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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文读音、白读音和旁读音

 新楚 2020-12-03
对各地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调查和记录由来已久,成果丰硕,但缺少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本文略谈文白异读现象的性质和特点,探讨文读音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可以与文读音、白读音并列的新概念“旁读音”。本文还以若干种方言为例,讨论旁读音的性质和特点。

壹 文白异读现象的几个特点

“文白异读”是汉语方言的普遍现象,文读音多用于读书或书面语,故又称读书音。例如1861年出版的教会罗马字上海土白本《论语》《大学》和《中庸》都是用文读音注音的(according to Shanghai reading sound),可见当年读书是用文读音的。白话音用于日常说话,故又称说话音。在闽南地区,文读音称为“孔子白”,白读音称为“解说”。

文白异读现象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文白异读现象是指同一个字有文读和白读两种读音。在同一种方言里,每一个字一般都有一个白读音,即本地原有的读音,只有少数字既有白读音,又有文读音。例如“大”在上海话里白读音是[du6],文读音是[da6]。一般认为白读音是本地原有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就读音的来源而言,白读音是内源音,即来自本方言内部的读音,文读音则是外源音,即不是来源于本方言的读音。文读音最初用于读书,后来也渗透到口语中的“文理词”,即较文的词汇。例如上海话“大学、大会、大概”中的“大”即用文读音[da6],“大门、大风、大碗”中的“大”则用白读音[du6]。故文读音并非仅仅用于读书,口语也用。表1是厦门话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应用实例,文读音用于文理词,白读音用于土白词。

表1  厦门话若干例字文读音和白读音与文理词和土白词匹配表

1.2

文白读是语音层次上的现象,用在不同词汇或场合的白读音和文读音在理性语义上是相同的,只是读音不同、风格也不同而已。如果两音所表示的语义不同,即不构成文白异读。例如温州方言的“毒”字有两音两义:[dɣu8],名词,毒物;[dau6],动词,用毒药毒死。此类“声调别义”现象普遍见于各地方言。例如在各地吴语里“易”字普遍有语义不同的舒促两音。舒声的“易”义为“容易”,是形容词;促声的“易”义为“交易”,是动词性的。“数”也有两音两义,如温州方言:[su5]名词,数目;动词,点数。这些都不属文白异读。有“声调别义”的字,在《切韵》里,往往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读音,例如:“数”有“所矩切”和“色句切”两个反切;“易”有“以豉切”和“羊益切”两个反切。“声调别义”也见于古汉语和现代普通话,不是方言的特点,与方言的“文白异读”无关。

1.3

训读音的性质与白读音不同,不宜与文读音匹配构成文白异读。用汉字记录方言词,有时不用这个词的本字或原字,而借用一个同义字或近义字来记录,这个被借用的字即是训读字,这个字的读音仍按本字或原字的读音读,称为训读音。如闽南方言借用“帆”字记录“篷”这个词。“篷”字即是原字,“帆”字即是训读字,其读音仍按原字读作[ph1],不按“帆”的本音读作[huan2],[ph1]即是训读音。训读字的特点是皆有原字或本字与之对应,[ph1]与原字“篷”相对应。“帆”和“篷”是两个不同的字,虽然有两个不同的读音,但不像文白异读那样是一个字的两个音,故不能构成文白异读。又如梅县客家话“蚀”字训读音[sat8],原字是“折”,与“蚀”的读音[sət7]并不能构成文白异读。有的方言学著作把训读音当作白读音,视为文白异读现象,显然是不妥的。

1.4

有文白异读的字在不同方言的常用字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如在闽南话里几乎占一半,据李如龙的统计,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字有1409个(李如龙 1962);在吴语里只占不到十分之一,据叶祥苓的统计,苏州话里文白异读字有219个(叶祥苓 1988)。

1.5

有的方言白读音和文读音的语音系统不同,文读系统用于读书。例如江苏丹阳方言,並定群等全浊声母平声字有文白两种读音,文读音近官话,白读音近周边吴语。“丹阳方言处在吴语和江淮官话的交界,读书音接近江淮官话,说话音接近吴语,文白异读的字多。读书音有四个字调,分别相当于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连读多变调。”(吕叔湘 1980)更有甚者,有的方言的文读音系统用于与外地人通话,例如浙江的金华方言,文白异读字数量比周边吴语多得多,“梅、三、安、多、瓜、千”等字都有文白两种读法。

1.6

文白异读是有对应规律的。除了个别字以外,哪些字有文白异读,是有规律可循的。厦门话的文白对应规律有194条之多(李如龙 1962),苏州话也有9条(叶祥苓 1988)。以下举例用上海话。

①*见母开口二等声母文读为[tɕ];白读为[k]:

家[tɕia1/ka1]:家庭、家长;人家、百家姓

交[tɕiɔ1/kɔ1]:交通、交际;交代、交白卷

②*见系合口三等韵母文读为[ue]韵;白读为[y]韵:

贵[kue5/tɕy5]:宝贵、贵宾;价钱忒贵

围[ɦue6/ɦy6]:包围、围棋;围巾、围身围裙

③非、奉、微三母合口声母文读为唇齿音;白读为双唇音:

问[vəŋ6/məŋ6]:问答、学问;问路、问问题

闻[vəŋ6/məŋ6]:新闻、闻一多;闻闻搿朵花

肥[vi6/bi6]:肥料、减肥;肥皂

④日母(除止摄外)开口三等字声母文读为[z];白读为舌面鼻音:

人[zəŋ6/]:人才、人事;人家、乡下人

日[zəʔ8/]:日记、日历;日脚、日里向

⑤*日母(止摄)开口三等字声母文读为零声母;白读为舌面鼻音:

:儿童、小儿科;儿子

:中耳炎;耳朵

⑥*梗摄开口二等韵母文读音为[əŋ];白读音为

:生命、书生;生日、生意

:斗争、争鸣;争争吵

⑦歌韵开口一等韵母文读为[u];白读为[a]:

拖[thu1/tha1]:拖拉机、拖地板;拖鼻涕

多[tu1/ta1]:多少、忒多;多碗饭

⑧鱼韵见系韵母文读为[y];白读为低元音[a]或[E]:

锯[tɕy5/ga6]:锯子;锯板

许[ɕy5/hE5]:允许;辣许、许头

虚[ɕy1/hE1]:空虚;五虚六肿

⑨常用特字:

大,文读为[da6]:大学、大家、大队、大哥

白读为[du6]:大门、大碗、大米、大房间

去,文读为[tɕhy5]:去年

白读为[tɕhi5]:到北京去

1.7

各地文白异读的规律不甚相同。如1.6所列①②⑤⑥条(左边带星号者)在南部温州方言无文读音。温州方言有186个字有文白异读,见表2,其中有122个字(右上角带星号者)在苏州方言无文白异读。

表2  吴语温州方言有文白异读的字

1.8
文白异读反映字音产生的历史层次不同。方言中的文读音借自官话,较晚近,白读音是本地音,较古老。如温州方言,“拖”字(歌韵透母)白读是[tha1],韵母读[a],与中古音相符,用于“鞋拖、拖田耕田”等;文读是,韵母读,与近代音相近,用于“拖拉机、地拖拖把'等。


贰 文读音形成的主要原因

汉语的方言纷繁歧异,书面语却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文化重心是在官话区,书面语也向来是以官话为标准的。

太学是汉代最高教育机构,始于汉武帝。太学置博士弟子,汉元帝时多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多达万余人。此后历代皆有太学制度,后代又称“国子监”,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授课往往采取大课方式,听课人数不等,最多者可达千人,也有小课堂教学。学习期限最多要七年。太学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是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充任地方官吏。学生的方言母语不同,老师授课使用何种方言没有文献记载,最大的可能是使用当时的“雅言”。回到家乡的博士子弟应该就是把最早的文读音带到各地的人。

文读音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时代产生的科举制度。文读音历代长盛不衰,现代愈益发展,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则是各地方言中的文读音更加接近北方话,而北方话向来是民族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

唐代创设新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公开竞选的才智考试制度,它比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都要更公平合理,也给一般百姓以更多的机会。科举制度起初只考策论或训诂,即国家政策的理论问题或古代经籍的训释。这两种考试内容往往雷同,答卷常常流于空泛,难以考出才智的高低,所以后来改为偏重诗赋(钱穆 1993)。而押韵和平仄的准确与否是评判考卷的重要标准。“最早期的北宋进士考试遵照唐制。晚唐对诗赋的格律要求比较严格,落韵的答案一律不及格。”(平田昌司 2016)

诗赋讲究平仄,有种种韵律限制,因此读书人普遍重视字音。诗赋的音韵标准是《切韵》音系,而字音的规范自然是帝都所在的中原音或北方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文读音因而在各地方言里越来越发达。各地文读音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大多得益于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事业,即由教师传承,然后进入民间。汉唐两代国家的公立学校极盛,宋元明清则盛行私立的书院制度,还有大量遍布城镇和乡间的私塾,而教师中有一大部分是科举考试的落选者。

太学是官办的,古代的书院则多是民办的。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初。宋代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清代书院达二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几乎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各地书院的教学语言未必是标准的官话,因为教师的籍贯五花八门,但是即使是用方言教课,也应该是尽量使用文理词和读书音(即文读音)教学的。

近代在各地流行的地方戏,例如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其语言特点之一是书面语化,即多采用文理词和文读音,例如越剧的官白“遇文白异读时,文读和白读可以互换的,舍白读而取文读。如‘未’取[v]声母,而舍[m]声母;‘人’取[z]声母,而舍声母。在现代越剧舞台,这是主流。”(黄玮2006)在旧时代听戏是一般民众主要的休闲活动,地方戏对文读音在民间的传布显然也能起不小作用。

至于当代铺天盖地的普通话媒介,更是大大促使方言产生大量新的文读音。


叁 旁读音


3.1

下面谈谈“旁读音”的概念

外源音除了有来自标准语的文读音之外,还有来自外地方言的“旁读音”。旁读音大多来自当地的权威方言。例如温州话的“卸”有两读:[sei5/ɕia5],后一音来自上海话。

“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例如上海郊区金山话,本来没有舌面的[ʑ]声母,近年来因与上海市区话频繁接触,产生新的[ʑ]声母,“徐邪象情习谢”等邪母字和从母的“嚼”本来读[z]声母,今新派皆读[ʑ]声母。

旁读音不符合本地语音演变规律,例如温州话麻韵开口三等(章组)按规律应读[ei],但“卸”的韵母又读[ia]。

“旁读音”这个概念或术语可以与文读音和白读音并列,成为汉语方言字音三足鼎立的三个层次。这个概念对于方言历史层次和方言接触研究都是很有用的。

3.2

旁读音个案分析

(一)杭州话的旁读音。老派杭州话字音没有文白异读现象,只有极少数所谓白读音是例外。但近年来由于大量周边吴语区民众移居杭州,一般吴语的白读音也输入杭州话,例如:戒ka5丨江kaŋ1。对于杭州话来说,这两个新的字音即是旁读音。

老派杭州话罕见文白异读现象,例如“晚米、晚稻”的“晚”字读。这是白读音,文读音是,如“晚上、晚娘后母”的“晚”。因为杭州城里人不种庄稼,这个白读音显然是从种植稻米说吴语的乡下人那儿学来的。“豇豆”的“豇”读[kaŋ1],也来自乡下。在一般吴语里,普遍有200个左右的字有文白异读现象。例如见系二等字,如“假、江、界、街”等,太湖片吴语普遍有文白异读,但杭州话只有颚化这一种读法。古日、微二母字,如“闻、问、耳”等,各地吴语普遍有文白异读,但杭州话也只有一种读音。

赵元任(1928:83)指出:“别处有文白两读的字(家、问、交、江、樱、角、甲,耳等等),在杭州大都一律取文派的音,白话中取白派音的字甚少。”又说:“杭州人说话颇有点像常州人读国语白话文。”他在书中声母表和韵母表上详列各地吴语的文白读字音,杭州话无一字有文白异读情况,即各字都只有一个文读音。例如梗摄二等字“硬、杏、争、孟”,杭州话都只有一读,赵元任特别说明文白读同音(赵元任1928:83)。

杭州近年来产生的“白读音”,据赵庸(2006)调查,至少有68个,应是来自周边吴语,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白读音。特别是1958年起,因招收大批农民进城做工,市区总人口由1949年的62.48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88.44万人,增长41.55%。这些农民即来自周边吴语区。改革开放以来,外来人口大增,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周边吴语区。其它吴语的使用者与杭州人的交流日益频繁,也加强了其它吴语对杭州话异读现象的影响。见表3。

表3  杭州话里的旁读音与邻近吴语白读音比较

(二)温州话的旁读音。温州话麻韵开口三等(除见系外)原读[ei],没有例外,今“车”又读[o]韵,“卸”又读[ia]韵。[o]和[ia]即是来自上海的旁读音。“车”的[tso1]的读法仅用于从上海输入的新事物“汽车、脚踏车、裁缝车缝纫车”等,原有的“车”,如水车、徛车儿童车等,读[tshei1]。“卸”字原读[sei5],后因上海至温州的海轮航线开通后,上海来的水手卸货时,带来“卸”的上海音[ɕia5],从而“卸”字有了新的读音。见表4和表5。

表4  温州话麻开三精组的音变规律及“车”字的旁读音

表5  温州话麻开三章组的音变规律及“卸”字的旁读音

(三)上海话的旁读音。上海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第一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20年代;第二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三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第四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上海话里的旁读音大多是在第三期定型的。例如桓韵(合口一等见组)读[uø];桓韵(合口一等帮组)读[ø];覃韵(开口一等泥母)读[e]。见表6。

表6  上海话里来自苏州话的旁读音

另有些特点则是苏南和浙北两地共同影响的结果,例如古晓母(灰韵)原读[f],苏南和浙北许多地点读,上海音也变读[h]。又如缩气塞音声母[ɓ、ɗ]变为普通的塞音声母[p、t]。再如入声韵,老上海话原有[yøʔ]和苏州话或宁波话的[yœʔ]相对应。此韵在现代上海话里变为[yəʔ],见于“血、缺、月”等字。遇摄合口三等,如“书”字,老派松江话和老派上海话原读[y],苏南和浙北许多地点读,如宝山、嘉定(以上两地旧属江苏省)、湖州、长兴、安吉、余杭、萧山、嵊县、新昌等。上海话从第三期开始读

(四)北京话的旁读音。北京话(普通话)里有一个来自上海话和广东话的旁读音,即[kha]。现代汉语有许多外来词最初是通过上海话或广东话翻译的。如:卡片(card) | 卡车(car) | 卡通(cartoon) | 卡宾枪(英文 carbine) | 卡路里(法文 calorie) | 咖啡(coffee) | 咔叽(khaki,中文又写作“卡其”,纺织品)。普通话不但吸收了这些外来词,同时吸收了上海话和广东话的一个音节[kha]。普通话本来没有[kha]这个音节,“哨卡”和“卡住喉咙”的“卡”字原读普通话从此多一个音节。这是语言接触改变一种语言音系结构的实例。见表7。

表7 北京话的一个旁读音

“卡片、卡车”等外来词最初是从上海话翻译的。“咖啡”和“咔叽”这两个外来词最初是从广州话翻译的。“咖啡”的早期写法是“架啡”,见于《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广东方言字常在通用汉字左边加“口”,也用这类字来翻译英文,例如“噠、啤酒、啡、菓、哔叽、佛囒仁、罢囒地酒、荷囒、咪唎加国、咭唎国、佛囒哂国”。上海来源的外来词没有“口”字偏旁的特点。

北京话里另一个旁读音是“搞”的读音。“搞”字不见于《广韵》,其本字应是开口二等巧韵见母的“搅”。搅字见于《广韵》巧韵古巧切:“手动。《说文》:乱也。”本来只有“搅拌”义,北京话今音读,西南官话今音读。后来此字在西南官话里词义引申为“做、干(某事)”。北京话将此字音义一并引进,并新造了一个形声字“搞”。对北京话来说,就是“搅”的旁读音。

3.3

旁读音有几个特点

(一)旁读音来自外地方言。旁读音不是本地原有的读音,也不是来自标准语的读音,而是来自外地方言的读音。“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这里所谓“外地方言”一般都是当地的优势方言,例如在吴语区,上海话相对于温州话是优势方言。现代温州话“车”有两个读音[ei]和[o]。麻韵开口三等本地音原读[ei]韵,例如“水车、风车、车栾”等词中的“车”,都读[tshei1]。但是在“脚踏车、裁缝车、汽车”等词中的“车”,都读[tsho1]。[tsho1]这个字音来自上海话,因为这些新式的“车”都是从上海输入的。温州话里这个来自上海话的[tsho1]就是“旁读音”。

中心城市的方言相对于郊区、郊县或乡下的方言,是优势方言,郊区方言往往从城市方言借入旁读音。例如新派金山县(今称金山区)方言从上海市区方言借入旁读音声母[ʑ]。见表8。

表8  金山话旁读音[ʑ]声母字

(二)旁读音不符合本地方言语音演变规律。从本地语音演变的规律来看,旁读音是语音演变的例外字音。

在现代上海话里一字两读或多读特别多,除了文白异读外,共有220多个。一字两读或多读可能是历史层次不同,也可能是字音来历(一字有两个或多个反切)不同,本地本来就可能是两读或多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方言接触造成的,这些又读音自然不在本地方言音变规律之内。现在举两个例子,见表9。

表9  上海话不符合音变规律的旁读音举例

比较音韵地位相同的字就可以知道这些又读音不合音变规律。例如与“婿、宣”两字音韵地位相同的字读音跟这两个字不同。又读音显然是外来的,从表9可知,“宣”字和“婿”字的又读音(斜线后面的读音)是旁读音。此类并非文白异读的又读音,在上海话同音字表里可以找出200来个。

(三)旁读音可能是个别字音,也可能是成系统的。各种方言中的旁读音,可能是个别零散的字音,但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形成系统的。例如现代上海话中来自苏州话的[ʑ]声母旁读音;杭州话中来自周边吴语的旁读音;厦门话里来自泉州话的旁读音。

老上海话的邪母和从母皆读[z],今部分字今读[ʑ],即来自苏州话,例如表10所列字音。

表10  上海话旁读音[ʑ]声母的系统性

桓韵合口一等见组字,老上海话韵母读[ue],今上海话读[uø],即来自苏州话;桓韵合口一等帮组字,老上海话韵母读[e],今上海话读[ø],即来自苏州话;覃韵开口一等泥母字,老上海话韵母读[e],今上海话读[ø],也来自苏州话。见表11。

表11  上海话桓韵和覃韵旁读音

杭州话里的旁读音对应于周边吴语的白读音,也有明显的系统性。例见前文表3。

闽语的厦门话受泉州话的影响甚深,据传教士闽语著作,老厦门话的日母字读[dz]。后受泉州话的影响,变读[d]或[l],如“日”[dzit→lit]。今厦门话日母一律读[l],系统性很强,例外很少,如:

热 liat8 | 惹lia3 | 儿 lia2 | 而 li2 | 二 li2 | 如 lu2 | 儒 lu2 | 乳 lu3 | 辱 liɔk8 | 入 lip8 | 褥 liɔk8 | 饶 liau2 | 扰 liau3 | 绕 liau3 | 柔 liu2 | 肉 liɔk8文读 | 染 liam3文读 | 然 liɛn2 | 燃 liɛn2 | 人 lin2文读 | 仁 lin2 | 忍 lim3文读 | 任 lim6 | 认lin6 | 韧 lim3文读 | 软 luan3文读 | 润 lun6 | 闰 lun6 | 瓤 liɔŋ6文读 | 让 liɔŋ6文读 | 若 liɔk8文读 | 弱 liɔk8文读 | 仍 lɪŋ2。一个例外是“耳”

成系统的旁读音有可能反客为主,取而代之,成为主流。上海的[ʑ]声母和厦门的[l]声母都是如此。

3.4

有了旁读音这个概念,一般方言的字音就都应有三大层次,即文读音、白读音、旁读音。就来源来说,白读音是本地音,可称为“内源层”;文读音来自标准语,可称为“外源1层”;旁读音来自非标准语的外地方言,可称为“外源2层”。

表12  方言字音的三大层次

但是杭州话只有白读音和旁读音,据本文的思路,传统观念上杭州话的“文读音”实际上是“白读音”。杭州话里的所谓“白读音”,如“戒”[ka5],实际上是旁读音。“戒”原读[tɕiɛ5],即是白读音。杭州话只有白读音和旁读音,而无传统观念上的文读音。

广义的“外源层”还有可以包括底层(来自底层语言)和外语层。不过因为方言里的底层音(substratum)和外语音往往是零星的现象,是不成系统的,其重要性不可与旁读音相提并论,只有旁读音才能与文读音和白读音鼎足而立。况且方言里的底层音和外语音来自别的语言,不是方言之间互相接触的结果,可以另行讨论。

社会语言学上,还有所谓“傍层语言”(adstratum)。底层语言和上层语言在互相交融时或交融后,另有第三种语言对它产生影响。这第三种语言即为傍层语言,它可以没有民族学的前提,即在地理上并没有侵占过底层语言。这个概念是Edwin Bryant在研究吠陀语(Vedic,即后来的梵语Sanskrit)词汇输入达罗毗荼语(Dravidian)问题时提出来的。日语从西方语言输入大量外来词,西方语言对于日语来说就是傍层语言。汉语对于日语来说也是傍层语言,日语里的吴音、汉音和唐音对于日语来说,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旁读音”。


肆 结语

各地方言普遍有文白异读现象,白读音是本地原有的读音,文读音则来自标准语。文白异读是语音层次上的现象,文白只是读音不同,字义是相同的。文白异读在数量和字音分布上因方言不同而不同。就读音的来源而言,白读音是内源音,文读音是外源音。古代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文读音产生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外源音除了有来自标准语的文读音之外,还有来自外地方言的“旁读音”。“旁读音”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各种方言中的旁读音,可能是个别的字音,也可能是成系统的。旁读音来自别的方言,大都是本地区的强势方言,是通过方言口头接触形成的。笔者主张确立“旁读音”这个概念或术语,它与文读音和白读音并列,成为汉语方言字音三足鼎立的三大层次。“旁读音”对于方言接触、方言演变和历史层次研究都将是很有用的概念和术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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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龙 1962 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吕叔湘 1980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第2期

钱穆 1993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平田昌司 2016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福堂 1993 《汉语方音字汇》(修订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叶祥苓 1988 苏州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 2019 吴语“声调别义”的类别和特点,《辞书研究》第2期

赵庸 2006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赵元任 1928 《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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