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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的区别是什么？ 答：以《资治通鉴》和《史记》举例，前者是编年体，后者纪传体，但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下两点，尤其是第二点。 1、作者身份不同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史记》是史官编写的史书。 2、立意上的区别 司马迁编写《史记》当然也有自己的主观视角和取舍标准，但仍属于史书范畴。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资治”二字是重点。 二、《资治通鉴》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答：稳定。 三、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什么不同？举例说明。 答：1、以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形成“三家分晋”局面，而后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为例，来说明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什么不同。 2、在史学家这里——“三家分晋”的“事实”很重要，一纸任命的“名分”波澜不惊。 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所以，一些历史学家把“三家分晋”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3、但在政治家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事实”不重要，一纸任命的“名分”太要命。 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四、《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这个年份开始？ 答：1、《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下一篇有论证），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2、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全部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 《资治通鉴》的第一句话就是： 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三国分晋） 这是《资治通鉴》时间轴的上限，就是说，这部书写历史，是从“三家分晋”这件事情发生开始的。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而这个时间点，也基本上被认为是春秋与战国的分界。也基本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名存实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政治结束，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 其实这跟《史记》中的《六国年表》有出入，司马迁的《史记》把476或者475年这个时间点作为春秋和战国分界线。何以司马光要把另外的时间点作为春秋战国分界线，而这个时间点又选在这一年呢？当然，这件事很重要，重要的甚至可以用来划分时代，但司马光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做为显然额外另有深意。 之前的晋国其实就在魏、赵、韩三大家族的控制之下，国君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但在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也就是在这一年，就是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晋国的三位国务官（大夫）：其中魏斯担任魏国国君，赵籍担任赵国国君，韩虔担任韩国国君，晋国的广袤国土从此被三家瓜分殆尽，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其实，这三家早就占了大部分晋国土的，只是到这公元前403年这一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
（周天子的封拜仪式） 问题就出现在里，三家分晋国的土地可以，但周天子的分封是实质性的，三家由此有了“名分”，名正言顺地分晋了，“名分”这件事让司马光大发议论，就是紧接下来的第一自然段：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天子最重要的责任，莫过于遵守礼教，而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官位，官位中最重要的就是名分。什么是礼教？礼教就是纲纪。什么是官位，官位就是君主、臣民。什么是名分，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这些官爵在政府中的关系和位置。 显然这才是重点，司马光是守旧派的代表，他是坚决抵制改革的，他对变法改革，要做坚决的抵制，因此，他要借史说事，历史上周王朝连名义上的王朝也不存在的原因就起始于“三家分晋”，而发生这件事的原因是威烈王分封魏、赵、韩这件事，这件事，周王朝的前任帝五是没有做过的，是威烈王改变了礼，改变了分，改变了名。因此，以史为鉴，我们大宋也不能改革啊。
（王安石变法） 不过在宋英宗让他开始写书的两年之后就去世了，然后是激进的宋神宗继位，虽然宋神宗还让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继续写下去，并供应一切应有的条件，但宋神宗更喜欢（或者是崇拜）变法者王安石，因此，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大部分时间里，司马光都跟他的政敌王安石在做斗争，一部书写了十九年，写完时，司马光已经66岁了，政治生命随着在自然法则的无情之下基本走到尽头，尽管《资治通鉴》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1085年，宋神宗就去世了，王安石的变法也基本由此宣告失败。 但显然，写书的时间段内，司马光的情感基调全是对礼法、对名分，对“成法”的维护，他从骨子里反对变革。因此，司马光拿“三家分晋”这件事说事“起兴”就有的思想源头了。 如果司马光能活得久些，估计他还有可能为守旧派多做些事情，只是，当宋神宗死后，宋哲宗登基守旧派占主动后的第二年，1086年，司马光就精力耗光，终于死去了，他为守旧派做的事情就是以守旧派的思想（其中以“三家分晋”为开头也是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写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大书。 不过他也不是对守旧派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把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迫害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也算继续了他的政治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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