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大家肯定熟悉，词作者呢就是宋仁宗钦定“奉旨填词”的柳永柳三变。话说当年他的词火到什么程度，时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大意是水井之处都有人在唱他的词，如果放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广场舞。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柳永在杭州作了《望海潮·东南形胜》这首词，被时人所追捧。但在当时的杭州传唱，很可能用的不是官话。大家会质疑，这官话不就是现在的普通话，有谁唱歌不用普通话？其实也好理解，想想一千年前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官话在民间的推广只能靠自觉，传播的范围也就是汴京及其周边，再加上官员们出于政治需要而学习。当时杭州离京城这么远，绝大多数人不会官话是很正常的。柳词虽然流传广，不过在发音上真是五湖四海什么都有。但是时间往后推一百年，等到那时杭州人，所唱柳词一定用的是官话，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杭州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吴语太湖片有多大呢，大体包括浙江省北部，江苏省南部，上海，共67个县市，人口六千多万。那么杭州小片有多小呢，其所辖的10个区中，只有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这五个，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一两百万，只占太湖片人口的5%左右。  杭州小片是真的小 看这张地图，杭州小片四周包围着临绍吴语等小片区，似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孤岛。杭州十区中滨江、萧山、富阳属于临绍小片，余杭、临安则属于苕溪小片，古话常说“十里不同音”，在这里被完美地演绎。 杭州方言的历史杭州方言为什么单独成为吴语小片，第一大原因与杭州古都的称谓有关。没错，说的就是赵构。金军入侵后，他逃难到临安定都。大量的北方人也随之南迁，其中大多是携家带口的北方宗室、官僚士大夫、豪门商绅，还有驻扎临安城的禁军士兵也多是“北人”。而文人学士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就有“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之说。有史书记载从南宋建炎年间到绍兴年间，短短二三十年，流入临安的居民人口暴增，此中人口以当时开封籍为最。进入杭州定居的外籍人数早已超过了本籍，有学者推测当时本地户与外地户的比值甚或在一比八。  定都杭州的赵构 外籍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优势，且在政治上也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这些官绅与豪门迁徙到杭州后，使通常意义上讲的主客现象发生了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入主。他们的聚居地在杭州十个城门内，虽然临安四周都被其他说吴语的区域所包围，不过在城中却是官话的天下，因它有着权威的地位，从而把土著方言演变成了官话。这就是前文说的，柳三变的词一百年后在杭州用官话传唱的原因。 而与之相比，绍兴又是另外一个例证。绍兴当时是南宋皇室的陵寝所在，还是赵氏宗室的聚集地，外籍人口也超过了本籍。但此时绍兴既不是政治中心，又没有悬殊的人口比例，所以绍兴话没有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依旧保持着吴语原汁原味的本来面貌。 其他附近州县也类似绍兴的情况，唯独杭州话受官话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上产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相互融合了几百年。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在人数比例上的悬殊差距，如果不是在政治地位上有着特权的优势。现今的杭州话地理范围不会这么小，可能与周边的余杭话会非常接近。由此可见在南宋时期政治、人口的剧变对杭州的深远影响。也正是因宋室南渡，使官话与杭州方言演变与融合后，成为了一支带有北方官话色彩的吴语，也就是现在杭州话的由来。 到了清朝，杭州湖滨一带驻防着八旗营时间长达两百多年。民国初年八旗营解散，这其中五万多的官员、士兵与家属，都散入了普通百姓中。而这些旗营中人为了融入本地，也开始学习杭州话，而他们本身的北京官话又与杭州话发生了影响，如此互相渗透形成了现在杭州方言的特色。在地名上就有着满语的遗留，杭州有条街道叫作“河罕上”，从前的街名其实是“河岸上”，这明显是汉语发音。而“罕”字是满语的发音，意思是河沿或河边上。而这条街正是沿运河而建，当年这里是人声鼎沸，水运繁忙之处。 杭州话与吴语的异同徐志摩有一次在苏州演讲时说到“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当然这句名言，也从此演变了很多版本。虽说“下有苏杭”但两地话语的腔调则完全不同，如果苏州话是吴侬软语，杭州话确是实骨铁硬（读昂）。  徐志摩曾说“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 宋室南迁杭州后，城内人人讲“官话”，于是形成了杭州话在语音表达上多是文读，简单来说文读就是书面语，所谓的说话文绉绉就是这意思。白读是指早期本地固有的语音，同官话差别较大。直观感受如果用杭州话读书，基本不会出现文读音还是白读音的纠结。而吴语方言中，文白两读的字很多，杭州话却是例外，基本没有白读的方言，这是它一大特点。其中的演变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宋室南迁后，本地的白读音与官话有着很大的差异，逐渐被排斥。而文读音与北方官话相似则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后来几百年里就取代了白读。到了民国时有学者对杭州话做了调查，发现当地几无文白差异。就语音来讲，像家、花、街、交、间、江、等很多词汇，杭州话文读音和白读音都是一致的。而在其他的吴语小片区，依旧保持着文白读不同的特点。 杭州话与周边吴语相比，主要表现在词汇系统与普通话类似，例如在杭州话中人称代词用“我，你，他”表示，复数则加“们”这与普通话是一样的。但在上海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阿拉，㑚，伊拉” 。绍兴话里是“我，侬，伊”，复数是“捱，乃，野”。而杭州余杭区则是“我、尔、伊”，复数是“捱，乃，茄”。人称代词其实是语言学中最稳定的基本词汇，从这就可以看出杭州话的独特之处。所以要判断对方说的是不是杭州话，只要听他怎么说人称代词就可以了。在其他的很多词汇使用上，杭州话也与普通话是一致的。例如洗脸，在吴语中有用潮面，汰面的。女儿这个词会用囡，发音虽不同但用字一样。否定用语“不”，吴语更多的是勿或者勿格。杭州话的用词与周边吴语相比，官话色彩更浓厚。  部分日常用语之间的比较 一方面杭州话的很多吴语词汇被北方语所覆盖，另一方面周边吴语对杭州话形成的包围态势，又使得吴语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渗透。两者融合后组成了官话一半吴语一半的词汇。例如普通话脸这个词，周边吴语区多用面孔，杭州方言说脸孔，这明显是两者结合产物。新郎这个词，杭州话用新郎倌，也是受到新倌人这个吴语词汇的影响。 这其中对杭州影响比较大的是绍兴话。有一句老话，叫做杭州萝卜绍兴种。很多杭州人翻翻家谱，说不定三代前多有绍兴籍的老祖宗，究其原因是近代历史上的战乱所造成的。第一次是1861年，太平军围城两月，本地人死伤无数，造成了人口数量大减，急需填补，绍兴移民杭州就由此而来。第二次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经常对绍兴地区轰炸、扫荡，民众饱受战争之苦，为了躲避战乱就有不少人来到杭州讨生活。 正因此杭州话受到绍兴话的影响，也让某些文白读音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杭州话中的“说”字，老派发的是suo这个音，现在多用wuo音，这又与绍兴话一致。再比如大这词，杭州话中有固定读da的，大家，大衣。也有读do的，大块头（身体壮实的人），大脚髈（大腿）。还有两种读音都可以用的，大阿哥，大老板。而在绍兴话中大字则都发do音，这些就是鲜明的例证。 杭州话儿尾词很多朋友都知道杭州人喜欢用“儿”，且用处非常丰富，“儿”字加其他词根形成了一大批词语。这是和南宋“官话”融合演变而产生的一大特色，也是与周边吴语的差异之处，不过它跟北方话的用法有很大不同之处的。 在读法上，杭州话中的“儿”是一个独立音节，而北方话的“儿”却是依附在字根后发的卷舌音。比如“小孩儿”，那么杭州话是xiao hai er ，北方话是xiao hair，在这里“儿”发的是轻声。杭州话的“儿”是作为独立音节来使用，所以北方人听起来就显得很生硬，而周边吴语区又觉得它格格不入。就拿一江之隔的萧山来说，杭州说凳儿（凳子），萧山话就没有“儿”，只说“凳”。在词意上，北方话里的“儿”有虚化的，去掉缀词也不影响。杭州话有与此相同的，比如“老头儿”、“花儿”、“鱼儿”、“包儿”。也有与此不同的，如果你听杭州人说“他们在打打儿”，这表明他们开玩笑的成分居多。但如果说“他们在打”，那就是在打架。如果说孩子在哭，会联想到孩子被打哭了，骂哭了，受到什么伤害哭。但说孩子在“哭哭儿”，却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大体是孩子在耍赖皮。 往上追溯一千年，汉语“儿”的读音也是从“儿尾”向“儿化”发展。唐宋诗文中的“儿”字不论是本义还是儿缀词，都是独立音节的，并不像现在北方话的儿话音。由此可见，南宋的“儿”是独立的音节应无疑义。宋元时反映钱唐生活的笔记《梦梁录》《武林旧事》等史料，记录着很多那时杭州话的儿缀词。如笼儿、虾儿、香袋儿、八哥儿、饼儿、帽儿、碟儿、盆儿、罐儿、担儿、等词。这些迄今有几百年的词，仍在杭州人的口头上流传着，说明市井阶层杭州话的“儿”由来已久了。到了明代时白话小说的兴起，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记载着很多当时的市井百态，里面也有着大量的儿尾词。再对比南宋史料发现两者互有重复，且这些词在结构、语意方面大体一致，这可以推断出明时小说的儿缀词正是上承宋元，后续现代杭州方言。  南宋《斗茶图》反映的是市井文化 在历经变迁的岁月里，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受到南北两方既融合与又制约的演变中，杭州方言也几经微妙的变化。虽然杭州话在吴语中的确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却也是蕴含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分。他积淀在语言中的文化因子，就像是慢慢展开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在这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浮沉奔流。最后借用徐文长的妙联来作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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