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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刘南陔先生给我发来了新作《谈方言词的收集与整理》。宅在家里，我得以静心拜读。该文联系荆门市龙泉公园方言墙上的一组方言词，从理论上对方言词的语音、语义、构成等作了精细严密的分析和论述，并且对方言词的收集、整理和规范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读后获益匪浅，很受启发。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口众多，在人类生产生活、人口迁徙流动（北人南迁、客家人的形成，“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语言音韵，对事物的认知、理解、称谓千差万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土语。方言的出现，不仅有鲜明独特的地域特色，还使人们的表达生动形象、含蓄幽默、诙谐风趣，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但也给人们的语言交流、思想沟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障碍。因此，对方言词的收集、整理、规范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但方言词的研究涉及到语言学的音韵、文字及历史、地理、自然、民俗等方面的学术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十分复杂，难度也很大。 我国有研究方言的悠久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我国著名的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就著有《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別国方言》）一书。杨雄用二十七年时间，收集了十几个方言区的大约九千个词语，并极有远见卓识地提出了“通语”（“共同语”）的概念，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方言词汇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学著作。成书于汉代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汉语词典，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其中也收录了当时流传的一些方言词语。如卷九“释虫第十五”：“次蟗（qiu音秋），蜘蛛。蜘蛛，蛛蝥（mou晋·郭璞注，音谋）。土蜘蛛，草蜘蛛。“宋·郉昺疏：“此辨蜘蛛方言及在土在草之名也。”可证《尔雅》对后世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方言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的迁徙流动有很大的关系。恰如唐代诗人贺知章那首脍炙人口为世传诵的七绝《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就是方言。所以早期的“方言”研究多偏重音韵流变方面的研究。一直到清朝末年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才把方言的音、义结合起来研究。他著有《新方言》《岭外三州语》等著作，并且提出了“疑于义者，从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求之”的收集、整理方言词的训释方法，堪称方言学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解放以来出版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编著的《汉语方言词汇》《汉语方音字汇》、袁家骅等人编著的《汉语方言概要》等等。特别是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汉语方言的专业刊物《方言》（季刊）创刊。《方言》主要登载有关方言研究的专题论文、调查报告、书评书目以及资料介绍等，从此有了方言学研究的一方学术园地。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周振鹤、游汝杰二位语言学家撰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这是方言学的一部经典著作。他们从历史人文地理、语言文学的广阔视野，集中探讨了中国境内的方言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从而拓展了方言学研究的领域，给研究带来崭新的前景。2017年《中华遗产》杂志社组织发行了“方言”专辑（第7期），把“中国方言”提到中华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虽然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目前在我国，方言学的研究尚属冷门学科。 199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我市荆楚理工学院刘海章教授主编的《荆楚方言研究》一书。出版者称“本书是第一部研究荆楚方言的专著”。该书对荆门、襄阳、随州、仙桃、长阳等市县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具体描写和比较，见解新颖，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令人耳目一新。刘海章先生一生致力于荆楚方言研究，对荆门方言的收集整理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很值得人们纪念的。 下面也谈谈方言词收集、整理与规范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方言词读音选字的问题。 刘南陔先生指出：“读同样的音选择怎样的字，使之与要表达的意思相匹配，是整理方言词必须认真考虑、细心选择的。寻求理解上的最大公约数，让读者凭借上下文揣摩出词义来，应该作为我们整理方言词的共识。”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方言词的配音用字，我的观点是，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采用“同音近义”或“近音近义”的原则。因为方言词是记音词，书写形式常会有不同，且多样不固定。其读音大多是不能与通用词的读音相对应的，所以只能采用“谐音”或“拟声”的办法来处理。如，“尬事”，就有“嘎事”“嘎始”“噶事”“噶始”“尬事”“尬始”等多种记法，这就让人们在理解上莫衷一是。刘海章先生在《方言要略·二词汇》中记为“尬事（开始做）”。《钟祥县志》（1990年8月版）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刘兴策撰写的“方言篇”记为“尬事（开始动工或行动），如，你的房子什么时候尬事做。”我市首届方言大赛上，评委王君认为：“嘎始”，是流行江汉平原一带的方言。嘎读ga，四声，是“开”的变音，“始”在方言中读四声，“嘎始”就是“开始”的意思。”龙泉公园方言墙作“嘎事（开始）”。到底选择哪一个呢？我认为“尬事”比较准确些。因为这个词在流行区域中两个字都读作第四声，选这两个字符合普通话用字的读音。而“嘎始”的“嘎”读音是二声或三声，“始”的读音是三声。“噶事”的“噶”读二声，都与流行区域的读音不符。我想这大概也是两位刘教授不谋而合的原因吧。 再如“单弓（螳螂）”，南陔先生认为应该是“端公”。但“端”与“单”读音不同“端”读“duan”，一声，“单”读“dan”，一声，与“端”少一个介母“u”，和方言词“单弓”读音不配。刘海章先生在《荆门方言要略》中就记为“单弓（螳螂）”。我也同意记为“单弓”，为什么呢？按词义的训释来说，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传统的方法有“声训、形训、义训”三大训释方法。声训是取音同或音近的字去解释字义。如刘熙在《尔雅·释名》中说：“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有人称之为“因声求义”。形训，用分析汉字的字形去阐明字义的方法。有人称之为“以形说义”，如“小土为尘”“日月为明”，是用分析文字形体构成的方法解释词义的典型例证。义训指除声训、形训之外，直接训释词语意义的训释方式，有人又称之为“同义相训”或“以义释义”，如“休，息也”，“遐，远也”等。 “单弓”是取“螳螂”的形，一只螳螂趴在植物的枝叶上，其形不就像一张“弓”吗？是“以形说义”。“螳螂”亦称刀螂，古希腊称其为祷告虫，世界上有2000多种，中国有147种。螳螂有许多別称，如刀螂、巨斧、髦、斫螂、天马、猴儿等等，但没有“端公”之称。“端公”在词典中有三个义项：1.唐侍御使的俗称。2.宋代官府公人之称。3.旧时指讬神惑众，敛聚财物的师巫。没有“端公”是“道士”的义项。所以，将“螳螂”记为“单弓”较为恰当，这是荆门人对螳螂的一种形象称呼。正如人们称“蜻蜓”为“丁丁”。“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远观那立在小荷尖尖角上的蜻蜓，不正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丁”字吗？“螳螂”“蜻蜓”均为叠韵联绵词，且“丁丁”和“蜻蜓”韵母（ing）相同。 二、关于方言词的结构方式问题。 分析方言词的结构方式，首先要从方言词表达的语义着眼，其次才是语法构成关系。还是以“尬事”为例来说，如果“尬事”是“开始”的意思，它就是联合式并列关系的合成词。如果它的意思是“开始做”或“开始动工或行动”，它的语法结构就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词组）了。所以“尬事”绝不是一个单纯词。 又如，“日白”（说闲话）。《京山县志》（1990年版）释为“说白话”。《钟祥县志》（1990年版）释为“扯谎”。《荆门市志》（1994年版）未收录“日白”，但收录了“扯白”，释义“说谎话”。《钟祥县志》还收录了“日哄（欺骗）”，“日决（挖苦；讽刺之意）”。其实“日”在方言中是作动词用的，有“说”的意义。在民间就有“他们几个人没得事了，又在一起瞎日。”还指没有根据的话，如“你不要听他们瞎日。”“白”这里指“白话”，“白话”就是谎话、空话、没有根据的话，闲谈聊天。从词素结构来看，“日白”应是动宾式的合成词。 再如“嘿宝”，文字墙释为“不顾后果”。刘海章先生释为“办事不顾后果的人”。从词素上来分析，词根“嘿”，有粗野蛮横，不顾后果的意思。词根“宝””指代人，“嘿”修饰“宝”，应该是偏正式的合成词。在荆门地区流传的还有“骚宝”“齁（hou）宝”“撒尿宝”等。“宝”也有记为“包”的。其结构相当“记者”“作家”等。 再如“拐哒”，是词根加后缀的合成词。词的中心部分是词根“拐”，“拐”有不好、坏了、形势不妙的意思。刘海章先生指出：“荆门话中没有普通话的状态助词（也称时态助词），凡用'着、了'的地方都用'逗、哒'。”如，“吃了”不说“吃了”，而说“吃哒”。“写了”不说“写了”而说“写哒””。词根+“哒”的词有两种情况：1.形容词+“哒”，如“拐哒”“大哒”“长(chang)哒”，词义的主体是“拐、大、长”，“哒”不表示语法意义，可看作某种附加意义的词缀。2.动词+“哒”，“哒”是附加在词根后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素，相当于状态（或时态）助词“了”，表示动作已经完成的状态，如“吃哒”“到哒”“飞哒”等等。 我们再来讨论单纯词。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单纯词大多数是单音词，其次是多音词中的联绵词（双声、叠韵词），如“秋千”“尴尬”“灿烂”“彷徨”等；音译词（又称外来词），如“沙发”“席梦思”等；叠音词，如“悄悄”“馍馍”等；象声词，如“哗啦”“咕咚”“叮当”等。 “姆妈”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读作“mma”，释义为1.母亲。2.尊称年长已婚的妇女。这个词如果按词的结构来分析就比较复杂。武汉读音为“muma”，“姆”为三声，是“妈妈”的意思，为双声单纯词。“姆妈”一词古已有之，江浙沪一带是吴语流行区，把受雇为人照料儿童、老人、病人或为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都称之为“姆妈”，如“张家姆妈、李家姆妈”。荆门方言读作“呣妈”，“姆”为二声，有骂人的语义。荆沙地区读作“蒙妈”，取“妈妈”的语义。如下面一段沙市方言话：“卖汤（tan）圆的，挑到巷（hang）子的来，多把点糖（tan）少放点汤，端（dan）到我的姆妈（mengma）吃（qi）的。” 因此“姆妈”构词结构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决定。“姆妈”的语义释义为“妈妈”，“妈妈”可释为“母亲”，但“母亲”不等于“妈妈”，“母亲”还有一个引伸义，如“祖国母亲”“母亲河”。 “区区（微小）”是典型的叠音词，所以应该是单纯词。 三、关于方言词的收集整理问题。 汉语方言（或者说中国方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使得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丰富多彩，在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与它媲美。 有些方言词汇不仅在文学（戏剧和小说）、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就是在新闻媒体报导中也有鲜活的生命力。比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2020年2月20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武汉闯关”系列报道《这座城市不会失去温度》一文，开头就写道：“武汉人一向亲切，不管是初次见面还是相处已久，武汉人都会用这句话表达问候___'您家吃了冇（mao）？'热情、直爽、泼辣，散发出'火炉'特有的温度。”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是:“武汉的温度，从不'差火'”。文中写道:“武汉人差什么，都不能'差火'。做事到位，待人至诚，对武汉人来说，是最不能差的那把火。林军就是那个'不差火'的武汉人。”（林军系武汉中心医院门口小卖部老板，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一小段文字就连用了“您家吃了冇”、“差火”“不差火”等方言词语，把武汉人的火热个性，为人处事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版的“新闻随笔”《面对逝者悲痛过后应“铆起”》文中写道:“无论如何，活着的人，用武汉话讲，应当'铆起'……”“铆起”，就是把力量集中地使出来的意思，相当于四川、重庆流行的方言词“雄起”（强有力地奋起），生动地表现了武汉人民顽强不屈、奋力拼搏，勇战疫情的英雄气概。如换成其它通用词，就没有这样强烈的表现力了。 著名已故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已故的胡裕树教授在他主编的《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7月第3版）“绪论”中强调：“为了加强表现力，为了刻划人物性格，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适当地使用方言土语。可是方言土语的滥用却会造成民族共同语的混乱，会妨害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他还指出:“实现汉语规范化，并不是禁绝方言。民族共同语推广以后，方言并不会马上消失，它们虽在衰亡的过程中，但仍然为一定地区的人民服务。不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会越来越小。这是汉语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收集整理，规范研究地域性很强的方言词语呢？我的观点是: （一）求大同，存小异。 所谓“求大同”，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语言学界一致认同的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三个标准来进行。这三个标准就是:1.语音方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2.词汇方面以北方方言为基础；3.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这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对方言词汇的收集整理要努力做到选字语音要力求精准，语义力求符合地域环境、民俗民风的传统习惯。收集、吸收、整理、规范方言词汇，这三个标准是决不可动摇、忽视的。 所谓“存小异”，因为方言词是记音词，地域不同发音不同，所选择的记音字也不同。如“人”，东北人读作“银”；武汉人读作“能”；上海人读作“宁（ning）”；天门人读作“en（奀）”很难选出准确对应的汉字来标音。尽管读音不同，但并不影响人们的交流，都知道“东北银”就是“东北人”“武汉能”就是“武汉人”“上海宁”就是“上海人”“天门en（奀）”就是“天门人”。又如“不上弦”，也有记作“不上贤”或“不上涎”的。“以义求之”，我倒认为“不上涎”比较好，因为“不上涎”的词义是“厚着脸皮跟人纠缠、蛮不讲理、涎皮赖脸，惹人嫌的样子”。“弦或贤”都没有涎皮赖脸，惹人嫌的含义。再说“穿瞌睡”，“瞌睡”《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因困倦而不由自主地进入睡眠或半睡眠状态；想睡觉:“打~”。这已经把“穿瞌睡”的含义说明白了。考查这一方言词流行的区域，大多数人不是读作“穿瞌睡”或“窜阔睡”，而是读作“cankuoshui”，“参”，有“参禅”、“参拜”的意思。“参禅”指佛教徒静坐冥想悟道，是一种如梦如幻、昏昏欲睡的样子。根据章太炎先生“疑于声者，以义求之”的原则，我认为记作“参瞌睡”比较好。但无论是记作“穿瞌睡”“窜阔睡”，还是“参瞌睡”，都不影响人们对词义“打瞌睡”的理解，可不必纠缠。这就叫“存小异”。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胡裕树先生指出：“普通话词汇以北方话的方言词汇为基础，又以其他方言词汇作为它的滋养源泉，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方言词，这不仅丰富了普通话的词汇，而且更增强了汉语言的表现力。”《现代汉语词典》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是我国久享盛誉的一部权威性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进行了多次修订。2016年6月第7版出版发行。该词典现共收录条目69400余条。疫情期间，我把词典从头到尾一字不拉翻查了三遍，统计出该词典收录的方言词条目有1860余条，口语词（谈话时使用的语言词汇）约640条。如“巴不得”“出份子”“打呼噜”“地窨子”“麻利”“邋遢”“直肠子”“黑灯瞎火”等等。这些词在地方志书中大多也作方言词来收录。两项相加有2500余条，几乎涵盖了我国七大方言区的常用方言词汇。这还不包括哪些已吸收为普通话词汇的方言词。如，“把戏”“搭档”“名堂”“门道”“尴尬”“串门”“靓”“囧”“炒鱿鱼”等。比如“炒鱿鱼”，鱿鱼一炒就卷起来像卷铺盖，借指解雇、失业。卷铺盖走人，多么形象生动，因此它有生命力。这些都说明方言词汇在中华民族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存期”，有些还会转变身分，成为普通话词汇队伍中的一员，继续“为人民服务”。方言，也是一个民族应该永远珍惜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流行区域小的方言词汇要不要收录整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移民到达新地，聚居在较小的地域内，自成社区，跟外界接触交流不太多，这些移民的方言就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或某些特征。”。顾小绿撰写的《方言岛___向祖先致敬》一文指出：“方言也会行走。有时它形单影只，离乡背井，走到千里之外，扎下根来。水土改不了它，夷蛮撼不动它，就这样守成了方言大海里的孤地，它的名字叫'方言岛'。有人问，为什么方言大海无法淹没它？固守乡音只为向祖先致敬。”历数中国大地，东西南北中，“方言岛”无处不在，无奇不有。有些方言词只在某一区域内流行，不是它该不该存在的理由，我倒觉得流行的区域越有限，越是应该整理研究。我们规范的是要排除哪些特殊的土音成分。如“七夜换（吃夜饭）”“起洪（起风）”等。 至于对哪些低俗、不文明、带有对人污化贬损的方言词汇要不要收集整理的问题，个人认为，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收集整理，但不宜在公共场所和文学、艺术品等媒体中展示渲染，传播扩散，让其在汉语普通话深入推广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行衰亡消失。其实在现实中，好多低俗、不文明、污名化的方言词汇，在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中，早已失去了市场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河南呔（tai三声）子”“湖北蛮子”“江北侉（kua三声）子”“热包（指头上长黄癣的人；瘌痢）”等。从中可见汉语词汇正朝着文明、净化、健康、丰富的方向发展，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本期作者：何绍春 原市教研室教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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