明事理的人贾二小、二岳明和二虎仁乘着这个机会协助我把桌凳收归回来，缓解两派之间的矛盾，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
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担子十分重，白天给30多个小孩子们上课，晚上还要给20对个“青壮年扫盲班”上课，每天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到深夜。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入，上面经常进行工作检查和组织统考。学校离固定的考点有20多里路，每次考试我都得领着孩子们爬山涉水步行走。一路上对年级小一点儿的孩子背背这个，再背背那个，领着一伙孩子真像一只“老窝鸡”。如果误了考试或是不参加就按“0”分论处，除了扣罚一个月的工资（11元2角钱）处，还要记录在档案并进行通报。因此，每个老师都发非常重视每次统考。几年来，我的统考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学区前茅。
忽然有一天，分管教育的马玉山旗长和教育局局长王世俊开小车去锡勒学区检查工作返回到一个沟口处，往北一看有一个小村子，于是他们把车子停在公路一旁，步行进了村来到了学校看了看，并询问了一些学校的有关情况。我便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在鱼湾时情况作了汇报。当领导们得知我垫出那么多钱无法要回和我还尚未传成家的情况时，都勉励我说：“辛苦白费不了，以后肯定会有好的回报......”听到领导们的安慰我苦涩地笑了。
1991年，我又被调到张家村小学任教，并担任该片（6个教学点）教研组组长，并且还兼任村委会团支部书记。原来这个村的那个教师嫌当民办教师没有出息，就丢下学校和孩子们搬走进城了。这个村的学校情况几乎像我在鱼湾村的情况一样，独一间破教室，30多个孩子已经停课2个多月。我来后人地生疏，开展工作困难极大，首先存在的问题是教室房顶漏天，窗户上没有玻璃，墙壁外面四周几乎没有了泥皮，再就是冬季没有钱买煤炭，我来了连个吃住的地方都没有。
村委会和学区领导亲自来开了2次村民会议，修缮维修了破教室，划割安装了窗户上的玻璃，解决了烤火煤炭。教师没有办公和吃住的地方，暂时每天骑自行车跑着教，就这样这样勉强开了学，恢复了教学秩序，我家与学校相距10多里路，好在路途还算比较平坦，春夏天气暖和骑自行车还算可以，可是一遇到刮风下雪(特别是冬天)那就遭了罪。为了不影响学校教学工作，遇到坏天气我就吃住在了学校，把课桌往一块一拼当做床铺，在火炉上用铝盆煮点拌汤，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这些年来，我的工作压力相当重，特别是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挨门逐校调查落实适龄儿童入学情况，那些年村民们外出流动比较大，登记摸底调查有一定难度，但是我没有因此而糊弄过此项工作，做到了底数清楚，学生的“四率”全片均保持在100%。除此，我一方面在抓好自我教学工作外，还要抽时间深入其它教学点检查指导工作，另一方面我还注重自我文化业务进修学习，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大学专科学历，并还晋升为“中学语文一级”教师职称。我还注重课堂教学与团队工作有效结合，对一些经典课文经常在孩子们中间开展“树理想、做主人”活动，利办墙报、板报讲时事，讲政治，讲好人好事，活跃了山村气氛和课堂气氛。1994年自治区团委书记乌兰、盟团委书记肖军在旗团委书记付俊峰的陪同下专程来我校考察指导工作，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1993年，可以说是我最灰色的一年，春季开学后一连10多天暴风雪，路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我被困在了学校回不了家，家里人吃水都挑不回来。羊圈被积雪压塌压死了3只羊，在第三天仅有的一头羊也掉在泉眼淹死了，连续的受灾，妻子恼怒了，冒着寒风，踏着没膝的积雪寻来了学校，哭诉着发生的一切，并且责骂我死抱着教书不顾家，老婆孩子跟着遭罪受穷。面对妻子的责骂，我无能为力挽回这一切，也更无法用好的言语来安慰妻子。是啊，自己一个大男人，这几年究竟为家里做出了什么贡献呢？良心的自责使真正感到愧对妻子和孩子们。11元2角钱的工资怎么能养活了一家5口人的生活呢？
房漏偏逢连阴雨，船漏巧遇打头风。班里有2个孤儿，一个叫郭鹏，一个叫高龙。郭鹏母亲跟人走了，父亲尿毒症双目失明，由70多岁的爷爷和奶奶拉扯抚养；高龙母亲患白血症去世了，父亲外地打工常不回来，由姥姥、姥爷拉扯抚养着。两个孩子几年来的书费和学费没有交我一分钱，全是我给垫着。我与他们讨要了几次，都说：“短不了你的，先垫着把，大娘给你留个小猪娃顶账。”第二年去和郭鹏奶奶去要，哪有什么猪娃，连个猪毛都没有。和高龙的姥姥要说：“哪有钱哩，小箩筐里有五、六碗红豆哩，要，你就那去吧。”清贫的家庭生活，真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的我喘不过气来。妻子再次责骂我：“教书不挣钱还贴钱，这日子没法过了......”一气之下领着孩子们离家出走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专门来到旗教育局、团委和妇联寻求帮助，向领导们细说了这些孩子和我的家庭情况。领导们和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好像听我在讲传奇故事，都瞪大眼睛惊讶地听着。
几天后，教育局局长付俊峰，副局长郭权义和班培国专程来到张家村调查了解了这两名学生的情况和我的工作情况。领导们对这两名孩子给予了“希望工程”救助，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1994年教师节我被评为旗级“先进教育工作者”；并荣获国家首届“希望工程园丁奖”，同年又荣获了自治区教育厅和团委“优秀辅导员”奖。
当民办教师的最大梦想是什么时候自己能够转正成公办教师。可是上面规定的转正条件是：一是通过“高起点”进修2年后，方可转为公办教师，二是被评为“盟级先进”的民办教师方可转为公办教师。我呢，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昂贵的费用，无能为力去进修，虽然自己有一个品位较高的大奖，人家说不是文件中规定的“盟级先进”，多少次对转正可望而不可及。
有时去集宁办事，总免不了去进修学校看一看，和来进修的同事们坐一坐，畅谈一下对转正的欲望。看到他们简朴的生活，发愤学习的劲头，我仿佛也置身于他们当中，好像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学员。
中旗有一位学员打家拼产来进修，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帮妻子忙责任田或是挖金土，以便添补家用和自己的生活费用。这一天他与弟弟挖金土，临中午时分他对弟弟说：“你先回去和你嫂子做饭，哥在井下再刨一会儿，吃完饭一来吊土不是多能干出点儿活儿......”弟弟回家做好饭后来叫他吃饭，一看井筒早已坍塌了，哥哥被埋压在里面，人们把他弄出来，早已离开了人世。他媳妇来进修学校收拾行李，爬在行李上哭泣，所有的学员都哭了，我也跟着落泪。
兴和一位腿残疾的进修女教师，校舍下雨时土教室倒塌时，她用瘦弱的身子托扶住一根檩让孩子从缝隙中往出钻，孩子都安全钻出来了，然而她的一条腿却被压断了，成了终身残疾。
我旗刘白二村高生亮也是打家拼产和同学们借钱念了进修，毕业后再有两个月就能领到转正工资了，可是他多年来积劳成疾（肝癌）英年早逝了。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当民办教师是做人的工作的人，他们在极其艰苦而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付出的心血换来的业绩是伟大的。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对农村中小学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工程。一时间经过合校并点，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儿的孩子们都进了城镇中小学，家庭经济条件差一点儿的孩子们还都继续留守在片里中心小学。这样一来，我的那11元2角的民办工资补贴也被随之取消了，被留守家长们返聘在郝家村中心小学当了私塾老师（工资待遇少的可怜，每个孩子一年一百元钱），三个自然村20多个孩子（一—六年级）我一个人教。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几十年来和孩子们相处，当中充满了悲和忧、喜和乐。说句心里话，每走一处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是一但回到孩子们中间，我就忘掉了一切烦恼，好像自己置身在花的海洋中，一但离开他们，内心总感觉空落落的，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感。
九十年代后期，家长们为逃避“农业税”等，今天孩子还在学校上课，第二天没有来，一问其他孩子们说：“堵了门窗连夜不知道搬走去哪里啦。”就这样隔三差五走一个，每走一个孩子我内心总要失落好几天。空了的座位上好像还坐着这几个孩子，有时回答问题时，我还猛然失口呼叫这些孩子们的名字。
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多少年了，人们才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还是不怎么富裕。但是，这些天正无邪的孩子们和憨厚老实的家长们，看到我清贫的家庭生活，让这个孩子送一盆盆面、让那个孩子送一盆盆山药，特别是每年到大小雪杀猪宰羊期间和正月开学后，变着花样做着好饭请到家里让你吃，有的孩子还给你拿来肉。
在这个教学点我又待了4年，在这些年，我没有让这些因为家庭经济差的孩子们失了学，星期天常常跑到旗教育局、团委给孩子们寻求拉赞助和“结对子”。2002年北京朝阳区东方德才学校与我校郝晓军、徐芳和侯义博三名同学结成了对子，每年放假人家专门从北京赶来看望他们，还给这些孩子带来电脑、衣物和学习用品，每学期还向这些孩子们捐寄钱，直到小学毕业。还特邀我校部分孩子去北京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和北京的孩子们一同上课，使孩子们了解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同时也开阔知识视野，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和温暖，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0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一年。由于几十年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工作，加之平时生活简朴营养不良，不知不觉患上了严重胃溃疡。9月份的一天，胃病忽然复发昏睡在了办公室，孩子们发现后急忙告诉了家长们，好心人郝志和盛老汉开着三轮车将昏睡状态的我送往旗医院救治。医院一看我瘦骨嶙峋，草草看了一下就推手不给看了，说什么是“癌症”。妻子赶来后把我抬到集宁市医院诊治，通过化验观察也说是癌症，妻子与女儿不死心，既然来了无论好病赖病，开刀看一看，好病当然好了，如果是赖病，家里人也尽到了责任。但是昂贵的医药费和手术费从哪里来呢？我又不是公办教师，没有公费治疗款，医院也不愿接收我这样的病人。
妻子和女儿跑回家变卖完本身就薄寒的全部家产凑合3000多元，勉强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我已几乎处于昏迷状态。（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昏迷中梦得还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时而在教室给孩子们上课，时而和孩子们在外面玩耍，时而领着孩子们在山坡采标本，恍恍惚惚神志不清，好像一个缥缈的幽灵在半空中任意游荡。可是彻底清醒后，我却听到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本·拉登袭击了美国世贸大楼。阎王爷没有收我，我不是什么癌症，一周后我出院了。三周后，妻子见我寂寞和无聊就又把我送回到孩子们中间。
在我昏迷和被推进手术室期间，因为手术费和医疗费不够，妻子拿着我的奖状跪坐在医院大门口和马路边哭诉着向经过行人乞讨，女儿也哭诉着向亲戚朋友乞求借钱，并说：我现在借的钱等我找出人家有了钱一定奉还......催人泪下的乞求感动了上帝，凑够了医疗费，病看好了。
写到这里，我向妻子和女儿道声“谢谢”，是你们娘儿俩挽救回了我的生命。
回到学校没几天（手术后40来天），我坐上三轮车去40多里外的锡勒给学校拉了一次煤。妻子和女儿知道后跑来学校责骂我刚刚救下你一条命不珍惜，世上少有。十月份底，忽然接到通知说：年底前有一批考转老师，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高兴的几天没有合眼，我一边给孩子们上课，一边复习准备参加迎考。考试结束后，我以全旗考转成绩前三名考转了。也许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上帝照顾我，实现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转正梦想。
2005年，随着上级再一次“合校并点、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工作的实施，我在的郝家村教学点被合并到镇里一所小学，随之我也被调到后旗一中后勤住宿管理处，负责管理住宿学生，又与大孩子们打了十多年交道。也就是说：我从教小学一年级小孩子一直到管理初高中年级的大孩子，当了几十年孩子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了小老头。2016年秋（退休）离开了我恋恋不舍的教育战线，离开了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如今，每当我走到一些学校大门口时，总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向校园内看一看。每当听到孩子们郎朗读书声和嬉耍欢笑声，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孩子们中间。每当看到那些衣着整齐天真灿烂的孩子们和造型漂亮的教学楼，美丽干净的校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几十年来当民办教师的苦难岁月。【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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