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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面对黑云压城之势，已知改革之志难伸，仁宗皇帝已经投向了反对派，庆历新政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上表乞罢参政。宰相章得象认为范仲淹素具“虚名”，倘若一请便罢去参政，会使皇帝落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建议仁宗下诏不允，范仲淹上谢表，即表明范仲淹要挟皇上，再罢不迟。  仲淹哪知是计，见朝廷久无回应，还以为仁宗皇帝有意挽留，果真奉上谢表。仁宗更加相信宰相章得象言之不虚。老奸巨猾的章得象，这一招可谓阴险歹毒。谏官钱明逸，上疏弹劾富弼和仲淹，说他们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多挟朋党，请早废黜，以安天下。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罢去范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免去富弼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次日又免去杜衍宰相职务，出知兖州。同年三月五日，韩琦罢去枢密副使，出知扬州。欧阳修势单力孤地坚持为新政辩护，尽管他文名誉满天下，还是被贬到滁州，写《醉翁亭记》去了。  庆历改革，何以昙花一现，惨遭夭折？粗略看来，论者认为以夏竦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大，守旧派扼杀改革派的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形成黑云压城之势。富弼归纳总结人生经验云：“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宋史·富弼传》）其实，改革能否进行，皇帝说了算，改革夭折，根子在皇帝。仁宗此人，虽然宽厚仁慈，不轻易诛杀臣下，但他耳不辨忠告与谗言，目不分贤良与奸佞，身有软骨，胸无主见，随风转舵，反复无常。  开始，仁宗求治心切，似如心血来潮，对范、富、韩等人的信任，也达到极致。可对改革既无通盘规划，也无预谋设计如何排除阻力。当反对派摇唇鼓舌群起攻击，暗设机关陷阱时，仁宗则猜疑退缩，改弦更张，最终投向了反对派，不再支持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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