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朝君 麦场，在生长小麦的地方，亘古已存。小时候，生产队里，麦场也是我们玩耍的场所。过了端午节，麦地的麦子都粒粒饱满了。过端午节，我们这里不吃粽子，吃小鏊米面煎饼。小米是主食的一部分，还有红薯、南瓜、红萝卜都是那时候的主食。特别是红薯，从春红薯下来开始，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快要栽种红薯秧的时候，还要把长芽的红薯芽剜掉，把有烂斑的地方削掉，蒸蒸吃。那时的红薯已经长满丝，没有一点红薯味了，只是充饥。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能吃的食物得省着吃，不能吃的食物也配上了，什么红薯渣、细糠，都掺着吃。也有救济粮发放，发放高粱面。我们这里高粱种的很少，听说都是从东北过来的。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江米之类的粮食。榆钱开的时候，村东地里来了一帮要饭的，一问是河北魏县的。我们这里盛产小麦，地好，粮食作物收成多，一般情况下都能接济上，没有出现要饭的现象，就一户，因为太不会过日子，就说出去要饭了。后来，街坊邻居都接济些，队里再补些，也没有听说要跑到哪里去。魏县要饭的，在村东地搭了个临时棚住下了，在附近村要了半个月，吃不完的榆钱窝窝，都掰开晒晒。我们还是孩子，好奇的捡人家一块尝尝，被人家发现了就跑，人家忙喊着别跑，吃罢，我们已经跑远了。 红薯作为主食，填充着儿时和成长的主要记忆。红薯刚下来的时候，煮着吃，那时，挺新鲜的，也好吃。家家就端一筐子红薯，全家在胡同里吃。吃饭的时候，一家一家的都出来了，清一色的红薯。队里刚分了红薯，大家都吃的一样。“红薯蘸酱，气死皇上”。再后来，红薯分多了，就擦成红薯片，还给队里擦，白白的，摆满了刚发芽的麦田。红薯片晒成红薯干，就成了粮食，能够上公粮，剩余的都又分给了社员。分粮时，按工分，因为父亲在矿山工作，我们家的工分不够，需要掏钱买工分。这样，春红薯吃完，吃麦茬红薯。春红薯因为生长周期长，干面的多，擦的红薯干份量也足。麦茬红薯是收了麦再种的红薯，生长周期短，糖稀的多。不过，麦茬红薯煮煮也好吃。红薯也就能吃一段新鲜的，为了保鲜，也为了防腐烂，家家都挖一个红薯井，井下左右开洞，然后把红薯放到井下的洞里。这样红薯就能放很长时间，一直放到第二年春天。在一块一块削除烂斑的方式下吃完。那个以红薯为主食的年代，把红薯做成多样的吃法，是生活的主要方式。红薯干磨成红薯面，然后蒸成红薯面窝窝，红薯面多和玉米面掺在一起，那种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好咀嚼的窝窝，陪伴着我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让我在日后一生都不再想吃那种窝窝。母亲每天晚上都在煤火旁焙上半个那样的窝窝，我一大早起来，穿上衣裳，揉了下眼，就一手抓住书包，一手抓住那半个窝窝，边吃着边给学校里跑。红薯干也可以蒸蒸吃，但是太干，吃不了几片。偶尔，用红薯面压成饸络，用蒜汁一调，成了我们的奢侈。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懂，既然好吃，为什么不天天做，后来我分析，一是饸饹床子多少家才有一个，再就是费时。农民吃了饭还要种地，没有时间鼓捣。玉米面单独蒸的窝窝不暄和，吃起来口感也不好，1981年在县城上高中，天天吃玉米面馍，把胃都吃坏了，嘴里流酸水，身体都垮了。玉米面掺豆面，村里人称杂和面，说旧社会的地主还吃杂和面，大家都说好吃，我始终没有感到好吃在哪里。那时候，南瓜也是半拉子主食，夏天时，天天切进锅里，半碗南瓜。老南瓜还蒸蒸吃。直到把南瓜吃烂吃没，红薯才把整个餐食霸全。到了冬季，萝卜成了主要的副食。白菜是副食里面的奢侈品。小米的角色是一种陪餐，下午的时候，偶尔熬一锅小米稀饭，算是改改顿。也有蒸小米干饭的时候。但是，小麦，白面馍是我始终的渴望。吃白面馍是小麦下来的一两个月，因为我们这里是小麦主产区，所以还有吃两个月白馍的日子。从白馍向红薯转换是一个过程，再以后就只是填饱肚子了。过年是我们最美好的向往，盼了很长时间，到阴历十二月二十才蒸黑面包子，到年跟前，二十八九才蒸白面馍，也就吃过破五，就不让吃了。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仅剩的白面。因为父亲有工资，每年都会买一些小麦。和我一同长大的孩子，都没我吃白面馍时间长，看到我还在吃白面馍，他们开始流口水，我就掰给他们一小块。后来，母亲知道了，再吃白馍时，她在家里看着我吃完。1975年，奶奶得病了，母亲只让奶奶一个人吃白馍，每蒸好一锅白馍，母亲就会让我吃一个，奶奶得的是老年痴呆，对我们的行为没感觉。母亲刀子嘴豆腐心，总是把自己的好说出来，说的奶奶呆笑着。在县城上高中时，母亲让四叔到粮管所用玉米换细粮票，然后，我拿着细粮票在学校餐厅买白馍。因为大家都伙着吃饭，细粮票又不多，我都是在馋得没法时，和大家吃过饭后，独自一人跑过去，偷买一个白馍，三口五口吃完。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队里的麦场就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家多，麦场不够，队里就把一些小废地也分成场地。以前产量低的，种几年地，产量就高了，场地也越来越收缩。但，不能没有麦场，不然，就没有打麦子的地。有人就把麦场种了，收割时，先从地边收割一片，然后，再平整碾压成场，这样，能多种一块地。最初分地后，母亲不会打场，都是等二爷打完场再给我们打，没想到，连下几天雨，麦子污了，吃了一年污麦子，没筋也不甜润。有了这次教训，第二年，母亲开始自己打场，我和弟弟帮衬着，弟弟还小，十来岁。母亲让我学着扬场，我一扬麦子撒一片，叔叔们都笑我，母亲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木掀，学着叔叔一会儿便扬成了。我红着脸，这以后，再没有扬过场。后来，到郑州上学了，就远离了麦田，家里的地也不种了。麦天再到时，就到帮扶的村庄割一会儿麦子，麦天就过了。这两年扶贫，收麦时帮扶贫困户，早早的换上衣服，准备和他们一起收麦子。他们笑着说，不用你干，我们也不干，收割机直接都打成了麦粒，有的在地里就把麦子卖了。 我还是好奇，同他们一起去麦田，只见一个个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里收割，麦主人只需在田头用粮袋接小麦就可以了。我上前去帮忙，他们一再推搡，别弄脏衣裳。怕给人家添乱，我就站在田头，看那翻滚的麦浪，一拨一拨地涌进收割机里。再也不见了麦场，和一幕幕艰难的回忆。从这里诞生的白馍早已不是奢侈品，那艰难的回忆，也许成了一个时代的产物，永不复返。 朝君，1965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水利文学协会副主席，安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内黄县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门泊桃红》，小说集《我想像中的父辈们》《寨外》。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短篇小说选刊》《莽原》《奔流》《大众诗歌》《中国水利报》等。诗歌《古船》获《诗刊》2003年“春天送你一首诗”二等奖。小说“满月”获2002年度“莽原新作家一等奖”、“河南省第二届五四文学奖银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