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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 喜欢大秦的人 你我一起做大秦之歌的正真朋友 文 ∣ 大秦之歌 作者简介：头条号历史问答达人 专栏作家 封面图｜洪承畴影视照 自努尔哈赤兴兵以来，就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的关系，刻意与西藏密宗佛教保持了密切联系。为何他要这样做呢？或者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在明朝中后期，西藏的藏传佛教取得了长远发展，尤其是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不仅是藏族地区的精神领袖，而且逐渐成为蒙古族地区的精神领袖。黄教之风日炙，对于要统治整个蒙古草原的努尔哈赤大金政权来说，就不得不重视与黄教的关系，同他们保持积极的交往，不失为一个战略之策。 到了清太宗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太极一改老爸的大金政权为大清政权，也并不满足于偏居辽东一隅之地，而是将目光投向大明和蒙古，南征北战，积极对外扩张，兵锋所指，无不令人胆战心惊。四分五裂的蒙古部落在皇太极指挥的大清铁骑征服下，很快被纳入大清政权的版图之中。皇太极一面对蒙古的部落进行八旗制度的改编，欲彻底从制度上瓦解蒙古的传统。同时，为了从精神层面也完成对蒙古部落的统治，皇太极又极力利用黄教的宗教影响力，来达到自己对蒙古的控制。因此他积极主动地和达赖喇嘛、班禅见面，建立起彼此互信的关系。 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派使者来到盛京，参见了皇太极，双方初步建立起交流和沟通。达赖的使者给皇太极带来达赖喇嘛的问候，此时的达赖喇嘛年仅25岁，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中的考验，在蒙古固始汗的直接干预之下，摆脱了西藏地方政权和其它派别的迫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领袖。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他同样非常重视已经崛起的大清王朝，刻意与大清保持良好关系，借此平衡围绕在黄教周围的其它势力。所以，这年春季，他迫不及待地派人来到盛京，正式和大清政权建立关系。 图1｜大清顺治皇帝影视照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作为高层互访的前期准备，皇太极派出了一支大清外交使团，从盛京出发，来到西藏慰问达赖喇嘛、班禅以及各派宗教领袖人物。双方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建立起更加互信的关系。1643年9月21日，就在满清政府积极推动与西藏宗教政府进行历史性高层访问之时，皇太极突然驾鹤西游，是这次预定计划内的事情未能落地。 1644年十月初一，福临在北京正式登基称帝。这象征着大清政权已经取代了明朝政权，成为东方真正的霸主。福临称帝之后，就派出多个使团，出使周边国家，广播恩惠，建立大清帝国的威名。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使团就是出使西藏，拜会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随后也派出使者来到北京为顺治皇帝站台，祝贺顺治登基称帝。 通过以上的事件回顾，可以看到，在清朝初期的崇德、顺治时期，对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佛教的宗教领袖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这对加强清朝对蒙古、西藏的统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颇为重视，但双方未能实现高层互访，这成为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但大清初定中原，中原各地的反清复明势力此起彼伏，先后持续时间长达十几年。而且大清政权又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顺治皇帝尚未亲政，因此双方并未实现高层互访。 图2｜顺治皇帝继位时的影视照 到了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死了两年，朝廷里也清除了不少多尔衮的势力，顺治皇帝开始亲政，成为真正代表大清政府行使权力的皇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北京，达赖喇嘛愉快地答应了顺治皇帝的邀请。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高层访问的工作程序和现在差不多，先期派出一些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进行接触，商定双方高层互访的日程、形式、内容、礼仪以及双方需要达成的各项事项，然后再上报到核心部门进行审核。这个过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如果不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行动起来就比较快捷，一旦涉及敏感话题，很多事项来来往往一讨论，就比较浪费时间。在过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通讯科技，所以大多数都是使团骑马见面商讨细节，这样就更加浪费时间。 五世达赖喇嘛虽然愉快地接受了顺治帝的邀请，答应屈尊可以去北京见一见顺治皇帝，但他也给顺治帝出了一道难题，要求顺治皇帝亲自到他指定的地方迎接，而且这次陪同他访问北京的人员多达三千多人，而且要把这批人的吃喝拉撒问题要解决好。这么大的使团，如果吃、喝拉、撒、行、住每个方面安排一对一服务，这样算下来清朝的服务团队人数就可能要超过一万人，简直可以跟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战术战斗差不多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事情上，搞大规模接待工作，清朝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政府里很多官员和制度都是大明政府帮他们早已训练和制定好的，只需搬出来继续使用一下就可以了。再说，北京城里人多的去了，还担心接待工作没有人做吗！政府一旦号召，志愿者就会源源不断地报名参加，热情饱满地投入到报效祖国的行动中。 图3｜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影视照 最要命的问题就关于顺治皇帝要亲自到达赖喇嘛指定的地方去迎接，这个问题一下子在满清政府里炸了锅，舆情汹汹，很多人强烈反对。过去的交往，不像现在，元首或者元脑互访，只要坐飞机达到对方首都或者其他城市，政府里指定一个高层官员去机场迎接就可以了，然后按照议程进行谈话，这几乎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彼此心照不宣。而且这种国与国之间的高层互访，最主要的是体现礼仪周到和彼此尊重、信任。但在清朝初期，达赖喇嘛提出的问题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属于一个新命题，这就对大清政府是一个新考验。所以这就引发了大清政府内部的一次接待大辩论。 辩论双方分别是正辩一方的代表顺治皇帝，反辩一方的代表洪承畴。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底，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抵达蒙古，他提出顺治皇帝到归化城或者代噶见面，这两个城市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凉城。顺治皇帝很快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现在不能走得太远，南方的战事正在艰难地进行，走得太远不利于国家稳定。并提议在长城以内找个地方见面，去迎接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看完顺治皇帝的信，表示内陆正在流行各种疾病，他不方便去，还是要求顺治皇帝到长城以外来见他。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从顺治皇帝喜悦之情来看，很很想去长城之外亲自去见达赖喇嘛。但他确实是分不开身，南明的抗清势力正在掀起一个反清高潮，一旦离开北京时间太长，对南明的围剿就会有头无尾，这种后果损失太大。但达赖喇嘛借口内陆疾病肆虐而驻足不前，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不想失去其宗教领袖的身价。到了九月，大清对南明的军事行动取得优势，这时候的顺治皇帝就打算亲自去五世达赖喇嘛指定的地方去迎接。皇帝要去外面迎接西藏宗教领袖，这是一件大事情，必须要向群臣说明去意。顺治皇帝和群臣之间关于迎接达赖喇嘛的事情便开始了争辩。 图4｜洪承畴画像 顺治皇帝抛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达赖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陆，今年岁受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事，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以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顺治皇帝这段话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和达赖喇嘛交往已经是很早之前定下的事情；第二次意思是说今年国家经济状况很不好，而且粮食收成不好，去外面也可以减轻朝廷压力；第三个是他的核心意思，也就是喀尔喀外蒙古回归的问题。一旦自己去不了，达赖喇嘛中途返回拉萨，这件事情就黄了。因为喀尔喀外蒙古的回归，也有宗教信仰问题在里面。这三个方面基本说明了他为何要亲自去长城外面迎接达赖喇嘛的缘由。 顺治皇帝的想法得到了满族大臣的支持，他们认为皇帝这样做是对的，考虑得很全面。但很快反对一方提出不同意见，大家一致表示顺治皇帝不能亲自去长城外面迎接达赖喇嘛。这一派就是以洪承畴等为主的汉族官员，洪承畴在上疏中写道：“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人内陆。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遣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 图5｜大清顺治皇帝和五世达赖喇嘛画像 先普及一下“上疏”的知识。“上疏”是古代官员给皇帝写奏章的一种文书方式，尤其是皇帝哪方面做得不对，官员们有反对意见，就采用这么一种方式向皇帝表达纠正错误的态度。可见汉族大臣认为顺治皇帝去关外迎接喇嘛这件事做得不对。皇帝是天下人的皇帝，当然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人物，都是皇帝的子民。你去关外见这些喇嘛，绝对是自降身份、自我贬低的一种表现，是要不得的。要去可以，在亲王里选派一个代表去，多给喇嘛一些钱财，算给足五世达赖喇嘛的面子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皇权和教派的斗争很激烈，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皇权大于教权，有时候教权又大于皇权，此起彼伏，纠缠不清，很多人在皇权和教权的争夺战中失去性命。但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皇权大于教权，不管什么样的教派，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里，都要为皇权服务。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所有汉族大臣为何要集体反对顺治皇帝去边外见五世达赖喇嘛了。 顺治皇帝看了洪承畴的上疏之后，并未采纳这些汉臣的意见，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去关外迎接五世达赖喇嘛。他于九月十一日，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同意在边外见面。他写道：“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噶地方，俟尔可也。”达赖喇嘛接到顺治的信之后，心情非常高兴，急忙回了一封信，一边说明他“兼程前进”，一边督促顺治帝也加紧动身，在噶地见面时，他还 “尚有密奏之事”。 图6｜洪承畴影视照 汉族大大臣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继续上疏意见，强烈反对顺治皇帝去比外迎接达赖喇嘛。不过这次他们改变了策略，这次用星象学这等玄学作为武器，来反击顺治皇帝的做法。虽然是玄学，但在那个时候却是正儿八经的科学之术。朝廷里设有钦天监，就是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寻找变化莫测的天文异象，以此来避免人间的疾苦灾难。洪承畴就是利用了钦天监的观察数据，并得出结论，进一步阻止顺治关外之行。 这篇上疏不长，现录入如下：“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薇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人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岁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 顺治皇帝看了这篇上疏之后，本来摇摆的一颗心就彻底被洪承畴给唬住了，终于放弃了原来打算去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想法。不但接受了洪承畴的意见，而且对他的忠心耿耿进行了表彰。 围绕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告一段落呢？完全不可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如何解决达赖喇嘛来北京之后住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洪承畴再次和顺治皇帝出现了对决战。从顺治皇帝本意出发，他是特别想见这位五世达赖喇嘛，而且特别重视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一事。为此，他特别下令财政拨款，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专门的住处，而且把这个住处命名为黄教寺。 图7｜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影视照 给达赖喇嘛修建专门的住处，这相当于为西藏宗教领袖修建一个高档次的贵宾馆，工程量相当大。要征地拆迁，要搞三通一平，还要规划设计，另外要动用人力物力进行修建，这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根本不在预算之列。这些事情在顺治皇帝看来，是一件颇具功德的事情，所以他干得很欢快。可是在一些汉族大臣看来，这却是一件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情，必须坚决抵制。 顺治皇帝搞的这些动作，让洪承畴等汉族大臣很是不解，达赖喇嘛不就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僧人么，一个天下之主的皇帝不关心民生疾苦，却屁颠屁颠地去求神拜佛，这太也不像话了吧！现在不但要把他迎接到北京，好烟好酒、大鱼大肉招待，还要耗费巨资修建专门住所，顶级配置，这一番操作就显得有点过分了。而且这笔巨资又摊派到老百姓头上，这可不是一件多好的事情。有这些钱，还不如去搞一个扶贫工程，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才是人间正道。不行，还得继续抵制。 洪承畴看见顺治皇帝这样兴师动众地准备，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又开始上疏，这是一篇洋洋洒洒上千字的疏文，鉴于篇幅太长，只录其中一段，他写道：“……臣仰乞圣裁独断，将远行士马，即赐停止，将在京喇嘛，尽送城外寺中暂住，陆续发回，不复出入禁地，并将建塔之举敕旨罢工，则天下咸服……” 这个奏本体现了洪承畴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才华，堪称一篇雄文，立意明确，论据充分，一看就是学院派的水平。他说帝皇没有必要向这些僧侣拜佛求福，尤其是修建达赖喇嘛的专门寺庙，更是一件“病国害民”的事情，要立刻停止。另外，洪承畴还提出，皇城乃使禁地，不能在里面修建佛塔，也不能让喇嘛们在里面走来走去，这有点违背朝廷法度。 顺治帝看了洪承畴的上疏，也基本接受他的思想，所以也就放弃了修建专门寺庙这项工程，但还是坚持在皇宫了修了一个佛塔。这次战斗，可以说双方各有妥协，胜负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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