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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青霉素第一人，开创了新中国医学信息的现代化进程， 他是党籍最长的外籍老党员， 他是为新中国奉献了六十五个春秋的国际主义战士， 他最终把一生的热血故事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的中华大地上， 他，就是傅莱，一个与中国一生结缘的奥地利国际主义战士。 我要去向往已久的中国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家里的独子，其父是位地方财税官员，其母是个擅做女装的裁缝。傅莱早年就同情工人阶级，参加维也纳工人的斗争和奥地利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在斗争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参加了医学训练班，接受临床化验、使用X光机和急救防疫等医务训练。 1935年傅莱加入奥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他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他在学校里秘密地宣传共产主义，在校外参加各种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活动。 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同年12月，奥共地下党突然通知他必须在24小时内紧急转移。他说：“我要到东方去，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去。” 初到中国，四处寻机加入革命队伍 1939年1月15日到达上海。傅莱先在上海一个门诊部做化验X光的工作，当时传染病非常流行，工作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3月，傅莱从上海来到天津，先后在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放射科、化验室任职。 1940年，傅莱通过保定的美国进步人士胡本德终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凭借医生的身份，傅莱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在医院行医的方便条件，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1941年，傅莱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之后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根据他有医务工作经验的特长，组织分配他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时和柯棣华（印度籍国际主义战士）一块儿做教研工作，不打仗的时候就做教员，为八路军培养医务人员，打仗的时候就当战士，去抢救伤员。 傅莱所任职的学校离前线约25英里，傅莱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三年。他曾详细记录了这三年来的工作状况：“一开始，我教课也很困难，因为当时我中文还不好，只能把要讲的内容先写下来，然后再把不知道的词翻译出来，结果一个小时的课，我要花上八个小时的时间备课……由于燃料缺乏，冬天的日子尤其难过，写字时必须保持钢笔的温度，才能防止墨水冻结……常常在比一支蜡烛照明度还低的菜油灯下备课。 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疾，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封锁，前线的药品非常缺乏。傅莱通过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找到了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并亲自到作战部队去进行实验和推广，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取得了边区根据地战胜疟疾流行病的胜利。 心系中国，至死不渝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莱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成功地自制了粗制盘尼西林，缓和了我军缺乏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不久他带着X光机和医疗就诊器，参加了著名的太原攻坚战和天津战役，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抢救了许多的伤员。 解放初期，傅莱在中国西南地区多年的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该地区落后边远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去了解那里钩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情况，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调查和防治报告。1952年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1962年，傅莱全家前往奥地利探亲，当时就有人猜测，他这次肯定不会再回中国了，但他仍然按期归来。他曾说：“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 1979年，傅莱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担任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网络项目的领导工作。1982年开始，在傅莱积极领导和具体参与下，决定引进美国IBM4361型电子计算机。他从计算机房的基建、图纸设计，到规划审批，乃至机房后期的装修都一一过问，还经常到工地查看质量。终于在1987年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结束了我国医学文献手工检索的历史，为发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文献、信息服务。 傅莱还采用分步骤和调动各级情报信息员积极性的做法，先后建立起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区的信息网络，然后逐步推广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当时这一网络的建成，对沟通国内、国际的医学信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庭生活起起伏伏 1945年在延安与抗日老战士李滨珠结婚，育有三个子女。李滨珠1921年生于河南偃师县，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党，同年赴延安工作。解放后受害于极“左”路线被迫离婚。六十年代傅莱与重庆市友谊商店青年女职工江国珍再婚，育有一子。 永远纪念你，拥有一颗中国心的奥地利人 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中国国家领导人、奥地利国家总统及驻华大使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界人士敬献了花圈。根据他生前的要求，遗体捐献给了国家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 作者：Le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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