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风俗“考索”

  南京“四方城”位于钟山风景区。四方城明楼原名“神功圣德碑亭”，是明孝陵主建筑群的引导，建于明永乐11年（1413）建筑为正方形，因其四四方方而被南京人称作“四方城”。四方城楼中有一条甬道可登上明楼，明楼屋顶已经被毁，现仅存四壁，内有立于赑屃（龙的长子）座上石碑一块，高8.78米，驮碑的赑屃高2.08米，碑文由朱棣亲撰，计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


  01、仅存四壁的“四方城”，原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

  02、碑座、碑额雕琢精美。


  03、此碑是南京地区最大的碑刻。

            04、碑文详述了明太祖的功德。

            05、碑文由朱元璋四子，明成祖朱棣亲撰，共计2746字。





  06、碑文分为六部分：1、讲述朱元璋生于凤阳；2、为民请愿，发迹定远；3、定都南京，年号洪武；4、废旧制，选贤唯能；5、分封诸侯，平定天下；6、铭刻百名朱氏贵族。




  07、精美的石雕。





  08、现在正在复建“四方城”明楼屋顶（已经围挡，施工中）。





  09、驮碑的赑屃，高2.08米。





  10、碑座与石碑。





   11、厚重的“四方城”城墙。





  12、“四方城”四角的石雕。

在这张近似静物摄影的画面上，我看到的是一幅幅震天动地，纷争血刃的历史画面：战火烧塌的亭顶，苔侵藓附的砖墙，花饰坚石的墙基，巍然不动的赑屃, 傲视挺立的石碑, 凸显了四方城荣辱的经历，岁月的沧桑，战火的历练，历史的磨难。

亭门把角那条清晰可见的石灰印, 是当年”终身不贪不腐不色的国府主席林森”暑天办公小屋留下的痕迹。 当我看到照片中碑顶上方的蓝天白云时, 突然在我眼前浮现出也许的画面：林森会不会就在这个视角,感叹出: 官正则江山永固, 吏廉则青天白日。

这张照片凝固了南京腥风血雨，多灾多难，坚忍不拔，深沉凝重的历史。

 

附1925年的四方城

南京莫愁路教堂不是天主教堂

南京莫愁路五中旁边有一座教堂，当地人习惯把它称作“莫愁路教堂”。

如果问问老南京这座教堂属于哪个教派恐怕没几个能说清楚的。

我们先看几张地图。

 

第一张是法国人绘制的：把这座教堂称之为“耶稣堂”。而不称“基督堂”，以区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说明这座教堂是“新教”。

第二张绘制于1909年和第三张（1923年绘）都标的是“天主堂”

到了1936年（第四张）教堂前的街也称作了“天主堂街”。

连公开发行的地图都会标错，更别说一般的老百姓。

清末美国北长老会来南京的“四根杆子”设堂传教，这就是莫愁路教堂的前身。

美国北长老会属于基督教宗教改革后分裂出的“新教”衍生出的“新教派”。

早期西方在中国传教一般分为“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有教皇，教堂内设受难像。而在中国说到的“基督教”，包括基督时代的“基督教”和十五世纪马丁路得的改教运动产生了 “新基督教”，简称“新教”。尽管“天主教”和“新教”这两个教之间在教义，教规和修行方面有区别， 而当时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是分不清的， 只知道都是信奉“上帝”，“上帝”是信徒们的“天主”。

于是，莫愁路上新教的“耶稣教堂”就被称作信奉“天主”的“天主堂”了。

莫愁路基督教堂属于基督教，更准确地说是“新教”， 不是天主教。

（再接着说下去）

南京有座天主教堂位于螺蛳转湾也就是今天的石鼓路天主堂，它要早于“四根杆子堂”

那位寻找“飞来剪”的法国传教士是听到四根杆子的教士提供的线索，才有了探究的乐趣。所以在他绘制的地图（1898年）（图1）中明确标出了“四根杆子耶稣堂”（后称“耶稣堂”），螺丝转湾的“天主堂”（后称“天主堂”）和飞来剪的位置。

图1

清末民初城北地区有大片的荒芜地区，五台山以南，宫后山一带并非人口集聚区，很多街巷都未形成，（图2. 1929年摄） 只以建筑单位作为地名来叫。生活在城南的人对那一区域知晓甚少。当年南京陷落前我外婆带着子女去“金陵女大”避难时，是“第一次走那偏僻地”。

图2

螺丝转湾的天主堂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就已经是那个位置。（失败前是否在这个位置无资料可循），是南京天主教的主教堂，位于当时通往汉西门的要道旁，被人熟悉。而耶稣堂在莫愁路未建之前，位置偏，规模小，且多次搬家，知道的人更少。甚至在日本或美国的军用地图上都无标注。

在民国政府进行南京大规模建都时，美国人加紧宗教渗透，有了资金的支持，就在今天的位置盖起了基督教堂，其钟楼在那一带绝对属于“高层建筑”，又紧靠要道，越来越被人熟知。而非常有名，历史更久的天主堂，远离了要道，加之不高的“罗曼式”教堂建筑，（罗曼式教堂是天主教早期的建筑形式，后因被大量的带有高大钟楼的“哥特式”教堂取代，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树木和爬山虎的遮掩下，湮没在民居当中。除了在地图上还有表识或教堂附近的人知道外，大多数城南人都不知道。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问过我周围的老人是否知道石鼓路上的天主教堂，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是不是莫愁路上的教堂？”

在民国时期包括建国后“公私合营”前。城南老百姓因信仰的不同相互是极少来往的，即使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同一学校上学，家长也会提醒用某某孩子家是“儒教”，“信佛”，“在帮”，“教门”，“洋教”加以区别。一般“隔教”家庭之间，即使是邻居门里，见面打招呼，也极少走动。在信息不太流通的年代，一般老百姓把“洋毛子”信奉的教都称作为“洋教”，谁还会去区分“基督教”，“耶稣教”，“天主教”，“卫斯理教”。

所以说莫愁路上“这座教堂的名字在老南京叫得比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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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曾有多条“堂子巷”

在老南京的地名中，有多条和“堂子”有关的街巷。

“堂子”这个词在北京的含义很明确，是满人祭天拜神的地方，除皇家用专为祭拜而建“堂子”外。其它各级满人都有其祭拜的堂子，但是不一定是专用， 可能利用附近的庙宇，祠堂等地祭祀，但不能称“堂子”。

“堂子”一字在南京使用就不那么严格了。叫“堂子巷”的地方较多,  如：夫子庙乌衣巷旁，三山街望鹤岗东边，新桥胭脂巷南，卢妃巷程阁老巷东，模范马路东，中华门外，北门桥南（可能还有）……。几乎遍布南京的各个方向。

南京只所以有那么多叫“堂子”的巷，我认为起初还是和那里曾有祭祀的“祠堂”有关。“堂子”一词在宋元已经出现。只是到了不同时期，在不同地方，“堂子”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堂子”可以是汉人的庙观祠堂，可以是清满人祭祀专用地。

由于南方寺庙大祭前须沐浴，也供信众洗浴，于是也把洗浴的地方称作堂子。把洗浴地称堂子，多为兵营，驻地，署衙所在地；明清对犯罪家眷有销籍为奴的惩罚，伺候官吏兵弁，实际就是“军营性奴”，所以一些较低等妓院也称作“堂子”。这让人想到秦淮风月场里三等妓院都集中在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紧靠着这三条巷子就有一条“堂子巷”。

根据老南京的传说，汉中门的堂子街就是源于“曾有多家澡堂”。南门外（中华门外）悦来巷的“瓮堂”是南京现存最早的浴室，有600年的历史，而在悦来巷南边几米处的另一条平行小巷就叫“堂子巷”，这么看来堂子可能和澡堂有关。

由于南京自太平天国到解放多灾多难，居民结构变化很大，对于一般老百姓，尤其外来的人，地名的称呼，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并无那么多的说头。即使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城南有很多地方还是水塘成片，河沟成网，荒丘坟岗，田地菜园，并无后来的密集街巷。更别说城北。回想儿时听到的很多传说多为附会之说。

南京的“堂子巷”地名的由来真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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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桥”地名由来

从史料看, 那里多桥（门楼桥，钱厂桥，娃娃桥，兴隆桥， 昇平桥），祠庙（曾忠襄祠，刘介勇祠，龙王庙，斗姆宫），（图02）

曾为兵营，军备。我见过一法国传教士对“天京陷落”后金陵城的描述：一城无街市，十巷无好屋，百街无整房，千户无人烟，万人无百姓（都是军人）。正因如此，我觉得后来的很多地名多为“城市发展”后的产物。从清末南京地图看：很多地方都和“淮军”（或“湘军”）有关。至于卢妃巷（朱元璋皇帝的第九个嫔妃卢氏曾居住在这里而得名。）， 闺奁营， 火瓦巷等街巷名可能从原地名的谐音转换而来或附会杜撰的。比如“闺奁营”（据传卢妃进宫时，她的金银细软闺中妆奁，摆满了整整一条巷子，因此得名。），我曾见过叫“魁连营”，清汉军中以“营”为伍，以营官名做统领营名，如“X字营”，当某“营”又增添“新营”，称“X连营”。而“火瓦”“娃娃”可能与“河洼”有关，可能由俗名的谐音转化而来的。有人认为“火瓦巷”与“瓦窑”有关。那一带地势低洼，无土可取，怎能有窑？清朝到民国南京民用砖瓦多来自“神策门外。”一带。（图03、04、05）

银作坊, 铁作坊，颜料坊，坊坊通三坊巷。

明南京建都多工坊, 历经战火洗劫, 不仅作坊无存, 工场无迹, 有的连地名在老城改造中也彻底消失了。

前些日子看到一位老者提到一幅老南京传说中求下联的上联 : 金作坊,银作坊,铜作坊,都在三坊巷。

这个故事我小时候也曾听说过，由于我住的地方离铜作坊不远，这几个地名也熟悉，可从未听说三坊巷有 “金作坊”的巷名。

记得建国初期，我在昇州路的卫斯理堂上小学，听老师解释：历史上南京可能有这个地名，也许改朝换代重建时换掉了名字。

不过，他提到的另一个上联我记得更符合当时的情况：银作坊, 铁作坊，颜料坊，坊坊通三坊巷。

三坊巷地名源于在四圣堂口的贞节牌坊，牵牛巷口的孝子牌坊，张都堂巷口的忠义牌坊。(见附图)

一条巷子里包含了中国传统中社会推崇的“忠义”，“孝廉”，“贞洁”道德观念。

这幅上联表达的含义是：行业无高低贵贱，仝人循礼义廉耻。

不过从严格规范的出联规则看，这上联中的“颜料-坊”和“铜-作坊 ”在词组搭配上还欠火候。

(对联中提到的街巷名今已不存在)

 从南京方言“旁舌儿”说下去

南京方言中有个说法“旁舌儿”，这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乱传闲话”，“嚼舌头根子”。其实，细究这个词的由来还挺有意思。

“旁舌儿”是民俗学中社会警世，善劝，德育功能的体现。

“旁舌儿”源于“盘舌儿”。“盘舌儿”的意思通俗一点讲就是“大舌头”，是一种生理缺陷。

每个人的舌头下面都有一根“舌下筋”，它的作用是控制舌头的伸出，缩进，舌尖的左右活动，舌面上卷的程度。任何发音都和舌头在口腔里的位置有关，因此舌头是否活动正常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发音。

这根“舌下筋”每个人出生时都不一样，有的人出生时这根筋天生略长，视筋的长短和厚薄程度，导致的结果不一样：说话晚，出语慢，声走音，语变调。凡是有“盘舌儿”的人，即使再轻微都会在发卷舌音，阻音，齿音，鼻腔音上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和走音，语速一快必然吃音，走调。这种生理毛病因对生活无大碍一般会被人会忽略，特别是今天应该引起年经家长的注意。

这些年因职业的性质，多年参与机关外事人员招聘选拔和高考学生的外语口试，其中因“盘舌儿”而被刷下来的人不在少数，看到许多很优秀的人被拒在“期盼职业”的门外，感到很可惜，惋惜之余更觉得这是社会和家长的责任：不可为而为之。对有这样“缺陷”的孩子一开始就不要选择靠嘴说话的“职业”，即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把这样的孩子弄进了大学，毕业择业用人单位这道关不是太好糊弄的。

这些年，年轻人中“盘舌儿”的人有增多的现象。

有一次和传媒大学一位搞播音教学的老师聊天，我提到央视台有个别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发音实在不敢恭维。他也哀叹在今天的考生中选择到一位“口齿清晰，发音精准”的学生太难，淘汰率和二十年前相比要高出几十倍，“百里挑一”都很难。

我也和法国搞语音学的专家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位语音学家接触中国学生有几十年，也感到现在很多中国学生说法语，语调把控的很地道，但“吃音”现象比较严重，这种过度的“省音”现象，已经影响到语言的理解。我对这种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语音学家听了也感到奇怪，视乎很少听说是归结到“盘舌儿”的原因。后来这位语音学家请声学专家做了取样测试调查，通过对测试者各人发声声波，频率，波长和发音用力程度与常数值比对发现了其中的差异。

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当中“盘舌儿”的人有增长的趋势？这和现代人的观念改变有关。

我插队时，农村实现赤脚医生制，妇女生孩子多由“赤脚医生”担任。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男的，找他接生的妇女很少，而邻队的“赤脚医生”是女的，开始都请她接生，后来她自己生的孩子就是一个“盘舌儿”，村里人一盘点，经她接生的孩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大舌头”。而经男“赤脚医生”接生的孩子虽然少，个个说话早，口齿伶俐，发音清亮，“真是唱戏的好胚子”。那时科学没那么普及，村里人只看结果，农村人都知道：“大舌头”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连娶媳妇都难。后来我知道了这位男医生的婶儿就是“老式”的接生婆，把“秘籍”传给了侄儿：婴儿一出生，就剪上一刀，万无一失。（有道理：剪刀事先都会用烈酒消毒，剪舌筋引起疼痛会诱发婴儿哭啼，而这声哭啼预示着孩子平安降生，也是亲属期盼的哭声，这种哭声越响家长越喜欢。即使孩子嘴里流点血，接生婆也会容易解释糊弄过去，孩子的这点伤口依靠来自母体的和母乳的抵抗力一二天就会痊愈。不会带来任何不良后果。）

“剪舌筋”这个古老的习俗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它是确保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手段。而这个习俗和“母亲”的爱子心理相悖。民俗学中就会动用社会心理学让个人心理就范：让个体离开社会人群。于是“盘舌儿”变成的“旁舌儿”，这个“旁舌儿”不再是“生理毛病”，已是“道德”范畴：谁愿意和“旁舌儿”的人在一起，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这就是民俗意义上的社会警世和规劝功能。

随着都市文明生活的出现，“剪舌筋”当作“陋习”被否定掉了。的确有很多孩子并没有“挨这一刀”说话照样口齿伶俐；同时也有很多的孩子没有“挨这一刀”，说话比别的孩子“晚”。准确地讲：可能引起孩子说话晚的原因之一。这个“晚”有两层含义：一是多音节发声比一般的婴儿晚，二是和同年的孩子语言交流的滞后。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表达费解，这种“与众不同”很容易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改变孩子的性格，在这种“不健康”心理的作用下，发展严重就会导致自闭，抑郁，暴躁，过激…… 近十几年来这种现象在我见到的学生中屡见不鲜。（全国统考的口试在这方面形同虚设）

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知道了“不挨一刀”的危害性，有的大医院已经设立专门的医生从事这种手术，一位熟练的大夫不用二秒钟就完成这一刀。

什么时候“剪舌筋”？还是请教医生。

我的意见：既然没听说“剪舌筋”有什么害处。最好是“剪”，尽早“剪”。

一点建议：不要把这一刀交给接生的大夫，他们不是过去的“接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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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南京“飞来剪”的传说和作用真是五花八门，还有“专业人士”认为是“太平天国”的遗物。

前不久我在看一本《中国的十字和卍字》（La croix et Swastika en Chine）（1893年），有法国传教士 L.Gaillard 撰写。书中对南京的飞来剪有专门的章节。

书中提到南京有两个飞来剪，一个是人们熟悉位于灵谷寺宝志公塔附近的。另一个就是“沉睡在冶城北坡下荒坟野地中”的“飞来剪”（这里引用的是书中叙述。冶城就是“朝天宫”。可能就是后来几经辗转，落脚到南京博物院的那个“飞来剪”）。

关于“冶城”飞来剪，传教士发现孔内有“铅浇注过的痕迹” （见到的时间应该在1886年之前），加之那里附近历史上曾有“罗睺寺”“罗寺铁塔”（南京“螺丝拐弯”地名的误用）从而使他联想到“稳定铁塔塔体的基座”的功能。
关于“飞来剪”的功能和作用，作者依据中国的文化提出：魇胜镇物，起稳定用的基座。其它说法可能借用岳阳铁枷的传闻，无实际可信价值。特别否定“可能用于经常移动的工具”。（这是对“起重”作用的否定。）

这位传教士之所以研究“南京的飞来剪”就是因为后来看到在1886年《天主教传教》年鉴书上“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古铁十字架的文章”（La croix honorée dans une pagode），文章提到“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孙吴时期”的观点（这个观点被韩国人引用写进一本“简史”后，译成中文，正被有关人广泛使用。）。而这位传教士，对那个江西庐陵的“飞来剪”非常感兴趣，做了调查，发现很多疑点和不实之处，特别对“剪”上的“赤乌”字样和那副对联进行核实，原来都是“查无实据”。不过据委托人去江西调查后的结果，更像是岳阳楼的“铁枷”（但尺寸不一样）。
1900年之后有的传教士夸大了“江西庐陵铁十字”的传闻，并以反基督教的人“毁掉”为名，使得当时人“查无实据”的杜撰，反而变成了“可能的历史”。

（有关否定“庐陵铁十字”的文字太长，略。）

看到现在有关报道，没有核实的内容太多：

南京到底有几个“飞来剪”，从网上查还有一个在大报恩寺。该传教士曾多次去金陵机器制造局（Arsenal），如果那里有，传教士应该会知道，文中没有提到南京有第三个“飞来剪”。

灵谷寺的“飞来剪”上是否有“吴天金”的字样，未见实物。

现“南京博物院”的飞来剪的孔中是否有“铅铸”的痕迹。未能验证。

再补充一句，这位传教士在发现冶山“飞来剪”（1886年之前）后，不几个月，一位中国教士老先生告诉他：灵谷寺还有一个“飞来剪”，他小时候就知道，也问过自己的爷爷，回答：早就在那里了。他爷爷见到的时候，太平军还没来南京（1850年-1865年）。

图1 南京冶城“飞来剪”。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个X型器物长2.2米，中间宽0.45米，两端宽0.88米。高或厚中间为0.30米，分枝部均为0.24米。枝端到叉底的长为0.69米。在器物的中段，有两条突出的平行轨，两轨间宽0.24米，轨宽0.03米，轨高0.03米。两轨外侧各有一个贯穿的，直径为0.09米的洞。洞内明显可见浇注进去的铅。

（对不起，这是在网上搜来的，实在没找到合适的）

图2 南京灵谷寺“飞来剪”

这个X型器物长1.58米，中间宽o.45米，两端宽0.78米。高或厚中间为0.30米，分枝部厚均为0.23米。枝端到叉底的长为0.45米。在器物的中段，有两条突出的平行轨，轨间宽0.25 米，两轨外侧各有一个贯穿的，直径为0.09米的洞。

图 3 传说中的江西吉安庐陵铁十字

目前关于飞来剪是“起重工具”的、可以形象表现的说法，主要有甘熙的桔槔原理, 和”中山陵景区的文保专家刘维才”描述的方法。下面我就此作个解释:

南京清末名士甘熙认为的“飞来剪”可能是类似古代“桔槔”原理的起重工具，我查看到的今天有关南京“飞来剪”是“起重工具说”源头都来自甘熙《白下琐言》的解释。（我查阅有关报恩寺“飞来剪”也是来自甘熙的这本书。）

这位法国传教士L.Gaillard（已知1886年之前已在南京）离甘熙（（1787～1853）生活的年代不远，他可能收集到“起重工具说”，也可能看到甘熙的论述。因为，在传教士论述中一次次地强调：不能以文人的文学作品作为考证的依据。首先对传闻中“吴天金”也是甘熙诗中提到的，传教士在看到灵谷寺“飞来剪”时，特别注意是否有文字痕迹，结果无任何“字样的纹路”。（传教士对“庐陵铁十字有'赤乌’字样，也持怀疑，因无人亲眼见到，他推想也是来自甘熙的诗句（或言赤乌年））（L.Gaillard 想在南京寻找第三只“飞来剪”却无果。他提到 “大报恩寺巨型塔刹可见”实际委婉地否定了第三只“飞来剪”的存在。）

他认为“桔槔“解释不可接受的。而否定“可能用于经常移动的工具”。他根据当时中国建筑起重大型物件时所用的方法，如悬挂大型佛钟，吊装天坛殿顶的“鎏金宝珠”，石桥桥拱的大型构件，包括在建造圆明园西洋楼把十几吨重石块吊装到二十多米的高度（有参与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的法国传教士回忆专著），根据中国工匠的聪明才智，都不会使用像“飞来剪”那种“起重设备”，也绝不需要“用如此笨重，极不方便移动”的“坠体”。稍微有一点“物理知识”，“考虑到杠杆，支点，受力间距，单位压强，都不会往'起重设备’方面考虑”。

如果是像“桔槔”的杠杆原理：在当时那个年代用什么作起重的杠杆，它的硬度和韧性是任何木头都无法取代的。另外对 “支点”的要求也很高，要能承受住“飞来剪”的重量，还能方便移动的“材料”找起来还挺不容易的。有人解释这两个孔是用来系绳子用的，这对绳子的质量要求太高：“得不偿失”。如用铁链拴，在运动过程的摩擦，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擦痕”。用木头也会留下摩擦的痕迹。 在南京的这两个“飞来剪”上都无类似“擦痕”。

 “中山陵景区的文保专家刘维才则认为，飞来剪就是吊车，当年用铁棍穿在剪上的洞中，将它竖起来，两边挂上建筑材料，上下运送。”（来自南京媒体报道）。 我看到这段描述马上想到此法可能是受手工压甘蔗汁机的启发。 飞来剪两洞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半米，对于直径只有0.09米，洞深0.23米的孔，能够塞进多粗多长的铁棍？这样的间距能运送什么重材料？又能运送多高？看看农村农民盖房子就知道：中国古代的工匠可能用这种“笨办法”往上搬东西吗？

我在文中提到传教士对“飞来剪”可能用途的假设之一：“稳定铁塔塔体基座”的功能。我理解这个“飞来剪”可能用来固定铁塔塔身和带有“燕尾凹槽”（可以把飞来剪镶嵌进去）石塔基（可以是大石块，也可以在岩石的地面上直接凿槽）之间的“结合体”。其中的“孔”用来与衔接物（如塔身）的“孔”“铆接”。为使“铆接”之间有“抵御风刮晃动”的功能，在放入“铆钉”后，四周灌入硬度较低的“铅”。（这也是有的铁塔屹立几百年，经历多次地震不倒的原因之一）

这种“双燕尾器”是固定的，一次性就地浇注后（用大炼钢铁时的小高炉就可以），放置到位即可。（目前发现的X型铁件的“枝间角度”都不一样， 孔的位置也不相同，铁的色泽和含量有差异，可以解释“不是同时同地为同一个非建筑功能铸造的”）其塔身都可以一节一节地现场浇注。槽对吻接后， 再上“铆”固定。这是古代建铁塔使用的一种方法。

由于这种形状的“飞来剪”在江西岳阳楼也有发现，但穿孔的位置不同，L.Gaillard在受到四川传教士提示的启发，而认为：岳阳楼X形铁件，可能是用于河岸无山岩而需建“索桥”的“固索”工具，他用“因江堤崩塌，河流改道，使得原本在岸边的X铁件'移’到了现在的位置”（中国有“镇水铁牛掉入水中数百年后，在其坠落点的上游找到的故事”）

所以L.Gaillard认为“飞来剪”可能是“起稳定用的基座”。

图1 作者就当时发现的X形铁件（包括只有图，不见实物的“十字”）图进行角度，枝长，腰宽进行对比

图2 岳阳楼前的“铁枷”

关于“飞来剪”可能是“古代大海船底舱中轴线上压舱用的铸铁地龙龙骨”，我觉得“地龙龙骨功能说”可能性不大。

当我们对一个历史遗物进行推断时，一定要基于那个时期的总体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工艺，“任何超越时空的设想只会禁锢思维，停滞在空乏的层面”。

假设南京的“飞来剪”是作“海船龙骨” ，那么这块重量在“吨”级的铁块必须要固定在船上，和船衔接成一个整体。有“飞来剪”年代，中国还没有“铁甲船”，这个生铁件必然要和木的“载体”接触，任何颠簸和晃动都会造成铁和木的摩擦，摩擦会使这种“固定”变成“松动”，一旦松动会出现更大的摩擦。在铁与木的摩擦中，受损的必然是木头，尽管那时的海船多行驶在“太平洋”，那也是“无风三尺浪”，只要是水上行必然会颠簸晃动，这么重的“飞来剪”只会是海上航行中的“潜在危害”。

古代造大船目的是装载更多的东西，如人，武器，辎重，货物等。当船上载重变轻，为了方便航行，“压舱”主要用石头，有时会把石头装在用竹子或藤蔓编制的一个个“石笼”里，便于搬运，放入舱底，堆码好再用绳索扎牢固定。到达目的地之后，就把石头扔掉。中国明朝到南洋做生意，回来时，有时没有大小合适的石头块，就用“砂砾袋”，后来发现南洋“硬木”是很好的“压舱”材料，从而发展了“明式家具”。再举个例子：清末中国和西洋的海上贸易增多，当一船船“洋枪洋炮”运到中国，卸完货物，就用石头压舱返回。后来发现中国江南人喜欢用一种“青石”铺地，石面细腻，硬度适中，加工方便，还能承受马车木轮铁箍的碾压。于是有的地方政府就指定“按规定尺寸定制的石块”可以抵“商业税”。船主既有了“压舱”还能“保利”。在今天法国的马赛老街区仍然能看到用“中国石”（一种微粉红，带深红石纹的石灰岩石）铺的路。

因此，我认为：古代人在航船上不会总要带着这么一个笨重的“铁家伙”跑来跑去，更不可能像“压舱”的东西，方便“舍”“得”的。否则要少装运多少东西。

中国古代航海大木船的龙骨能长达数十多丈，据史载：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长度长达“四十四丈”。其实承载整个海船“船体”龙骨只需二十来丈，而我们看到的“船身”是在“船体”上“适度外延”的结果。这种“外延”不仅解决了“长材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起了“如同走钢丝手中那根平衡杆的作用”，从十七世纪起，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古代各式航船用近代物理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并有专著。其实那根五六十米，直径超米的“龙骨”，那是用长短不一的“木方”通过“榫”，“插”，“斗”“粘”“贴”“胎”“箍”“栓”“楔”等“包接”（注）起来的。比如：故宫太和殿里的“金柱”，北京大钟寺悬吊大钟钟钮的那组方木……

（注：“包接”工艺包含了粗、细木匠，大、小棚匠，门、匾漆匠等工匠的特别工艺。叙述太长，略。）

有关南京飞来剪，请参阅《从南京灵谷寺的“飞来剪”说下去》

古代造船龙骨示意图

郑和宝船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